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宣武門外大街40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八樓，有一個為數不多的24小時值班的辦公室。它就是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它又是如何運轉的？

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

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的規格很高，29個成員單位中包括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工信部、文化部等部委。

“因為事實上是領導小組，所以規格會高一些。”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專職副主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反非法和違禁出版物司司長周慧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高規格最大的好處是便於協調和統籌，開展工作相對容易。

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是工作小組的執行機構，主要工作是綜合協調，指導督辦。“是協調部門，不是執法部門。”周慧琳說。

“成員單位元的增減會根據形勢、技術的變化來調整。涉及到哪個部門的事情多了，就要把哪個部門增加進來。”周慧琳告訴記者，比如，隨著出境旅遊人數增多，常有人攜帶淫穢色情等出版物回國，於是新增國家旅遊局為成員單位。

很多人覺得“掃黃打非”部門掌握著神秘武器，但事實上，技術設施主要在公安部門和工信部門，新聞出版總署的科技與數字出版物司則主要負責對網絡出版物的監管。

29個成員單位元元經常需要協調開展專項行動。全國“掃黃打非”辦市場監管處處長田紹支給《中國新聞週刊》舉例說，2009年11月，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針對一些手機網站製作、傳播淫穢色情資訊活動不斷蔓延的情況，下發了《關於嚴厲打擊手機網站製作、傳播淫穢色情資訊活動的緊急通知》。僅這一條通知，需要協調通信管理部門加強對接人服務商的監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加強對網絡廣告代理商的監管，杜絕在淫穢色情網站上投放廣告；公安部門要加大對手機網站製作、傳播淫穢色情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等等。

“目前，掃黃打非已經探索出一套工作機制，就是由上述29個部門參與，共同協作，覆蓋非法出版物的製造、運輸和市場的整個鏈條。”田紹堯說。

“掃黃打非”歷程

“掃黃打非”的最早提出者是鄧小平。

“他先要求‘掃黃’。最早，‘掃黃’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周慧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就設在反非法和違禁出版物司，承擔小組的日常工作。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打開窗戶，新鮮的空氣進來了，蒼蠅蚊子也進來了。”其中一個現象就是各種淫穢色情出版物出現在中國市場上。1990年前後，音像市場繁榮，磁帶、錄像帶泛濫。“很快就有了所謂黃色的，也就是淫穢色情的內容，而且經常和賣淫嫖娼結合在一起。”周慧琳說。

與此同時，鄧小平提出了“打非”的概念。“但是當時並沒有把它們並到一起去，‘打非’就是打擊－些地下的非法刊物，主要是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周慧琳說。

“掃黃打非”並提，是時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宋木文建議，他認為，“掃黃打非”也要重視“打非”，承擔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責任。

“掃黃打非。被提出後，主要工作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分管。1989年7月，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李瑞環明確提出對“掃黃”問題要“下決心、下力氣抓出成效、決不手軟”。

一個月後，全國整頓清理書報刊和音像市場工作小組成立，由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任組長，中宣部副部長李彥、新聞出版署署長宋木文任副組長。工作小組由中宣部、新聞出版署、廣播電影電視部、公安部、文化部、海關總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郵電部、鐵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部門組成，並下設辦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後增補交通部、民航總局，解放軍總政治部等為工作小組成員。這也就是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的前身。

9月中旬，李瑞環到廣州主持召開由廣東、福建、浙江、海南四省負責人參加的沿海四省“掃黃。工作座談會，並作了重要講話。從7月至9月，在中共中央統一部署下，全國第一次開展聲勢浩大的“掃黃打非”集中行動。全國共收繳查封違禁書刊3000佘萬冊；錄音錄像帶40佘萬盒；取締制黃、販黃犯罪罪窩點3000多個；查處違法犯罪分子1800多人。

此後，這項工作從未間斷。24小時電話不斷的舉報中心

舉報中心是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最熱鬧的地方。

2009年11月，全國“掃黃打非”辦、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決定將各自原有的舉報中心合併為聯合舉報中心。

在這間5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裏，電話鈴聲不斷響起，一張矮桌上擺滿了一次性筷子和－－次性托盤，牆角堆的都是散裝速食麵，房間一角隔出個臨時休息室，裏面是兩張行軍床。辦公室裏的監控設備和兩部特殊顏色的電話機，顯示出這裏的高規格和高涉密度。

自合併以來，聯合舉報中心每月平均受理有效舉報6500佘件，最多時單日受理有效舉報950件；90％以上是群眾舉報。

“舉報者年齡跨度很大，從20歲到80歲。”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舉報中心徐家和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舉報方式為來電、來函，網絡或者上門，舉報人中有受害者，也有職業舉報者。

採取信件舉報方式的多是偏遠地區的人，而那些直接上門的舉報者，“大多比較認真。打電話、寫信不放心，希望眼見為實。大多數是北京人，也有外地專門跑過來的。”徐家和說。

網絡的普及，使得通過“中國掃黃打非網”在線舉報欄目的舉報成為使用最多的手段，有的一封舉報郵件中，就列出了多達700多條涉黃網站地址。

但重大案件的線索絕大部分是通過電話舉報獲得的。為了發動更多的人來舉報，舉報中心常設三個舉報電話，也常常發布印有各種舉報方式的大幅公益廣告和宣傳冊。

有時，這裏也成了一些人的電話“仲介”。除了舉報涉黃涉非資訊，打來電話的還有上訪者，舉報非法拆遷、黑社會，或是咨詢工商、專利等問題，最多的是賣淫嫖娼。

徐家和說，每次接到這種電話，他們都會建議舉報者直接聯系公安部門，對方反問:“你們不就是公安機關嗎？”“你們不是打‘非’嗎？這些不都是非法的？”於是，他們經常要耐心向舉報者解釋自己部門的職能範圍。

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會定期獎勵為“掃黃打非”做出過貢獻的舉報人。舉報淫穢色情網站的資訊中八九成都是重複舉報。只有第一舉報人能得到獎勵。也有舉報者選擇放棄獎金，“領取獎金需要一些個人資訊，許多人擔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人怕是詐騙。”徐家和說。

從領獎名單看，這些人來自海關、通信、緝私、交通等很多領域。很多舉報電話是在淩晨三四點打來，舉報中心因此24小時值班，節假日也不例外，人手不足，連司機也接受培訓兼職接舉報電話。不過，曾有被舉報的企業或個人不斷打來報複電話，言語粗鄙，因此沒有安排女性工作人員接聽舉報電話。

舉報中心平均每月接到各種舉報14萬多條，除了接聽電話，他們每天大量的工作就是重複同一個動作:輸入舉報人提供的網址，然後分類備案，淫穢色情資訊轉給公安部門，低俗資訊轉給網絡管理部門。

舉報中心隸屬於案件督辦處，線索最終也匯總到案件督辦處，案情重大、性質惡劣的，將由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掛牌督辦，有時還會聯合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國家版權局等多個部門督辦。

“如果是大案，我們會請舉報人直接過來，或者直接派人去與舉報人聯系，不跟當地管理部門打招呼。”全國“掃黃打非”辦案件督辦處原處長楊夢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待証實情況屬實後，再通知當地聯合辦案。

誰主管誰負責

“掃黃打非”工作堅持屬地管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

地方“掃黃打非。辦公室總體架構和成員單位大致與中央相同。據統計，目前副省級城市和地級城市(包括直轄市的區)、97％的縣級市和縣都設有“掃黃打非”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江蘇、四川、福建等省甚至在鄉鎮、街道都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有的還在部分村、社區設立“掃黃打非”工作站。

“當前這種機構設置有可能導致地方保護主義，且不利於跨地區合作。”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張志強一直研究與“掃黃打非”相關的領域，並做過多次調查，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的調研中，八成受訪者認為國內“掃黃打非”有必要在可能的情況下創新機構設置，借鑒海事執法、審計等機關實行垂直管理。

地方保護確曾發生。2011年2月18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接到中共黨史出版社舉報，稱河北省三河市明輝印裝廠正在盜印該社出版的《黨史》二卷，共印製《黨史》二卷2萬套，實際成書1.4萬套，經營額達210萬元。

令人想像不到的是－－三河市新聞出版局當天核查後反饋回來的結論是“查無此事，不可能盜印”。楊夢東說，他們立即意識到此案有可能受到地方保護，或者是執法部門內部出現問題。

直到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副組長柳斌傑親自部署，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蔣建國連續半個月每天瞭解案情，並於3月24日親赴三河市調研督辦，案件查辦才取得突破。事後証明，在案件查辦伊始，時任三河市新聞出版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武學文已與嫌犯串供，並且証據多被毀滅、轉移。

為了避免地方保護發生，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每年都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暗訪，“每年大概要組織十來次暗訪，整個辦公室裏的人一起參加，有時也邀請其他部委參加。”田紹堯說。

暗訪依照暗訪手冊進行，每個城市都有重點點位，一般兩人一組，從批發市場、零售市場到游商地攤，發現情況，立即提交報告，隨後通過官方管道下發通報，保証時效，通知各地整改。

傳統手段則是交叉檢查，比如分派江西省的人去安徽省檢查。根據檢查和暗訪的經驗，不斷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