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官員一直是中國政壇不可忽視的群體。從20世紀初孫中山等民國時代的政治家，到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海歸官員在中國已幾經變遷。然而，改革開放後，海歸群體進入政府的卻越來越少。

中國“海歸”官員的數量卻有下降趨勢。前不久，一位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新一屆歐美同學會領導時說，“改革開放後，中國出國留學有三百多萬人，回來一百多萬，比例越來越多，怎麼到政府裏面的人越來越少？”

15名省部級以上官員有海外正式學位

為瞭解當下中國政壇海歸官員現狀，南方週末記者通過搜集官方媒體報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級以上領導人的履歷。其中包括68位現任國家領導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書記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101位正省部級官員——他們是國務院系統內各部委以及31個省份的黨政負責人。

統計顯示，169名官員中有留學經歷者為31人，占18%。其中在國外取得正式學位的有15人，占總數的9%。這15人中，有11位是國家領導人，包括10位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

根據統計，省部級以上官員在國外學習時間達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總數的12%。除取得正式學位的15人外，另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寶文、國務委員楊潔篪、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國務院副秘書長肖捷、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博士後研究）等5人在國外學習時間在一年以上。

除山東省長郭樹清出國具體時間不詳以外，共有6位地方黨政負責人具有海外學習背景。他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山西省長李小鵬，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江西省長鹿心社。不過，他們的海外進修時間都在一年以下。

選派具有發展潛力的高級幹部出國進修，始自改革開放以後。最早中共幹部出國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題多以經濟領域為主，出國官員也大多是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或者主管經濟的官員。上世紀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口號後，中組部組織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級幹部到香港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證券、房地產等知識，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當年還擔任過授課教師。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也曾培訓過大批中共高級官員。1998年，在時任中組部領導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啟動。按計劃，每年肯尼迪政府學院會接納20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來此接受培訓。其中4至6名官員參加一個學期的中長期培訓，其他成員則參加4周的短期培訓，全程英文授課。

此後，大量中國高級官員到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官方履歷顯示，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等，都曾經在哈佛大學接受培訓。

“出國花那麼多錢，當公務員不划算”

目前體制內的“海歸”官員主要分兩種：一類是在國內從政並取得一定成就後，被選派到海外留學或培訓；另一類是先出國留學，學業有成後歸國從政。當下中國有海歸背景的官員趨向第一類。

困擾中國海歸人員進入體制內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體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須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

從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碩士畢業的小姚（化名）就有類似遭遇。小姚出國前曾經在計生系統實習過，從英國回國後，她通過熟人介紹，進入國家衛生計生委下屬的一個基金會工作，“通過了考試，還順利地解決了北京市戶口”。

基金會只是事業單位，由於國家衛生計生委機關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調到國家衛生計生委一個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負責給國家領導人寫稿子。”小姚的工作內容還包括撰寫給國務院的請示報告，“其實是挺有意思的。”小姚還屬於基金會的事業編制，若想轉入公務員體系，必須在原基金會熬到副處級以上。為了儘早解決編制問題，2013年底，小姚參加了一次國家公務員考試，“考得很差。”小姚說，像她這樣的海歸，習慣了做雅思考試那種直來直去的邏輯，“完全適應不了國情，很難通過考試”。

一些進入體制內的高層官員，多經由“特殊渠道”進入。2010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的處級幹部張翔（化名）也沒有經過考試。張翔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為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領導。

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後，領導很賞識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國，就回來進入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翔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沒有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是直接進去的，“他們啟用了綠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進的方式把我招進來，這樣職務安排上彈性也大。”

2011年，王輝耀曾聯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中國學生聯合會做過一個調查，對30位中國籍畢業生的去向做了一個統計。結果顯示，過去4年，學院的中國籍研究生畢業後，除非入學前就是在政府部門工作或被派遣培養，至今沒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工作。根據《中國海歸發展報告》（2013年）顯示，薪酬、職業發展和福利是影響高端人才流動的三大因素。超過四分之一的海歸會選擇進入外企就業，其他就業單位依次為本土創業民營企業、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海歸創業民營企業。政府部門是最末選項。“對家裏條件一般的人來說，出國讀書花那麼多錢，回國當公務員不划算。”

沒明顯限制，也沒有格外照顧

中國國家公務員的招考，對海歸沒有明顯限制，但也沒有格外照顧。小姚舉例說，“比如衛生計生委國際合作司歐美處要招一個公務員，不會寫留學經歷優先，只會要求英語專業畢業。”對像小姚這樣從英國名牌大學畢業的求職者來說，英語讀寫能力已經毫無問題，“但我專業是社會學，不是英語專業，所以不能去報這樣的崗位。”

大多數公務員崗位還要求報名者必須是中共黨員，這也讓大多數海歸望而卻步。一位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幹部說：統戰部幹部基本沒有海歸，“因為我們這裏全部是中共黨員”。

“我們黨政機關也有海歸，多數都是從高校領導崗位轉過來的。”江西省委組織部一位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們主要是鼓勵海歸進入高校或科研單位，怎麼會鼓勵海歸進機關呢？”這位組織部官員介紹，公務員考試方面，海歸人才並無受到優先考慮，大家一視同仁，“審查也沒有更嚴格，都是一樣的”。

這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大三學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問題。李淼一直想出國讀書，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衝突問題。前幾天他向學校國關學院一位副院長請教，“學民族衝突問題回來能不能進入民委等機構工作？”副院長說，“不行，經濟或者商務部門還好，涉及國家安全的部門肯定不好進。”

經濟領域的確是海歸加入體制內的方向，這與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關。簡晶晶2005年從英國花旗銀行辭職，回國加盟中國一家剛成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她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金融領域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必須按市場標準去做事，“比如說我做一筆貸款的評估，要考慮風險、消費者權益保護等等，國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國借鑒。”

“海歸從政在國外可能是趨勢，但對於中國來說，取決於是走國際化道路還是走中國道路。”一位研究海歸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看我們學校就能看出來，商院、經濟學院的海歸老師多，外籍教師也多。但是，國際關係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還是大量招國內的博士。”

海歸“從政”依然老大難

中國龐大的市場給海歸前所未有的機遇，催生了人才的新一輪回流潮，穩定的就業環境是吸引留學人員回流的內在原因，而政策和法制環境、家庭保障建設尚不完善造成回國主要顧慮，雖然不少留學人員有很強的參政議政的熱情與願望，但“從政難”仍是擺在面前的一大問題。這是4日在北京發佈的《中國海歸發展報告(2013)》國際人才藍皮書的主要內容。

去年回國數逾27萬

該藍皮書指出，2012年，留學人員回國數量達到27.29萬人，同比增長46.56%，為歷史最高值。近10年來，留學人員回國數量達到93.78萬人，其中，近5年回國人數接近80萬，接近前30年的3倍。按照近10年留學回國人員的平均增長率估算，未來5年內，中國將迎來回國人數比出國人數多的歷史拐點。

《北京晨報》報道，目前，86%的海歸能在半年內找到工作，未成為海待，海歸就業難問題並不突出。調查顯示：海歸回國後3個月內找到工作的占65.3%，在回國後3-6個月內找到工作的占21%，在回國後6-12個月找到工作的占8.2%，1年以上才找到工作的占5.5%。

高層次留學人員回國比例比較低。藍皮書指出，據經合組織一份統計，1990至1999年，各國經濟發展最急需的科學和工程領域，中國大陸留學生中博士滯留比例為87%。中國社科院在《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中承認，中國流失的頂尖人才數量在世界居首位。

偏愛大城市

藍皮書抽樣調查發現，儘管海歸創業成為熱門話題，但在現實中，海歸回國日趨年輕化，以就業為主。藍皮書指出，海歸回國就業地區覆蓋了15個省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發達省市。金融及相關服務業是海歸就業最多的行業，占比高達48.5%，其他海歸就業較多的行業包括教育科研，電子信息技術，文化創意產業等。

根據藍皮書調查，與國內年輕人逃離北上廣不同，海歸多喜歡在北上廣就業或者創業。比如，僅有10.1%的海歸出生在北京，而在北京創業的海歸比例高達36.1%，在北京就業的比例高達41.6%。

外資企業是海歸回國就業的首選，超過1/4的海歸選擇進入外企就業。海歸從事的崗位以銷售、市場類和研發類為主。

優秀人才從政難

藍皮書調查還發現，政策制度障礙是海歸回國的最大顧慮，超過半數被調查者“非常同意”國內政策的限制太多、法制環境不夠完善是回國最大障礙。另外，家庭生活障礙和社會文化障礙是海歸較為認同的顧慮，尤其是國內子女教育無法保障，及人情社會關係複雜，分別有超過四成的人非常同意這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