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在他老人家離開我們37年後，人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憶，這些年來，也出現了一些以訛傳訛的誤讀。從衣食住行到個人財產，從性情到健康，各種真假難辨的說法在流傳。全國毛澤東紀念館聯誼會秘書長黃建新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痛心地說：“這些漫無邊際的造謠誹謗，給主席的名譽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

衛士周福明，管家吳連登，警衛孟進鴻、王明富，保健醫生王鶴濱……他們跟隨毛澤東多年，在他們眼中，毛澤東不僅是領袖，更是親人。面對流言和誤讀，他們比誰都氣憤、都痛心。在吳連登看來，“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主席不夠瞭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時是怎麼過日子的，這些謠言將不攻自破。”

“這些年，社會上有很多對主席的不實言論。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來回應，但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就太對不起主席了！我們有生之年，還是要盡力多講一講，還主席一個清白。”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我們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話要說。”“我們只講真話，只講對歷史負責的話。”

生活篇

生活上不愛享受

飲食上粗菜淡飯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從西柏坡進京後，毛澤東先是住進了香山雙清別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後，他先後在豐澤園菊香書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長時間。坊間有猜測，是不是這兩個地方有什麼特別神秘之處？作為貼身衛士，周福明瞭解毛澤東的許多生活細節，他向記者講述了真實情況。

主席從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動幾乎都在菊香書屋的北房紫雲軒進行。主席喜歡那裏的原因之一，是菊香書屋有北京內城的最後一塊耕地，主席覺得整個環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辦公廳趁主席離京外出考察期間，對紫雲軒進行了一次維修。主席回國後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為不悅，一段時間後便搬到旁邊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來了。更衣室很狹小，條件差，並不適合作起居室，主席卻說：“太小了怕什麼，只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只好將游泳池的小傳達室佈置成主席的臥室，將休息大廳改成書房兼會客室。游泳池沒有廚房，飯菜仍在菊香書屋做，再給他端過來。

主席在豐澤園的生活非常簡單，除了睡覺、吃飯就是看書、批閱文件。他看書的姿勢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舉著看。厚厚的一本書舉在手裏，經常一舉就十幾個小時，他的確是累得受不了。後來，主席授意我把超過200頁的書分裝成冊，這樣拿著看容易些。

幫主席理髮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熱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髮，我還負責幫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歡泡澡堂子，也不喜歡淋浴，最喜歡用毛巾擦澡。

唯一享受是抽煙

毛澤東對物質生活的要求簡單至極，但煙癮非常大。有人說，毛澤東的煙是特供他一個人抽的，還有專機負責運輸。對此，生活管理員吳連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對吃、穿、用都沒有講究；家裏也沒有一件擺設，更別說什麼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好辦，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那裏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但1969年，主席開始對雪茄產生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會客室召集領導們開會，坐在旁邊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眼巴巴地看著他。開會時一般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麼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國外進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煙廠製作的，工藝確實很講究，一般廠子短時間內還學不會。

警衛孟進鴻承擔著給毛澤東找煙的任務。他回憶說：

“文革”開始後，紅衛兵造反、大串連，社會秩序大亂，生產這種雪茄煙的煙廠不能正常運轉了，主席的煙就供應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請成都軍區把任務交下去，讓軍區給中央送機要文件的同志把煙帶過來。同時抽這種煙的還有李先念等幾位領導。

主席抽這種雪茄煙遇到兩個問題，一是抽不動，通氣不大順暢，要用細鐵絲紮幾個孔才能吸；二是這種煙一頭粗一頭細，粗的一端供點火，細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時拿起來就吸，有時就把粗的一頭放在嘴裏，細的卻不易點著，也不好抽。我們就請捲煙廠的師傅研究對策。為解決抽不動的問題，他們把裏面的葉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張不變，這樣吸起來就通暢多了。煙捲好後，把細的一端切掉，保持兩頭一樣粗，成圓柱形，且煙的長度不變，這樣吸哪頭、點哪頭都可以。主席抽了這種改進的雪茄煙後，再也沒說什麼，問題解決了。主席問過煙的價錢，再三叮囑，不要讓煙廠吃虧。

經常游泳，偶爾跳舞

雖然每天工作強度大，外加煙不離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澤東的身體素質還是很不錯的。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是毛澤東年輕時鍛煉身體打下的好基礎，尤其是他愛游泳的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這給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時，他還要戴個口罩，算是化裝，這顯然不太方便。後來，中央警衛局在中海西側、紫光閣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個露天游泳池。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南海機關工作人員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會去遊。主席游完經常說：“游泳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不想事，讓大腦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藥、散步、看戲、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為一想事就會下沉，就會喝水。”

毛澤東的另一項娛樂活動就是偶爾舉辦舞會。然而這被外界謠傳為“常在人民大會堂辦舞會”，並視為“生活奢靡”的“佐證”。孟進鴻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謠言十分痛心。

主席沒在人民大會堂辦過舞會。1961年以後我都跟著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經常參加。因為來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級就要求我們這些男工作人員必須參加。最早是請一個文工隊來伴奏，後來就改為放錄音帶了，省得一幫子人來。

另一名警衛王明富也多次負責舞會的安保工作，對內情十分瞭解。

中南海的舞會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舞會，朱老總、少奇同志、周總理等一些中央領導都會參加。這些領導平時工作特別忙，整天開會、搞調查。辦舞會就是為了給他們一個放鬆精神、愉悅身心的機會。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都跳得很好，朱老總就是扭秧歌一樣地走。有時會請一些外面的文工團來參加舞會，每次來人都要做嚴格的審查。我們負責在門口搞警衛，過程費時費力。這時就有人提議，中南海搞個自己的文工隊。於是從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彈唱的和跳舞的文藝工作者，住在中南海東邊的萬壽殿。舞會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標準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風好。至於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沒見到有美女。

後來，因為有人提意見，這個文工隊被解散了。據吳連登回憶，“文革”開始後，因為“破四舊”，舞會也被取消了。

並非頓頓離不開紅燒肉

吳連登還記得，前些年，韶山傳出一份菜譜，列著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吃過的西餐，有牛排、羅宋湯、煎大蝦等。後來，這就被人傳成了“毛澤東在困難時期吃西餐，不與人民共甘苦”。

這個謠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實際情況是，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後，想瞭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主席說，西方人很有錢，有的東西是好，但對身體沒好處，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還有身體和季節情況來確定的，並不是外面捕風捉影的那樣。

我們有個習慣，就是把主席的東西都留著。主席去世後，中南海對外開放，經中央辦公廳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給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其中就有這張西餐單。這張菜單後來不知怎麼被傳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難時期還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澤東頓頓飯都離不開紅燒肉，於是有了“毛氏紅燒肉”一說，一些飯店還打出“毛氏紅燒肉”的招牌。吳連登說，這是對毛澤東飲食的誤解。

我們每個月一般安排主席吃兩三次紅燒肉。平時他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窖，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裏買回來的，一年四季不斷。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他卻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

作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王鶴濱經常陪毛澤東吃飯。

我曾向主席建議要少吃動物油和肥肉。我見到他吃豬肉，通常的吃法是肉絲炒竹筍、肉絲炒青菜、清燉肘子等。在主席身邊幾年，我從沒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補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樣吃粗米。他覺得飲食就要“粗菜淡飯”，所以不吃細米。我現在整整90歲了，身體不錯，很多飲食習慣就是受到主席的影響。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飯多一些，幾乎每頓都有，有時加點白麵花卷、燒麥，但只能說是點心。他愛吃的，準確地說是每餐都有的，是帶辣味的腐乳，還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纖維多的、帶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飯桌上擺得比較近的“門前菜”，擺得遠一點的菜就吃得少，隨意性比較大。

王鶴濱回憶說，毛澤東吃飯不像常人那樣按時、按頓很有規律，常常是被值班衛士提醒或催著才吃一頓，要保證他在24小時以內吃上三頓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為了避免飯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