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馬凱（Michael Crook)，英國人。其父戴維‧柯魯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魯克，均為英國共戶黨黨員，抗戰中來華，終身在中國工作。柯馬凱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參加了紅衛兵組織。以下節錄自柯馬凱口迷。

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揚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是68屆老初一。其實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點跡象了，到處都在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我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特別關心社會主義建設等政治問題。我回家以後，我父母，尤其是我爸，總是愛講些政冶方面的東西。他們當時對毛澤東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積極。由於他們很左，後來在北京的外國人，給我父母這個圈子或者說這一派人起了一個外號，口曠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說，百分之三百的布爾什維克，就是中共號召什麼，他們就三倍地擁護。

我記得六年級寫作文的時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響，我的一篇作文還引用了毛主席語錄。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揚。

中國那個時候處在被圍困的國際環境中，什麼“美帝國主義的包圍圈”，我覺得人們普遍有一種抵觸外國的情緒。這種警惕性，其實我也挺高的－－我第一次離開中國是1958年吧，我父母帶我們哥兒仨回了一趟英國。那是我第一次所謂的“回國”，實際上對我來說是“出國”。我們先到香港，再到英國。我記得我走在街上，還指著一些人跟我爸說:這人是特務吧？那是帝國主義的吧？我那時就很有這方面的防範意識，一出國就覺得，眼前這些人裏恐怕有好多是壞人。

由於我們這個家庭對中國政治的熱衷，所以文化大革命運動一發起，我很快就接受了，並且高高興興地投入進去。

北大附中是一個寄宿制的學校，全北京也沒幾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會地位。北大附中是一個幹部子弟比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學裏頭就不少。這幫人在政治問題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覺得“文革”中這是個關鍵。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由誰挑起來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下部子弟，號稱“牛宮彭”，即牛皖平、宮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說，紅衛兵一個是政治敏感，一個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出來後，我們班上一些同學議論這個事，就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可不嘛，我們是打天下的，他們被打下來了，那這些人家裡肯定是懷恨在心，是要擇機反攻倒算的，這是人之常情嘛。北大附中“紅旗”組織起來的時候，同學們就比家庭出身，還論資排輩。一說誰的父母是共產黨員，還得間是什麼時候人的黨。好，那我爹是1935年人的共產黨，也就是說我們弟兄幾個的“家庭出身”沒問題。

我覺得紅衛兵的政治因素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關系。孩子們平時玩都是抱團的，那些愛折騰的往往就湊在一起了。我從小就淘氣，那些文縐縐、愛學習的同學，可能對這個不那麼感興趣。

“文革”中的青春

北大附中早先有種死氣沉沉的勁兒，文化大革命搞起來以後，倒是熱鬧了。原來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這一“文革”，男女生之間就開始來往了。特別是軍訓以後，學校開始組織一些集體活動，男女生都在－塊。

那時我住校，我們幾個男生和幾個女生，負責守衛北大附中的南門。我們都盼著黃昏時候那段自由活動的時間，因為那段時間，可以和女生們交流。我那時心情特別好，心裏有一種暗暗的、朦朧的興奮。因為其中有一個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別喜歡她，但是不敢說出來。不過，這時能夠跟她一塊說說話，我就覺得很得意了。我記得後來有一回中午去運河游泳，就在空軍指揮學院那邊，我看見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種朦朧的感覺，挺興奮的。這是“文革”前沒有的。

外國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國入主要是些專家，對“文革”的態度當時也分好幾派，一派是反對，－派是旁觀，還有－派是積極參與。

像馬海德啊，路易‧艾黎這些人，一開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們好像就覺得，我們是老革命，“文革”受沖擊了。還有一種是以愛德樂(編者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外籍專家)為代表的，對此也不感冒，認為咱們是外國人，“文革”是中國人的革命，咱們靠邊，不要去摻和。還有一派是像我父母這樣的，原來人家就說他們是“百分之三百”，像陽早(美國人，時任中國電影發行公司譯校)、寒春(陽早之妻，時任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圖片特稿社譯校)、李敦白(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關籍專家)、史克(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美籍專家)等，又寫大字報，又要參與造反，今天參加這個大會，明天去批判那個走資派，就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是自己的事了。

當時，陽早、寒春等4名美國專家寫了大字報，要求對外國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國民眾一樣參加文化大革命。這張大字報的背景，是“文革”開始時，外事管理部門有“內外有別”的政策。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來參加中國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別不高興。大字報轉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後，做了個批示。這個“9.8批示”的大意是:他們及其子女如果願意，應該歡迎他們參加運動，讓他們跟中國同志一樣。

之後，一批外國人就成立了一個老外的群眾造反組織，叫”白求恩－延安”，我們這些孩子們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個“紅星”戰鬥隊，算是外國人的紅衛兵組織吧。

“國際間諜”

1967年，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派性鬧得挺厲害，一派是北外紅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團。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東院去辦事，被北外造反團抓了起來，說是“國際間諜”。他在那兒待了三五個月，後來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我跟我媽就開始去鬧。尤其是我爸工資停發以後，我媽覺得，這不符合法律程式啊，就質問他們:你們憑什麼停發他的工資呀，誰証實他是特務了？又沒審又沒判的。後來，我父親的工資就接著發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團把我媽也給抓起來了。我們哥幾個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對“黑五類”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稱)。我媽被抓起來以後，我還是繼續上訪。當時我哪兒都找，什麼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衛戍區，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現在的說法，我都成“上訪專業戶”了。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辦，他們經常給我吃閉門羹。

周恩來賠禮道歉

我覺得我對中國已經失望了，那時已經20出頭了，想上大學。大概是1972年，外管處通知我們，居留許可証到期了，去公安局辦延期手續。我說:延什麼期啊，我才不延呢!你們最好把我驅逐出境。結果他們主動替我把居留証給辦好了。

我媽是1972年出來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來的。我爸被關了五年零三個月。

當時秦城大概關了10多個老外吧，包括夏庇諾(新華社外籍專家)、戴乃迭(中國文學出版杜的英籍老專家)、愛潑斯坦(加入了中國籍的猶太人、對外英文刊物《中國建設》編輯)、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釋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沒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來的。

1973年3月8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外國人，包括家屬，都請去了。“四人幫”裏頭也去了幾個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們都沒說話。

那天是周總理宴請，他首先代表中國政府賠禮道歉。他說:冤枉你們了，你們是好人。可是總理當時還有一句話說:不過也有壞人，像李敦白。

周總理講完話，然後就輪桌敬酒。到我們這一桌，先對我媽說了幾句話，然後敬葉文茜(北大西語系的美國教師)，最後走到我們哥幾個面前說:我知道，你們想出國上大學。好啊，你們回去上大學，學完了還要回來嘛，這是你們第二故鄉嘛。

我是又感動，又矛盾。嘿!我們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實早就知道啊!我確實挺氣的，真想恨誰。可是，另一方面我還是挺崇敬周總理的，給了那麼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該恨誰了，覺得總不能恨總理吧。

英倫的左派

出國簽証立刻就批了，國家還答應給我們出路費。1975年我考上了倫敦大學，學的是物理專業。

1973年臨行的時候，我媽囑咐我們說:你們這次回英國以後，要紮根在無產階級中間。我到了倫敦以後，很快就找到工作，進入工廠。除瞭解決生計，也有我媽囑咐的這個階級立場的原因。我加入了工會，只要是-仁會組織的工人鬥爭什麼的，我都積極參加。

我加過一個小政黨，可是那個小政黨更左得出奇，他們的偶像好像還包括江青，把中國說得好像人間天堂。他們曾激烈地爭淪，中國當今社會有沒有剝削？這成了一個理論焦點。當時我就說，毛主席說中國仍然是階級社會，就憑這個說法，中國還是有利削的。結果他們認為我有思想問題，就把我開除了。

我在英國學完本科後，1978年回到了中國。1973年我走的時候心裏有氣，曾經發過誓，這一定我就再也不回來了。可是家人在這邊，而且這裏也是我的故鄉啊：

1978年，要改革開放了，大家都琢磨著出國，這外語就成為最要緊的事了。他們說：嗨，中國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語吧。我想也是這個理兒，所以就開始教外語了。到今天，一直從事教育。

（米鶴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