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是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兩架飛機外逃，載著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直升機被英雄飛行員陳修文迫降在懷柔北部山區。我有幸親臨直升機現場，參與處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機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願意把這一段歷史告訴大家。

1971年9月13日早晨5時多，我像往常一樣到大操場，準備出操。師長張良友叫住我，讓我去執行緊急任務。張師長說剛接到吳忠司令員從人民大會堂打來的電話，懷柔北部山區上空有一架直升機要迫降，要我們三師立即派人去處理。張師長還交代，機上人員要是活的，不能讓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對直升機上的東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決不能讓空軍搞走。

我立即去辦公樓打電話，準備通知七團派一個連去現場。這時部隊還沒有吹起床號，操場上還沒有人，我在去辦公樓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參謀楊景庭。他拿著腰帶準備出操，我臨時“抓”他跟我去執行任務。我們快走到辦公樓時，碰上副參謀長曹玉培，我當即叫他通知七團去一個武裝連，緊急到懷柔北部山區。

我和參謀楊景庭什麼武器也沒有帶，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發了，此時還不到6時。我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感覺是大事。我心裏非常焦急，也沒有去想為什麼不能讓空軍插手，明明是他們的飛機嘛。我命令司機開到80邁。懷柔地區的道路還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沒有什麼車輛，6時30分我們到達懷柔西邊的渤海所。

我們到時直升機已經迫降在時令河的河灘上，這是一塊四面環山的小盆地。七團的武裝連還沒有趕到，直升機現場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機周圍全是人。懷柔山區解放前是革命老區，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們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時間，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拿著鋤頭、鐵鍬、棍子，大聲喊叫著抓特務。他們七嘴八舌說，直升機是早晨4、5時來的，然後降落的，聲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機在空中抖動不止。

我們到達現場時，我看見直升機上有一個飛行員（陳修文）歪倒在駕駛艙裏，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兩具死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和處長於新野）。我問村幹部有沒有活人。眾人七嘴八舌地說：有兩個活人，一個到了沙峪，一個在渤海所。

我把現場交給民兵看守，囑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機。然後我去了沙峪。在大隊部我看到一個穿空軍服裝的人（李偉信），正在給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電話，報告他們迫降在懷柔山區。我們只是執行具體任務，沒有對犯人提審的權力，我簡單問了他幾句。他說他叫李偉信，是空4軍秘書處長，在林立果身邊工作。李偉信還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這不是天大的玩笑嗎？我聽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偉信捆起來，關進嘎斯車裏，由楊參謀看管，不能讓他胡說八道。然後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隊部，在民兵的幫助下，把另一個活著的飛行員陳士印也捆了起來。

這時，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帶五連兩個排趕來了，真是及時雨！我非常高興，首先向王副團長宣佈事故性質嚴重，你們任務也非常重，首先把兩個犯人看管起來，不能讓他們自殺，也不能讓他們跑了，更不能被空軍搶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斷他的腿，決不能打死。

接著我派部隊切斷渤海所至懷柔的公路，切斷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機場的空軍來搶文件和武器。

然後我迅速回到直升機現場，向老百姓宣佈：事情性質很嚴重，請大家遠離，不要靠近直升機，保護好現場。

這時，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副主任楊某某、懷柔縣公安局局長李軍、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七團團長張前進都來到現場，我召集所有在場的領導幹部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雖說我對事情也並不清楚，但總比他們多知道一些。我說：一、事件是嚴重的，屬於什麼性質尚不清楚，但涉及國家機密；二、請召集大隊幹部，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三、不要傳播謠言。這件事情關係國家大事，誰傳謠就是造謠惑眾的問題。現場由七團五連看管，別人都離開，決不能出任何問題。

我同時向在場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懷柔縣公安局的幹部，包括法醫、記者宣佈：此次事件有關大局，是機密大事，問題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請將拍攝的膠捲交出來，待問題弄清楚了再還給你們，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們對總的情況沒有接到上級通報，北京衛戍區規定我們執行具體任務，其他無可奉告。這是國家大事，請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現場停留，都請立即回去吧。

9時左右，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剛來到渤海所，我向他報告了直升機迫降的大致情況，已出現的問題和處理情況。李副司令員指示開設指揮所，對現場出現的新情況要及時上報。我立即將大隊的電話調用，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與北京市電話局、中南海電話局協調，將人民大會堂至渤海所的電話調為專線，沿途支線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員吳忠與渤海所的通信暢通無阻。

這時，總政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坐著奔馳車來了，說是總政主任李德生要他來瞭解一下情況。根據人民大會堂電話的指示精神，我告訴他，我們是看管犯人，保護好現場，沒有提審犯人的權利，無情況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遠距離觀看，不可以進到現場。這位徐部長看了看外部情況，提出要回去。我讓五連副連長李友清把他送到團部休息，要團長熱情接待，實際上把他“軟禁”起來。因為在那麼複雜的情況下，搞不清這位保衛部徐部長是真是假。

空軍沙河機場警衛連連長帶全副武裝的一個班來了，說要瞭解直升機的情況。我問他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一、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故；二、這個地區屬於北京衛戍區的防區，友鄰部隊全副武裝來，要事先聯繫或得到有關部門通知方可進入；三、你們莫名而來是不符合規定的，待我報告後再說。

因為師長已經交代不能讓空軍介入，雖然搞不清為什麼，但我對空軍方面來的人格外注意。我讓這一個班的空軍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軍戰士說他槍裏有子彈。我當即命令他們向後轉，退子彈，槍放下，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彈藥。

這時部隊還沒有到，事後想真是有點冒險。正好七團衛生隊軍醫馬志軍帶救護車來到現場，我大聲叫馬軍醫把這個班送到你們營房，要團裏安排他們休息吃飯。實際上也是把他們“軟禁”起來了。

11時左右，空軍駐懷柔導彈某師政委帶著陳參謀長來了，要進現場，被我勸阻。我把他們讓到生產大隊的一間空房裏，屋子裏沒有椅子，大家都站著。我問他們奉誰的命令。他們說是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的指示，讓他們瞭解現場情況。我又問他們：你們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們說不知道。我說既然不知道，請兩位坐下休息。他們提出要回去，我說不要急，待我報告人民大會堂，得到指示後再作安排（舒雲按：其實他們坐吉普車來的途中與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相遇，朱部長簡單介紹了情況，他們也看了兩具屍體的現場，只是他們進直升機現場被攔）。過了20分鐘，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指示，現場由北京衛戍區處理，讓他們回去工作。

11時左右，北京電話指示，派兩名得力幹部把兩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交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政委楊俊生。我將七團團長張前進、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請來，交代他們兩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交給吳、楊兩位首長。我說：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車，不能讓空軍把人搶走；第二、要絕對保證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斷腿，決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衛戍區；第三、送到後你們直接回部隊，掌握部隊，做好戰備工作。

安排完這一切，到了午飯時間。我又渴又餓，才想起來還沒有吃早飯，更不要說午飯了。我要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到沙峪警衛點（倉庫）三機連送點飯。直到下午2時炒飯送來了，我才和李剛副司令員等吃了一頓飽飯。

約下午3、4時，人民大會堂來電話指示，當晚把三個死者送到警衛二師醫院的太平間。於是我決定用七團衛生隊的救護車，由五連派三個人，隨軍醫押車。

我指揮九連連長李金虎上直升機，將飛行員陳修文的遺體從駕駛室搬下來。直升機的機身上有個用蓋板蓋住的腳蹬，一伸腳就能打開，可是我們都沒有上過直升機，不知道怎麼上去，最後只好搭人梯上去，費了很大勁才把陳修文的遺體搬下來。駕駛艙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後艙了。

然後我指揮清查直升機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們強行打開後艙門，裏面有三支衝鋒槍，兩支手槍，以及部分子彈。還有一大皮箱機密文件和軍事地圖，標有全國軍隊部署等。這中間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發現一部錄音機，那個年代根本沒有見過什麼錄音機，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大家亂撥亂按，結果弄響了。以後知道是黃永勝、葉群談烏七八糟的私生活，據說是林立果錄的，目的是為了讓黃永勝交權的證據。李剛副司令員急忙叫關起來，可是誰也不會關錄音機，老是在響。最後有人試圖用急救包的綁帶把它綁起來，無意中碰到開關，這才不再響了。

處理完直升機，我和五連戰士清理現場周圍。在不遠的玉米地裏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我命令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併呈送北京衛戍區領導。

中央處理慎之又慎。專家拼湊字塊時發現少了一個“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帶五連一排再去現場找，不巧9月13日夜裏下了雨，增加了尋找的難度。

我們採取拉網式，反復幾趟，才終於在泥地裏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如獲至寶，“月”字找到了（舒雲按：為了一個“月”字，如此興師動眾。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為何缺失三分之二）。

我體會工作作風要細緻，特別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細小雜物都不能丟掉，否則將誤大事。如果我們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遺物，再細一點，就不會丟掉“月”字，專家復原成“黃永生”，給周總理添了麻煩。據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黃、吳、李、邱，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