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中寫大批判文章最多的是姚文元，是聲名遠揚的以筆殺人的所謂“無產階級金棍子”。下邊就是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起了重要作用的四篇代表作。

《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

第一篇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被稱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線的大批判代表作，使35歲的高中畢業生姚文元一舉成為全國聞名的“大理論家”。

這篇大批判文章有什麼特點呢？概言之是斷章取義，歪曲事實，混淆時間順序，以便以“現實階級鬥爭”找尋依據，無限上綱，硬給作者吳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姚文元要害之筆在文章的結尾。他說：“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同無產階級專政相對抗……‘退田’、‘平冤獄’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結論：“《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對於姚文的謬談，已有很多人作過詳細批判，這裏不再重複。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姚文元為強加人罪，連起碼的時間順序的邏輯也不顧了。吳寫《海瑞罷官》劇本是從1959年秋醞釀起草，七易其稿，到1960年底才定稿。原名《海瑞》，後接受老友蔡希陶的意見，改名為《海瑞罷官》。而所謂“單幹風”“翻案風”，姚文元也承認是發生在1961年之後，那麼，以前寫的劇本怎麼能成為寫成後才發生的“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呢？這真是荒唐的邏輯！

該文由於成為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大動亂的導火線，它的影響所及遠遠不只是學術界。

首先是株連古人海瑞及有關人等。由於“海瑞罷官”宣揚的是明代的清官海瑞，所以凡是與海瑞有關的一切都遭了殃。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由於主演《海瑞罷官》遭批判污辱飲恨而亡，著名京劇演員周信芳由於主演《海瑞上疏》受盡淩辱含冤死去，所有寫過有關海瑞的文章、故事以至連環畫一類作品的一干人等無一倖免，甚至已經死去近400年的海瑞本人葬于海南故鄉瓊山的墳墓也遭紅衛兵破壞無遺。

其次是株連到所有表態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人。姚文發表後，張春橋故設圈套，讓《文匯報》開闢專欄，展開所謂學術爭鳴；同時邀請在滬的著名專家學者座談，“引蛇出洞”。結果又使一大批人上當。像上海著名歷史教授周穀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均遭批判，有的還被迫害致死。甚至連給上海《文匯報》寫過信的一般讀者，張春橋也一個都不放過。3000多封讀者來信被逐一轉到來信作者的所在單位，使這些人也都蒙受了各種災難。

再次，擴大範圍，無限株連。凡是講述中國歷史上類似清官故事的文章著述，一律都與“為彭德懷翻案”聯繫起來，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而牽入一場空前的大文字獄中。

“金棍子”瘋狂製造“三家村”冤案

第二篇是《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此文發表於1966年5月10日的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人民日報》等報刊都作了轉載。這篇文章所以選擇這個時機發表是為配合中央正在召開的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打倒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而作炮火攻擊的。當然，也是同5月8日發表於《解放軍報》上的江青寫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南北呼應、互相配合的。

由於這時全國已經是硝煙彌漫、烏雲滾滾，所以姚文元也就脫去了第一篇文章中那種可憐的一點點學術偽裝，赤膊上陣，不加任何掩飾地掄棍猛打。文章一開頭就指名道姓、棍帽齊下：“《燕山夜話》的作者是鄧拓，《三家村劄記》則是鄧拓、廖沫沙、吳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鄧拓擔任了《前線》的主編，又把持和壟斷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崗位，他同‘三家村’的夥計們一起，把《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猖狂地執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線，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的喉舌。”“《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都是緊接著《海瑞罷官》開場的。它是‘三家村’中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

就這樣，在報刊上寫了幾篇雜文，就變成了當時屬於頭等罪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彌天大罪。

文章結尾發出煽動性號召：“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徹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連根拔掉這叢大毒草，並且摧毀這個大黑店”。這裏已十分明白地暗示，批判“三家村”絕不只是要打倒鄧拓、吳、廖沫沙3人，而是要摧毀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這個“大黑店”。文章還說：“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

“三家村”冤案的直接後果是鄧拓自殺，以死相抗。吳冤死獄中，他的夫人袁震被折磨而死，女兒吳小彥也被捕慘死，一家四口只剩吳彰一個小男孩。廖沫沙在獄中受盡折磨，終於看到“四人幫”倒臺，得以重見天日。至於全國因“三家村”而遭株連的各色人等，難以計數。

挖“黑線”，周揚等文藝界前輩被害

第三篇是《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發表於《紅旗》雜誌1967年第1期，轉載於全國各大報。這篇文章以原中央宣傳部和文化部的負責人，所謂“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周揚為靶子，直接目標是貫徹江青挖“文藝黑線”的方針，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後17年的文藝工作，也否定了30年代的左翼文藝和延安文藝的巨大成果。而在客觀上更廣泛的意義，則是配合全國全面奪權，為造反派奪取黨政財文大權製造理論依據。

為此，姚文元在一開頭就把批判周揚的意義估計得十分重大。文章說：“對舊中宣部周揚等人的揭發和清算，關係到用毛澤東思想總結幾十年來的革命歷史，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歷史，關係到黨內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關係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必須搞深搞透。”

可見，姚文元的口氣非常大，野心也不小。

那麼，他如何評價周揚這位理論文藝界的前輩和權威呢？他說：“周揚是一個典型的反革命兩面派。他一貫用兩面派手段隱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歷史，蒙混過關，打著紅旗反紅旗，進行了各種罪惡活動。他是我們現在和今後識別反革命兩面派的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斷章取義、篡改歷史的所謂分析批判。

姚文元是靠批《海瑞罷官》起家的，這裏也沒有忘記把周揚同演海瑞戲聯繫起來。他說：“1959年，他到處宣揚‘海瑞精神’，還廣泛動員各地來京的藝術團體的幹部和演員，要求他們選擇海瑞、包公作為‘今天寫歷史劇’的主角。吳不是說寫反黨的海瑞戲也要‘全國一盤棋’嗎？這‘一盤棋’的指揮就是周揚。”

事實真相是，1959年在上海會議上首先提出要學習和發揚“海瑞精神”的人是毛澤東，吳正是聽到胡喬木傳達的毛澤東指示，才應邀寫關於海瑞的文章，以至寫劇本的。周揚自然也是自以為是在宣揚毛主席的指示，哪里會想到竟成為姚文元筆下的反黨合唱總指揮呢？

姚文元批周揚，並不是專打一個人，而是為了“挖黑線”，打擊文藝界的一大片。對這點，文章中並不隱諱。文章說：“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是黑線。它的總頭目，就是周揚。周揚背後是最近被粉碎的那個陰謀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集團。胡風、馮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陽、林默涵、田漢、夏衍、陽翰笙、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這個黑線之內的人物。”這被點名的12個人可都是活躍於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國文壇的名人，都是中國文化界頗有影響的人物。可是，姚文元卻一棍子把他們統統打入一個“陰謀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集團”，他們都悲慘地倒在了姚文元的大棍之下。而且他們每個人倒下之後，都要株連一大批人。

萬字長文攻擊陶鑄

第四篇是《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於1967年9月8日的《人民日報》。

陶鑄革命資歷很長，是既有戰功又有政績的大人物。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國務院副總理等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陶鑄被調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被稱為“第四號人物”。可是，因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而遭到陰謀陷害，僅當4個月的常委，就被批鬥關押，折磨致死。

陶鑄從黨的宣傳教育工作需要出發，寫了兩本書，一本叫《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本叫《思想•感情•文采》。兩書出版後反映頗好。可是，在姚文元的筆下卻被歪曲誣衊而面目全非。不過，當姚文元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陶鑄已經是階下囚，只能聽任姚棍子的任意敲打了。

姚文元是怎樣對這位老革命家進行“大批判”的呢？只舉幾個例子：

陶鑄說：“社會主義思想，就是要用一切辦法去保證國家迅速工業化。”這有什麼錯呢？革命導師不是早就講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就要用一切辦法儘快地發展生產力嗎？黨的八大決議不是明確規定“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指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嗎？可是，姚文元說不對。他說，搞工業化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你沒有講“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沒有講“依靠突出政治”，“使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