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80大壽。

北戴河的夏天，涼爽宜人，公眾海灘上遊人如織。中直療養院所在的西海灘上，卻安靜清幽。

按照慣例，每年這一天，鄧家都要舉行生日家宴，不請外人。但這一次，適逢文革後恢復北戴河夏季辦公制度的第一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多在這裏集體辦公，又恰是鄧小平的80華誕，因而賀客盈門，高朋滿座。大家舉杯，齊祝鄧小平健康長壽。

身穿白色短袖襯衫的鄧小平滿面春風，眼裏閃爍著發自內心的喜悅。為感謝大家的盛情，他連飲數杯茅臺，舉座動容。

鄧小平有理由暢飲。他後來多次說，1984年他辦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開放14個沿海城市，一件是用“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這兩件大事，前者已經塵埃落定，後者也只待簽字儀式。

但當時他應該還不知道，兩個月後，十二屆三中全會將正式把中國的經濟體制確定為“商品經濟”，並全面開啟城市改革的大幕。而作為改革“總設計師”的他本人，也將迎來自己聲望的高峰。

南巡

1984年1月24日下午三時許，深圳迎賓館二樓會議室裏，初春的陽光透過白色的紗簾照進室內，柔和溫暖。鄧小平點燃一支香煙，靜靜地聽著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梁湘彙報工作。

彙報完後，梁湘請求鄧小平給大家講話。鄧小平掐滅煙頭微笑著說：“這個地方正在發展中，你們講的問題我都裝在腦袋裏，我暫不發表意見。因為問題太複雜了，對有些問題要研究研究。”

由鄧小平倡議而試辦的特區，在中央決策層，分歧明顯。

1981年底，陳雲在中央召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明確指示：試辦經濟特區，現在只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加。1982年1月，他在中紀委報送的信訪簡報《廣東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上批示“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致殺幾個罪大惡極的”。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佈命令，把打擊經濟犯罪作為中心任務。

打擊沿海地區經濟犯罪的活動，被提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成為一場不是運動的運動。甚至“新的條件下的階級鬥爭”也被重新提起。鄧力群所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搞的材料《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

據相關領導回憶，在整個80年代，真正在經濟領域明確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可以說是唯一一次。以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領域。

其間，宣佈特區也必須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權力被取消，特區如同名存實亡。

這一點，中央直接負責特區工作的穀牧感受最深。他後來回憶道：本來應進入草木芳菲的陽春季節的經濟特區，卻很有點秋風蕭瑟的味道，特別是1982年上半年。

1982年初，穀牧負責的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被撤銷，他選了8個人，組建了“特區工作組”。第一次召集這8個人開會時，穀牧講了一番交心話。他說，辦特區的認識並不統一，議論很多，很敏感。我是準備讓人家“火燒趙家樓”的。但是，我認為大概不會出現這樣的前景。

這期間，被人戲稱“遇到綠燈搶著走，遇到黃燈快步走，遇到紅燈繞著走”的改革大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一度被認為過於靈活而不適合在這個特殊的地方工作，應該換一個“像釘子一樣釘在那裏一動不動”的幹部。後因胡耀邦等人的聯手努力，且難以找到這顆合適的“釘子”，此議才作罷。

打擊行動持續了一年多。進入1983年後，又逢清除精神污染，特區氣候依然沉悶。

對陳雲倡議的這次行動，一貫主張“兩手抓”的鄧小平一開始是支持的，他在中紀委的報告上批示“雷厲風行，抓住不放”，還說，“4月份不幹別的，專幹這件事”。但是，讓曠日持久、上綱上線的打擊影響到改革開放的大局，卻是他絕不願意看到的。

《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認為，鄧小平一直耐心地等待著有利的政治氣候。現在，時機成熟了。

1982年和1983年，經濟增長開始加快，農業連年豐收，食品供應充足，布匹不再憑票，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財政赤字消除。1984年，廣東的出口額超過1000億元，比1978年增長238%。僅僅靠一個包產到戶的政策，幾年時間，就奇跡般地治癒了計劃經濟的多年頑症——短缺。到1984年，竟然發生了農民有糧賣不出去的問題。

人心思改革。

鄧小平曾說，他的一大發明是“不爭論”。其基本思路就是：在一個有限的範圍裏，大膽地試，看結果。特區已經建立三年多了，他要眼見為實。

1984年1月24日，就在到達特區的當天，下午4時50分，鄧小平站在了羅湖國際商業大廈22層的頂樓天臺，眺望著以“三五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魔術般生長起來的羅湖新城。

時近黃昏，天臺上寒風襲人。鄧小平兩次揮手擋開陪同人員遞過來的大衣，一直佇立遠眺。終於，他微笑著對梁湘說，都看清楚了。

回京後，2月24日上午，在景山後街的家中，鄧小平同胡耀邦等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一錘定音：“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談話結束時，鄧小平指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將談話的內容向陳雲彙報。

“合作是主流，分歧是支流”

多年後，曾經擔任陳雲秘書、後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朱佳木在其論文《改革開放初期的陳雲與鄧小平》中寫道：“縱觀改革開放初期陳雲與鄧小平的關係，彼此間的合作與相互補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別與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別與分歧也不在於要不要改革開放，而在於如何改革開放。”

打倒四人幫以來的頭幾年裏，兩位老人可謂互相支持，配合默契。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是陳雲頂著政治壓力，挺身而出，發言要求讓三度被打倒的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1978年11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是陳雲率先提出應當儘快平反重大冤假錯案，改變了會議的原定議程，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

鄧小平也對陳雲十分倚重。在他的建議下，1979年3月，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正式成立，陳雲出任主任，李先念出任副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

經歷了文革後，黨內相當多人都信服陳雲的經濟才能和發展思路。在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上，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就在書面發言中說：“二十多年來的經驗證明，周恩來同志、陳雲同志在經濟工作中一貫堅持正確路線。現在周總理已經離開我們了，陳雲同志是久經考驗的我黨最有經驗的經濟統帥……希望陳雲同志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防止我們的經濟再犯錯誤。”

陳雲出山後，立刻大刀闊斧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鄧小平支持陳雲，擱置了被稱為“洋躍進”的800億引進計劃。

由於1979、1980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由陳雲主導，決定從1981年起，再用三到五年的時間，對經濟進一步的調整。鄧小平部分地放棄了自己的原有觀點，再次對陳雲投了信任票，同意把經濟發展速度降下來，保四爭五。

對於這次調整，一位相關領導多年後稱，雖然這跟他自己原來的國民經濟“十年倍增”的設想不同，但調整是必要的，性質屬於還賬和與民休養，效果也是好的，為以後的改革打下了很好的經濟基礎。

1980年底，華國鋒淡出核心領導層，改革提速。也就是從這時起，鄧陳二人在一些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漸漸顯現。

陳雲始終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他形象地稱之為，搞活經濟要有一個籠子，這個籠子就是國家計劃。這就像鳥一樣，捏在手裏會死，但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籠子可大可小，本身也需要調整，但無論如何不能沒有。僅僅在1982年底的一個月中，他就三次談到“鳥籠經濟”。而鄧小平1979年就對外賓說過：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

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雲十分謹慎。

他經常說，外國資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潤，而是超額利潤。在他看來，列寧總結的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一直沒有過時。而鄧小平對於利用外資的態度，常常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1984年2月他在視察寶鋼時說，中國借二三百億美元的外匯不會有什麼問題。

兩人在雇工問題上也有不同看法。經典馬克思主義有一種算法，即雇工7個人以下，算個體戶；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餘價值，算剝削。因此陳雲主張，對黨員雇工要慎重。1984年2月，鄧小平在談話中稱，先看兩三年，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由於兩位老人在這些問題上“談不攏”，再加上鄧小平耳背，整個1983年，他們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只有一次。而更多地，是分別找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人談話。

特區貨幣之爭

1984年3月14日上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姚依林和宋平來到中南海陳雲住所，向他作彙報。

如同朱佳木所說：“陳雲在遇到同鄧小平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往往表示贊成鄧小平的意見，起碼不再公開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一次也不例外，陳雲表示同意。

三四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擴大城市權限，給予外商投資者優惠。

座談會形成的《紀要》，授權穀牧負責“監督、檢查執行情況，並協調、仲裁執行中可能出現的矛盾”。鄧小平一再叮囑他：搞好對外開放，關鍵是要用明白人，而不是糊塗人。

《紀要》甚至表示，允許特區發行貨幣。可見在經濟發展方面，鄧小平的態度如海納百川，鼓勵創新，允許試錯。

座談會後，4月25日，穀牧奉命去杭州，向正在那裏休養的陳雲彙報。

陳雲說，座談會紀要他認真看了兩遍，他同意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但對搞特區貨幣，他“考慮比較多”。他建議，貨幣發行權還是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個特區都發貨幣，實際上就是兩種貨幣並存。“而兩種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