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8日，經中央編辦批復，國土資源部正式掛牌成立不動產登記局。國土部掛牌這一舉動，也成為國家不動產登記機構從無到有的標誌。

中國黨政機構都有正式名稱和辦公場所，懸掛機構名牌也是其正常運轉的重要體現。然而並非所有黨政機構都掛牌，是否應當掛牌也沒有黨規國法明確規定。

在具體實施時，黨政機構怎麼懸掛名牌，名牌的大小、尺寸、字體等又各有講究。

牌子怎麼掛

通常而言，在國家機構編制內，有獨立法人、獨立財務核算、固定辦公地點的各級黨政機構都要掛牌辦公。例如哈爾濱市審計局從屬於哈爾濱市政府，它作為獨立法人和獨立財務核算單位，並有固定辦公地點，就需要掛牌。

從實際掛牌情況看，除國務院辦公廳、國防部等少數機構不掛牌外，國務院下屬部委基本都掛名牌。國務院辦公廳2003年3月發佈的通知也規定，“新組建、設立的機構均須懸掛書寫有部門、單位名稱的牌子。部門、單位名稱應採用國務院有關機構設置文件規定的名稱，不能使用簡稱。”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發現，國務院各組成部門、直屬機構、辦事機構和直屬事業單位的牌子書寫方式分幾類：部門名稱中冠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牌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7個字分成兩列，字體較小。部門名稱緊跟其後，一列到底，字體較大。如外交部、商務部、海關總署等機構都屬於此類情況。而以“中國”、“國家”、“國務院”打頭的機構，名牌書寫通常是一列到底，比如國資委、國新辦、僑辦等等。

國務院部委的牌子大多豎排掛，有的掛在大門左側，比如商務部；有的掛在右側，如外交部，似乎沒有一定之規。

地方政府和黨委分開辦公者，如北京市政府樓前，右側掛著白底黑字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委樓前，則掛了三塊白底紅字的牌子，“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在右，“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員會”和“北京市婦女聯合會”在左。

上海市政府和市委在同一院內辦公，大門前白底紅字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在左，白底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居右。另外，門口還掛了一塊白底黑字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南方週末記者經過調查發現，一個院子或者樓內多塊牌子的懸掛原則是：地位越重要的越要靠近大門，從中間往兩側依次是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委，通常只有黨委用紅字，其他機構用黑字。

陝西省安康市機構編制委員會2011年發佈的一份文件，對於字體的顏色也有明確要求：黨委及工作機構、派出機構條牌統一為白底紅字；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審判機關等國家行政單位、人民團體、事業單位條牌統一為白底黑字；鄉鎮辦、站、所以及事業單位方牌統一為鈦金黑字。

牌子到底有多大

掛牌一般歸各黨政機構機關事務管理部門負責，製作牌子時也沒有指定地點，都是各單位自行找廣告公司設計，再交由工廠製作完成，經費也由單位自負。

深圳市和美特鈑金科技有限公司就承接全國各地黨政機構的名牌製作業務。該公司一位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除了辦公樓的門牌、指示牌，他們還做科室牌和宣傳欄，“一般是廣告公司將效果圖發給我們，然後業務員核算價格”。這類公司很少和政府直接接觸，多數情況下只和廣告公司簽合同。為了配合不同機構的屬性，標牌的顏色也需要特別選擇。

關於不同機構牌子的尺寸，國務院辦公廳2003年的文件說明：“牌子的尺寸根據建築物的大小確定。”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幾家北京牌匾製作社都表示：“製作牌匾尺寸沒有硬性規定，都是根據單位的門面設計的。”北京環宇牌匾公司曾在2003年製作了共青團中央的牌匾，2006年還做過北京市政府的牌匾，該公司負責人表示：“牌子的材質、大小、款式是根據單位不同的要求定的，沒有統一規定。”

宏鼎昌達公司透露，“如果是木質牌子，比較好一點的材料是用松木，大小一般是長220釐米，寬40-60釐米不等，分手工雕刻和機械雕刻，造價大約1000元/塊，一般能用十年左右。”

2014年5月5日，南方週末記者實地考察了國家幾個部委，發現其牌子長度並不一樣：工業和信息化部大門口牌子長450釐米，寬60釐米；教育部的牌子掛在樓門口，長200釐米左右，寬50釐米；財政部的牌子長280到300釐米，寬50釐米。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大門口，一位瞭解內情的工作人員透露：“目前掛的牌子是2008年放上去的，原因是當時該部更名。”

一些基層單位明確要求，下級機構牌子不得大過上級機構，比如安康市的文件就規定：縣區黨委、人大常委會、政府等機構的牌子高240釐米，寬40釐米；市直代管機構、部門管理機構和縣級事業單位條牌高230釐米，寬38釐米；鄉鎮黨委、人大、政府條牌高220釐米，寬36釐米。

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成立之初，只是在臨時徵用來作辦公場所的祠堂門口正上方，標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但其下設的機構並不掛牌。當時中央辦公機構常設在大地主留下的宗祠裏，“比如說謝家祠堂，或者陳家祠堂，裏面很大，有很多房間。”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師夏璐說，“臨時中央政府有九部一局，一個部長在一個房間，就相當於他們的辦公室了。革命過程中黨中央隨時準備搬遷，要安全、便捷和保密，所以他們都不掛牌。”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改造讓私營企業變身公私合營，帶有政治意味的“掛個牌，鼓個掌，放個鞭炮”應運而生。與此同時，一些需要和群眾打交道的政府部門，如信訪、民政和公安等部門也開始掛牌。

一些黨中央機構雖未懸掛名牌，但該機構屬於“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他們多會掛國務院系統的名牌。如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辦公室同時也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該機構門口只掛後者名牌。中央臺灣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與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屬於一個機構，但該機構僅懸掛“國務院臺灣辦公室”的名牌。

合署辦公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獨特的現象，這主要源於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領導核心這一理論前提。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作出規定，包括中共中央在內的各級黨委，都要建立一個和政府對應的部門。

“比如國務院裏有農業部，黨中央也設有農村工作部。”研究中共黨史的夏璐發現，“當時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為鄧子恢，國務院農業部部長為廖魯言，這兩個人都是負責中央農業與農村工作的高級幹部。”夏璐解釋：“像宣傳部、組織部在政府組成部門序列裏就沒有體現，因為它們的性質屬於黨務部門。”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初。1980年8月，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談話，其中著重提到兩點：第一是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第二是解決機構臃腫問題。他提倡黨政分開，黨只管黨務工作，國務院則管政府工作。隨後，黨中央陸續撤銷了一些與政府對應的機構。

“合署辦公”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特別是1998年國務院行政體制改革之後。“行政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精簡機構、減少人員，最重要的是減少國家的財政負擔。”夏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黨的領導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來實現，即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比如中紀委加掛監察部牌子，就是正規化、制度化的表現”。

掛牌是中國特色？

如果看看國外，美國、英國、日本等最高權力機關及行政機關多選址于歷史悠久的建築，建築本身已是一張絕佳的“名片”，但多未懸掛機構名牌。

“你看White House就知道是白宮，不需要看牌子。”一位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認為，“其實掛牌是中國特色，不掛牌才是正常的。”但國家行政學院楊小軍卻認為牌子還是應該掛的。

南方週末記者發現，與中紀委“不掛牌辦公”相比，各級地方紀委即便與黨委和政府一起辦公，也會單獨掛牌，比如武漢市紀委就與市委的牌子一起掛在辦公場所前。一個地方紀委書記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外界老是把我們當做黨委下麵的一個部門，跟組織部和宣傳部並列，其實我們是監督黨委的。”

鄉鎮為滿足上級獨立辦案的要求，也會給紀委獨立掛牌。“實際上做不到獨立。”南方某省一位掛職副鎮長說，現在很多鎮紀委書記還分管鎮裏的其他工作，紀委辦公室和人員也跟其他人合用。

對於掛牌這件事，一位區人社局副局長感覺，“越是在經濟發達地區越是低調，對掛牌一事很隨意；越是在落後地區，如我老家蘇北地區，官本位思想嚴重，越重視門面。”

一些地方鄉鎮部門還出現過掛“假牌子”現象。上述掛職副鎮長透露，為了滿足上級視察需要，以前該省基層單位明明沒有配備相關人員，也會掛上統戰、維穩、計生等各種牌子。後來新省委書記來了，發現這麼多牌子後面並沒有對應部門，就要求村一級只掛黨支部和村委會兩塊牌子。

江蘇一位街道幹部發現，街道鄉鎮前幾年都喜歡掛牌，現在也有逐漸不掛牌的趨勢，“這可能和主要領導有關係，再就是上訪群眾多”。

“我們局的牌子以前被人偷過多次，後來換成有機玻璃，還是被人偷。”上述人社局副局長說。最後他們把單位名稱鑲嵌在牆上。

（劉斌 趙棟 譚暢 黃聖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