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昨日進行。據昨日深夜的初步核算結果，在五千四百四十八名合資格投票人中，有四千五百零五人投票，投票率為百分之八十二點二七。應當說，在昨日天氣酷熱，忽晴（烈日當空暴曬）忽雨的情況下，能有如此高的投票率，已超乎預先意料之外，更是挫敗了有「反對派」人士聲言的，要以各種手段設法降低投票率的圖謀。

實際上，雖然今次特首選委會選舉，是除十二名全國人大代表澳區代表是當然委員，十六名全國政協澳區委員的代表及二十二名澳門立法會議員的代表自行互選產生，及宗教界協商產生的六名委員之外，其餘七個界別三百四十四名個應選委員名額是首次實行全面選舉投票產生。盡管有工商金融界、文化界、專業界、社會服務界經過事先協商後提出與應選名額相符的候選人數而等額選舉，但也有教育界、體育界和勞工界是差額選舉，但差額率並不高。因而可能會有部分投票人認為，既然有部分界別是等額選舉，不用投票都已篤定當選，不缺我這一票，因而投票率將會偏低。而「反對派」正是捕捉著這種有可能的心理，以為只要預先放出將會在投票站門外「擺攤」的信息，就將會使懷有這種心理的投票人「知難卻步」，因而料想投票率不會太高，甚至設想將低於百分之五十。但昨日的較高投票率，使這個圖謀「破產」。

另外，廢票率也較低，比去年立法會選舉的間接選舉還要低一些。但毋庸諱言，在廢票率中，作為等額選舉的文化界、專業界偏高一些，或許是前往投票的投票人，對自己所在的法人團體，甚或所在的更細小界別沒有候選人，或候選人並不是自己所「鍾意」的人，而作出「無聲抗議」，尚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作為差額選舉的體育界的廢票率卻是「全場最高」，就有些「故事」在內，或可作為「深度報導」或「調查報導」的可「挖掘」資料。

投票率最高的是勞工界。一方面，可能是該界別是差額選舉，競爭激烈；另一方面，勞工界的法人團體大多是從屬於工聯總會，因而充分展現了傳統社團的高度動員性和服從性。實際上，這個界別的投票人是昨日最早就到投票站等候開門，行使自己的投票權的。這個現象不可忽視，可被視為是對月前發生的某些「民意躁動」的有力制衡。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出現差額選舉的幾個界別，被「刷下來」的候選人的得票數，與「吊車尾」當選者的得票數，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差距率達到十幾倍。相反，即使是「吊車尾」者，其得票數與排在最前面十名者的差距，也只不過是一倍多而已。由此可見，對於哪幾位候選人被「刷下」，這也是界別內協商的結果。這除了是該界別內有人不滿協商結果而自行徵集提名表而自行報名，遭到參與協商法人團體的「抵制」之外，也有可能是界別內刻意推出「候補」人員參選，經過這次實踐鍛煉及試探人氣後，下一次再視屆時的實際情況，將之納入「保險系數」名單。由此可見，澳門地區的協商政治，仍然具有強大的實力和生命力，並不因為月前發生了所謂的「光輝五月」，就被沖垮。

人民群眾開心之日，就是「反對派」不滿及沮喪之時。「反對派」團體及人士事先聲言的抗議活動，就像「四一六」那樣，原本以為將會有很多人參加，但後來卻發覺動員不足，連自己的活動通知也說是「人手不足」，因而更換了活動地點。由於參與人數不足，「反對派」也就呈現了「底氣」不足，因而不能像「光輝五月」那樣明智守序，反而是採取了疑似暴力的手段。實際上，管委會接獲了十八宗投訴，有投票人投訴被人「扯住」、「攔住」，甚至「阻止」進入投票站內，主要集中在塔石體育館和華士古達嘉馬花園附近的三個票站。選管會主席宋敏莉譴責有關行為，認為絕對妨礙投票人正常行使投票權，影響投票工作正常舉行，選管會將調查事件。儘管相關團體否認，但似乎是在「捉字蚤」，因為他們確實是沒有在黃格中作出此等行為，但這並不等於就沒有騷擾投票人，因為他們是雖然在黃格以外，但卻更接近投票站的台階上實施此行為。因此，選管會在兩個月後的特首選舉時，有必要針對此情況，作出新的部署。

本來，在所謂的「光輝五月」中，不少人對「有紋有路」的蘇嘉豪頗為好感。但不知是否如葡文報章所報導的，他將要競選「新澳門學社」理事長那樣，因而必須要與現任理事長「鬥激比搏」的關係，昨日表現得頗「激」，令到不少希望他能以自己在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到的專業知識，將「反對派」的活動引回到正軌，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暴力壓人的人們，感到失望。

或許蘇嘉豪是以台灣地區的政黨經驗，來比照澳門特區的政治團體的活動規律，以為當上了理事長，就可以象台灣地區的政黨主席那樣，操控下一次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權」，為自己的參選而「挪火煮食」。倘他真的是有此想法，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去年的立法會選舉，周庭希雖然就是理事長，卻連自己也爭取不了「排頭位」的權利，反而要「被迫出走」，類似是如同台灣地區的「脫黨參選」那樣，只不過是為了保存顏面而仍掛著團體的名義而已。由此可見，「鬥激比搏」，即使是在「新澳門學社」內部，也不見得就將會「收效」，蘇嘉豪又何必自毀形象。在兩個月後的特首選舉時，他應當吸取周庭希去年立法會選舉中慘遭滑鐵盧的教訓－－「過激」。否則，在三年多後的立法會選舉，自己首先就過不了團體內的初選那一關，更遑論能當選了。

從「光輝五月」的二萬人或七千人，到「六‧一四」的三百人，再到昨日的幾十人，可見市民對「反對派」動員的「熱情」迅速消退。這可能使出於以下兩個原因：其一、當時二萬人上街的年輕人，主要是關注民生問題，尤其是自己上樓難的挫折感和不平感，不一定就認同發動者的「民主政治」理念。因此，當同一批發動者抬出「民主政治」理念，尤其是「雙普選」訴求時，曾有的「熱情」就迅速消退。當然，也與北京發表「香港白皮書」的效應相關。

其二、特區政府在遭遇「光輝五月」後，為改善民生尤其是解決居民「上樓難」問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宣佈調整新城填海區的規劃，盡量安排興建公屋，讓人們看到瞭解決問題的前景，使得人們的怨氣有所消解。倘特區政府能在未來兩個月內，更進一步，宣佈將收回被霸佔公地和閒置土地，在予以整理後投入興建公屋，相信效果將會更好，因為這些土地很快就可使用，而不是像新城填海區那樣，還需等上好幾年。倘此，在兩個月後的行政長官選舉時，「反對派」以「民主政治」為訴求的騷擾活動，就更將是「孑孓而行，形影孤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