“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2012年12月6日，中紀委的案件查處通報，自此日起，開始由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佈於眾。

而李春城的落馬，也正武開啟了中共前所未有的反腐大幕。十八大之後，截至2014年5月，共有近30名副省級以上幹部落馬，其中包括兩名中央委員。

查處人數之多、官階之高、牽連之廣前所未有。

“辦案”似乎成為當前紀委工作的重心之一，並顯示出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中紀委究竟如何辦案”、“他們在秘密調查誰”之類的疑問和好奇，則成為這兩年來坊間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然而，作為中共中央最高反腐機構，中紀委“辦案”五步工作程式，受理、初步核實、立案、調查、移送審理，一直權威而神秘。

“情婦檢舉最主動”

“2012年在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調查案件中，線索來源於群眾舉報的占41.8%。”中紀委監察專員張少龍曾對媒體說。

“受理”各類違法違紀的舉報線索和材料，是中紀委“辦案”的第一步。

在諸多線索管道中，信訪舉報是發現腐敗問題線索的重要來源。和中紀委其他科室一樣，信訪室的編制也維持在30人左右。每天，除了接待信訪人員之外，信訪室還要從各大門戶以及中紀委網站的網上舉報中，篩選出有效資訊並完成初步核實的工作。

2013年9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首頁專門設立了信訪舉報專區，並在網絡舉報須知中注明，特別鼓勵實名舉報，對認定為實名舉報的，及時專人專簿登記，優先錄入電腦、優先辦理。

據統計，至今為止的8個月時間裏，該網站共收到檢舉控告類舉報74049件，是網站開通前8個月的近2.5倍。而201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95.0萬件(次)，總量比2012年增長49.2%。

不過，張少龍明確表示，中紀委信訪室並不會受理涉及個人的利益訴求和矛盾的舉報，比如征地拆遷，勞動爭議或者是經濟糾紛。

中紀委每天還會收到大量的舉報信。這些信件，不會直接轉到中紀委領導人，也不是最先由信訪室處理，而是和其他投遞到中紀委的信件一起，經過消毒，由監察綜合室分拆，如果有必要，再分發到中紀委其他科室，成為辦案線索。

省部級高官案件中，更多案發線索來自“窩案”被查官員相互之間的檢舉和揭發。

腐敗案通常是拔出蘿蔔帶出泥，一個案子可以延伸出多個“案中案”來。2006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案，即在查辦該局的局級幹部違紀違法問題時牽出。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幹以勝曾對媒體表示，紀委高度重視在查辦案件中發現的線索，特別是有關涉案人員交代的線索，對有關線索進行深挖細查，對“案中案”抓住不放。

“例如，你正在調查一個廳級幹部，涉及到另一個處級幹部；這個處級幹部又交代說他送禮送到另一個廳級幹部……如果是查辦一個省委常委的案子，那得牽連多少人？”一個東部省份的省級紀委官員說。

檢察系統一位高級別官員進一步表示，“案中案”中，還有另一種常見形式，由官員牽出商人，再由商人供出更多的官員。“同盟是很不可靠的，不管是官商之間的同盟還是上下屬之間的同盟，在裏面呆久了，誰都會想要爭取寬大。”

“當然，經驗表明，情婦也很不可靠。”他補充說。

據媒體報道稱，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被“雙規”前，有關部門收到了一張長達60分鐘的光盤，光盤的男主角正是劉志華，女主角被傳為劉的情婦，因要求未獲滿足，憤而舉報。

原吉林檢察院反貪局局長薑德志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經總結:“往往檢舉得最主動的是情人，揭發得最堅決的是小兄弟。”

相比舉報，更常規的旨在解決“中管幹部”監管盲點的，是中央巡視制度。中央巡視的重點是省級領導的貪腐問題。陳良宇案的爆發，即是在2005年中央第五巡視組結束巡視大約一年之後。該巡視組在與上海中層官員的約談中獲得線索，陳良宇也由此牽出。

在去年重獲重視之後，中央巡視制度正在成為高級別官員貪腐案線索最重要的來源。據中央紀委公佈的數據，僅去年的第一輪巡視中發現有價值的問題線索，就比過去增加5倍。而在去年兩輪中央巡視結束至今，20個巡視點被中紀委宣佈查處的中管幹部已達10人，占十八大後落馬省部級官員總數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

公檢法和審計機關自查後夠送到紀委的案件，也占到了紀委受理案件的五分之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審計機關雖然不是反腐敗的專職部門，但其在反腐敗方面的作用已經越來越突出。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等大案，皆在審計中扯出線索。 除了上述線索來源之外，中紀委獲取線索的管道，還包括中央領導的批示以及省級紀委上報的資訊。但這些管道，外界瞭解甚少。

封閉式辦案

按照流程，中紀委受理了各種管道的違紀線索後，應根據情況決定是否進行初步核實。如果發現舉報材料所涉及到的問題比較嚴重，則要進人初核程式，並寫出初步核實情況報告。

官員的級別不同，決定是否初核的機構也不同。根據新華社的報道，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的“初核”決定，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的，這也是最高規格的初核。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規定，黨員的違紀問題，實行分級立案。其中，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違紀須由中央紀委報請中央批准立案。

如前所述，陳良宇是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立案的，而中央政治局原委員薄熙來，也經歷了同樣的程式。

查處這些省部級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幹部(即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的重任交由中央紀檢監察室來完成。陳良宇案即由當時負責華東六省一市的第七監察室來具體辦案，分管第七監察室的中央紀委副書記牽頭。薄熙來案則由當時負責西南地區的第五監察室具體查辦。

在十八大之後，中紀委對機關的機構設置進行過兩次調整，將紀檢監察室從原來的8個增加到12個，較十八大以前增加了50％，此舉大大增強了辦案力量。

據中央紀委副書記陳文清透露，中紀委監察部直接從事紀檢業務的人員增加了100多人。“每個紀檢監察室均配備30名人員，設4個處。”這意味著中紀委的全部辦案人員總數達到了360人。

但這還遠遠無法滿足現實需求。

於是，全國的省級紀委承擔了向中紀委成立的專案組輸送辦案人員的重任。而出於回避考慮，異地調動紀委力量十分頻繁。

據中紀委內部人士介紹，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中紀委就組建了一個辦案人員庫，並一直由案件監督管理室加以維護更新－－今年三月，人員庫轉由新組建的中紀委組織部負責。這個辦案庫記載著各個地方紀委，紀檢機構的人員資料，當各紀檢監察室在案件中需要一些專業領域的人才時，可以從辦案庫篩選，抽調人力。

以當年的廈門遠華案為例，中紀委牽頭成立專案領導小組之後，大量的辦案人員從海關、公安、檢察、法院、稅務等相關部門抽調進駐廈門，辦案人員最高峰時達1000多人。

被借調過來的辦案人員在辦案期間，禁止與外界聯系。一位受訪人士曾試圖約他被借調到外省辦案的紀委朋友吃飯，“結果發現，我不能和他直接聯系，只能和他單位的主管領導取得聯系，得到的回復是，辦案期間不能出來吃飯。封閉式辦案，禁止與外界接觸，其他人無法知道他具體在哪里辦案以及在辦理誰的案件，保密性非常強。”

速查速決

雖然尚未進入嚴格的司法程式，但《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中也規定了案件調查的具體時限。一般情況下，案件調查的時限為3個月，必要時可延長1個月。案情重大或複雜的案件，在延長期內仍不能查結的，可報經立案機關批准後延長調查時間。

但在十八大之後，中紀委對辦案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對於發現的問題，堅持“快查快辦，進一步嚴格時限要求、縮短辦案週期，集中力量查清主要違紀事實，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

而為了確保紀委辦案的獨立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明確了“兩個為主”，即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中央紀委研究室撰文稱，在以往的習慣性程式中，不少地方紀委如果發現本地重大案件線索或者查辦重大腐敗案件，都必須先向同級黨委報告，在得到主要領導同意後才能進行初核或查處。這會導致一些腐敗大案要案，存在多年卻未能發現……有的地方長期存在團夥性腐敗活動……卻遲遲未能查處。

這些現象有望在紀委改革之後得到改善。

中紀委網站刊文舉例，2014年3月2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通報江西省副省長姚木根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當天，江西省委機關報《江西日報》仍在第二版發表了姚的署名文章。這反映當前反腐敗的一個新特點:幹淨俐落。不拖泥帶水。

“這意味著中紀委即使是把姚木根這樣的‘中管幹部’帶走了，也不需要跟你省委打招呼了，等控制了以後再告訴省委。”上述那位省級紀委官員說。

這也意味著紀委的權力更大了。為了實現自身的監督，中紀委在3月份的機構改革中新設了一個專門的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室，被稱為“紀委內部的紀委”。

之後不到兩個月，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中央紀委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相繼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足見中紀委響應中央“打鐵還需自身硬”要求之決心。

“沒見過堅持到最後也不說的”

“雙規”，這大概是中國官員最聞之色變的詞匯了。

所謂“雙規”即“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這是先於司法程式限制人身自由的黨內措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