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王主委熟讀國共關係尤其是談判史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歷史性地訪問台灣並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進行第二次「張王會」,讓王郁琦這位頗為年輕的部長級官員還是陸委會史上最年輕的主委,而且更是在這個風雲際會的大時代中,身負既是政務/行政官員也是政治「把關」重任者,「面上有光,走路有風」,春風得意馬蹄疾。這也難怪,這是繼他今年二月踏足大陸,並在昔日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大談「中華民國」之後,再次創下人生輝煌。實際上,到目前為止,除了辜振甫的「汪辜會談」之外,在台灣地區的政治公職官員中,還有誰能享受到此等殊榮?

基於台灣地區的政治體制,也是為了提高施政透明度,避免朝野各政黨批評「作業不透明」,王郁琦在完成接待張志軍任務後的首個工作日,就到「立法院」向王金平院長及朝野黨團進行報告說明。他既介紹了張志軍訪問台灣及他自己予以接待的全過程,也透露了「張王會」中所談及的敏感內容。他透露說,張志軍提到兩岸應該進行政治談判,但他卻對張志軍說,政治談判問題台灣社會內部沒有共識,時機並不成熟,在有一些議題上陸方應該要展示善意,例如國際空間問題,而不是在現階段就優先急迫的進行政治談判。 王郁琦還表示,在與張志軍的會面中完全沒有談到「習馬會」,最主要的原因是雙方立場在其他不同場合都有清楚表述,也覺得沒有必要再提出來。但他卻又提到自己日前曾說過「習馬會」只在「一念之間」,而其內涵則讓聽取報告者自行詮釋。

從這「一念之間」的表述中,可知王郁琦對自己在陸委會主委任內必須實現並辦好「習馬會」心情頗為焦急。這是因為,他的這個陸委會主委職務,是馬英九「賞賜」的;而一年多後馬英九就將屆滿卸任,不要說倘是民進黨再次實現「政黨輪替」,他這個國民黨員是否還有政務官做,尚未得知,即使是國民黨仍能實現持續執政,在「一朝天子一朝臣」之下,他也不一定能夠繼續坐穩陸委會主委這個位子。實際上,台灣地區的部長級官員變動之頻密,是世上罕見的,極為不利於施政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因此,在馬英九卸任之前推動實現「習馬會」,既是馬英九的最大心願,也是王郁琦的重大任務。

但是,王郁琦卻又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以「一念之差」的成語,來表達對推動實現「習馬會」的迫切及焦急心情;另一方面,他又卻說,目前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時機並不成熟。這是甚麼話?既然要實現「習馬會」,又說是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時機不成熟。在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多年後,實現兩岸最高領袖的歷史性會見,難道只是叫聲「哈羅」,握下手,敘敘家常,互送手信禮品,拍拍屁股就叫聲「拜拜」分手,而無需進行政治談判,以至是最起碼的政治對話嗎?至少也應該開列進行兩岸政治談判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吧?須知道,被視為台灣方面的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國家統一綱領》,在其制訂過程中,馬英九先生可是深度地介入了幕僚作業的。而現在作為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事務領域高度信賴的資深幕僚的王郁琦主委,不要因為陳水扁「凍結」《國統綱領》,馬英九沒有「解凍」《國統綱領》,就糟蹋馬英九當年瀝盡心血的政治智慧之作啊。何況,不要說是兩岸執政黨最高領袖的會面了,就說是在國民黨尚未恢復執政地位時,國共兩黨領袖的歷史會面中,胡錦濤與連戰不是有一個《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嗎?難道「習馬會」就不應該有一個比其更高層次的政治文件,從而避免馬英九在「習馬會」中自降身價?

王郁琦的「一念之差」所指,似乎是目前未能實現「習馬會」的責任,並非是由馬英九負起,因為馬英九已經為推動實現「習馬會」大做聲勢,多次以包括接受知名國際媒體專訪在內的各種方式,大談「習馬會」的必要性和急切性。相反,在習近平方面,卻是以一些「框框條條」來自我束縛,既不能在國際場合見面,也不能冠以抵觸「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公職頭銜,因而只要習近平能夠克服「一念之差」,就可實現「習馬會」了:習近平要體諒馬英九所處的處境,不像大陸是由中共一體化領導,真正實現「全黨(全國)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事情好辦,只要習近平一個當家人「想(念)」通了,下面就全面執行並全力以赴;而台灣地區則是不但有朝野之爭、政黨輪替,而且即使是在執政國民黨內,還有各種派系山頭,「各吹各的號」。在此情況下,只能是習近平破解「一念之差」,「移船就磡」,才能實現「習馬會」。

誠然,兩岸的政治制度及決策方式不同,王郁琦要推動實現「習馬會」,確實是受到各種內外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和桎梏。在體制內,馬英九並未向他授予太多權力,當然黨內也有不合作者,就連昨日領銜聽取他作報告說明的王院長,在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方面,也不是不作為?在體制外,有民進黨等在野黨的制肘,甚至使用種種粗暴手段予以杯葛阻擾。就以他今次陪同張志軍的過程,「獨派」勢力採取的暴力阻擾手段,真是觸目驚心。我們真的不忍心怪責王郁琦主委「能力不逮」或「未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但王主委無需灰心,可將眼光看遠一些,先行了解(當然熟知更好)國共兩黨關係史以及中共黨史,就可得知,即使是目前確實存在著許多困難,要實現「習馬會」也不會是不可能。事實上,在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之後,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過程中的種種公開或秘密接觸的歷史,從毛澤東與蔣介石公開的重慶談判,到潘漢年與陳果夫秘密的接觸……等,都是「不可能」變「可能」的典例。尤其不可忽略的是,習近平並不是從家門到學校門,從學校門到機關門的「三門官員」,更不是一般的技術官僚。他出身於政治鬥爭經驗極為豐富的政治家的家庭,兒童少年時代在中南海裡度過,而他的父親習仲勳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處理多少政務大事。按照當時中共高層的辦公模式,四合院裡的東西廂既是辦公室又是住家,開會、下屬匯報工作家人在旁或可聽到。另外,據汪東興、田家英等人的兒女的回憶錄所述,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在開會時,這些小娃有時也無意地「闖」進了會場。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來也會偷」,在耳濡目染下,當然也領略到這些政治家們的不少政治謀略。

因而誰知道,習近平在處理「習馬會」之類的事務上,是否也會像重慶談判時那樣,當蔣介石要求毛澤東將中共在長江以南的軍事武裝力量全部撤到長江以北,大開大闔的毛澤東竟然爽快地一口答應,反而得以集中兵力,並避免了原來長江以南比較單薄的游擊隊遭到強大國軍殲滅的命運?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成長的習近平,想必也學到了大開大闔的政治謀略。所謂「雀兒安知鴻鵠之志」,

不要一方面急於要實現「習馬會」,另一方面卻又說政治談判的時機未成熟了。其實,張志軍能踏足台灣,就已是政治對話的「初級階段」。這段歷史王主委也有份參與締造,請不要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