弔唁期間，大會堂內共治療398人，大會堂外天安門廣場共治療8431人，巡診6984人，合計15813人。一萬五千多人在弔唁大廳內外出現不同程度的病狀，體現出中國民眾對最高領袖去世的悲慟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擊。

衛生保健組的成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病逝，按照預案，治喪委員會各工作機構很快落實成立。委員會下設秘書組、警衛組、總務組、宣傳報道組、外事組、衛生保健組等等。衛生保健組由劉湘屏（女，56歲，衛生部部長）、黃樹則（61歲，衛生部副部長）擔任正副組長，負責處理弔唁、追悼大會期間領導和群眾的衛生保健事宜，經常參加辦公的有衛生部王桂珍、黃開雲、才生嘎、張立和北京市衛生局穀秀波、辛福錄等六人。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33歲的王桂珍，她是名揚上海郊區的赤腳醫生，是電影《春苗》女主角的原型，1975年剛從基層調到部裏出任核心組成員，相當於副部級職位，被視為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從職務上看，衛生部女局長黃開雲、北京市衛生局醫政組組長辛福錄較為熟悉業務，應該是實際操作的具體協調人。

衛生保健組的當務之急，是9月11日至17日弔唁期間的衛生保健工作，經過緊急處理的毛澤東遺體安放在人民大會堂的北大廳，估計每天有十餘萬群眾前來瞻仰遺容。劉湘屏、黃樹則根據以往經驗，決定在北大廳的東大廳內由中南海門診部、北京醫院設立醫療點，重點照顧中央首長和省市領導、重要黨外人士；而首都醫院（即協和醫院，“文革”中被改名）、阜外醫院的醫療點設在北大廳和西大廳內，主要面向一般的弔唁群眾。同時，在人民大會堂外也設立四個醫療點，由北京市友誼醫院、工農兵醫院（即後來的宣武中醫醫院）、宣武醫院、北醫一院負責籌備。每個醫療點需要六名醫務人員，其中內科醫生二名，外科醫生一名，護士三名，並各自配備一輛救護車。

對於參加弔唁大廳衛生保健的醫務人員，衛生部首先要求政治可靠，業務上具有獨立處理疑難急症病人的經驗，政審由各單位黨委負責，並報衛生保健組批准。因此各單位上報的名單多為黨團員，都是專業經驗豐富的主治醫師，如北京醫院的錢貽簡、許國忠，首都（協和）醫院的方幹、華傳東、宗淑傑，阜外醫院的于秀章、胡鎮祥等，還特別配備幾名四十歲上下的護士長。像北京醫院內科資深大夫錢貽簡，曾在中南海門診部工作多年，與中央領導較為相熟，他在醫療點的出現會令不少上歲數的領導同志心中踏實。

為了絕對保證前來弔唁和守靈的領導同志的健康，中央辦公廳和衛生保健組還按慣例安排一些醫療專家機動使用，在單位或家中待命，一旦有事由中央保健部門蔔志強負責統一調遣。

張平化是唯一出險的高級幹部

9月10日毛澤東遺體放置到人民大會堂後，北大廳就迎來一批批悲痛欲絕的弔唁人群，哭聲震響，不少上歲數的老幹部老淚縱橫，步伐艱難。據衛生保健組第三期簡報通告，10日這一天在人民大會堂內共有61個病號，其中因悲痛暈倒19人。天安門廣場內發生674個病號，其中發生一例休克，經急救後均恢復正常。

第一天弔唁帶有內部性質，來的多為中共高層領導人士，東大廳因室溫過低，使那裏休息的一些領導有嗓子痛、頭痛、流涕等輕度感冒症狀。最為嚴重的是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他平常就患有頭暈、腹瀉等毛病，弔唁過後感到嚴重不適，醫療點大夫打算緊急安排到北京醫院做腦血流圖和下消化道窺鏡檢查。但張平化本人卻要急於趕回湖南，放棄住院，搭乘當晚六時飛機返回長沙。從當時內部簡報來看，張平化是整個弔唁期間唯一出險的高級領導幹部。

針對東大廳第一天出現的病情，衛生保健組與中辦商量後決定採取應對措施，連夜調運上百件棉大衣存放在大會堂入口處，凡是領導人士進入大堂都臨時發給一件棉大衣披掛，並在東大廳內喝薑糖水。這種方法簡易卻頗為有效，高層幹部傷風感冒的情況幾天內明顯減少。

一天暈倒39人

9月11、12日以後在弔唁大廳發生的病號人數有上升的趨勢，一些老弱病人禁受不住場面的刺激而在現場出現休克、冠心病的症狀，都加重醫療點的工作勞累程度，大夫護士每天值班需16個小時以上。

這兩天，廣大幹部群眾瞻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慈祥遺容，因極度悲痛而暈倒39人，休克一人，治療2375人。經醫療點及時處理和精心護理，都很快恢復了正常，隨隊伍返回單位。（見1976年9月12日《衛生保健簡報》第四期手寫稿）

今天（9月12日）參加弔唁的群眾隊伍中發病的有2450人，其中九人病情較重，休克四人，虛脫三人，暈倒一人，冠心病急性發作一人，經過積極搶救均恢復正常。（見1976年9月13日《衛生保健簡報》第五期手寫稿）

今天（9月13日）人大會堂內外各醫療點治療675人，其中留診觀察30人，暈倒12人，冠心病5人。北京市一商局政工組組長郭書印同志，瞻仰偉大領袖毛主席遺容後，走出大廳後突然抽搐、痰堵，面色青紫，神志不清，經醫生檢查血壓220、130水銀柱，立即注射硫酸鎂、針刺、吸氧、吸痰等急救處理後蘇醒過來，內服安定片後送到北京醫院急診室繼續觀察治療。（見1976年9月14日《衛生保健簡報》第六期手寫稿）

據9月17日晚上統計，從10日到17日弔唁期間，大會堂內共治療398人，大會堂外天安門廣場共治療8431人，巡診6984人，合計15813人。一萬五千多人在弔唁大廳內外出現不同程度的病狀，體現出中國民眾對最高領袖去世的悲慟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擊。這麼大的治療量確是事先無法料到的，居然就靠三十多位大夫護士當場處置而圓滿解決，在醫學治療史上也屬一種特例。

醫務工作者受到表揚

衛生保健組用“工作認真，積極負責，堅守崗位”這幾句話來稱讚參加弔唁工作的醫務工作者，特別是在人大會堂外邊，在露天作業的大夫們有時冒著炎熱的天氣，有時還要頂著大雨，隨叫隨到，來回給出現不適症狀的病人送藥品。身為衛生部主管領導，劉湘屏、黃樹則他們看到後感慨良多，幾次使用了政治性言語來表述，激動得有些前後語不搭：“醫務工作者都懷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這種積極精神受到廣大群眾的讚揚……”

那幾天數百名建築工人夜以繼日，正在天安門城樓前緊急搭建弔唁大會的主席臺。人大會堂外邊四個醫療點的值夜班大夫主動到工地進行巡迴醫療，送去紅糖姜水，並參加搭架子的勞動。9月15日《衛生保健簡報》第七期記載這樣一段短對話：“工人同志說，‘我們看到你們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深受感動。’醫務人員說，‘這是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結果啊。’”這是最典型的1970年代政治用語，說者流露自然，用在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刻也是恰如其分的。

每日十萬多人來到靈堂大廳瞻仰遺容，空氣流通不暢，氣味難免混雜。頭兩天僅由人民大會堂醫務室負責大廳簡易消毒一次，9月12日弔唁結束後採用點燃消毒香的辦法，但仍無法解決空氣混濁的問題。13日淩晨，北京市衛生防疫站來人在北大廳東西兩側進行空氣採樣檢菌，化驗後發現並沒有致病菌，雜菌數都不超過五十。這表明北大廳的空氣尚屬潔淨，這讓提心吊膽的相關領導松了一口氣。

廣場醫療站

緊接著的工作是18日下午三時天安門廣場百萬人追悼大會的繁雜事宜，實際上在9月11日衛生保健組和市衛生局就已經擬定出完整的《天安門廣場追悼大會醫療救護站救護工作方案》，並獲治喪領導機構批准。在方案中，擬建立醫療救護站34個，西至西單北大街，東至東單北大街，但重點還是放在天安門廣場內。從東西標語塔至人民英雄紀念碑左右兩側共設14個醫療救護站，每個站設六名醫務人員，其中三名醫生三名護士、一名司機，由各單位自帶救護車一輛。方案中明確規定，各救護站由所在醫院的一名領導帶隊，負全部政治責任。

醫療救護工作總指揮站設在天安門紅西四觀禮台下，配備一輛機動車來回巡視應急。下設六個分指揮站，分別設立在公安部門口、歷史博物館西門、人大會堂東門、二十八中學門前、南池子南口東側、原工會大樓門前，具體負責相近的幾個救護站的聯繫工作。

有趣的是，依照多年天安門廣場組織大型活動的經驗，各醫療救護站多以燈杆為建站標誌。譬如，馬克思像後36號燈杆為人民醫院救護站、列寧像後9號燈杆為積水潭醫院、人大會堂西北角2號燈杆下為北醫一院、人大會堂南門前14號燈杆下為北醫三院、歷史博物館西北角前35號燈杆下為第六醫院、二十八中門前115號燈杆下為兒童醫院、方巾巷南口西側16號燈杆下為日壇醫院、南長街南口東側62號燈杆下為復興醫院等等，燈杆醒目易找，也便於劃分各自的主管區域。其它還如東、西兩個標語塔，紀念碑東、西側南北草坪也作為設站的重要標誌。

各醫療站只備有一些急救藥品及一般常見的防治高血壓、冠心病和中暑的中西醫藥品，再則是兩張行軍床、折疊床及擔架，條件稍好的醫院還能帶上一部半導體心電圖機、一兩個氧氣袋及保護藥品的冰桶。這些就是當年北京所能具備的最好的急救家當，顯示醫療條件的簡陋和落後。為應對副主席臺上中央領導的緊急情況，在西觀禮台下也只是設幾張簡易病床，別無其他先進的搶救設備，由友誼醫院機動小分隊負責。

為備急需，衛生保健組還特意在友誼、朝陽、首都、北京、阜外等醫院各設幾張幹部病床，並讓其他綜合醫院有意騰空普通病床十幾張，準備接受較重的病人。

三千人突然昏厥

追悼大會之前，中央治喪辦公室負責人之一、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再三強調要注意安全保衛工作，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衛生保健組隨之要求各接受任務單位，要黨委領導掛帥，辦好學習班，選好醫務人員，並做好政治審查工作，保證不出醫療事故。

中央治喪委員會辦公室事前向各單位下發了《群眾參加追悼大會注意事項》，同樣要求嚴格審查參加者的政治面貌，登記名單，指定負責人帶隊。再三強調：“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階級敵人破壞和搗亂。”並規定所有人員一律不准帶包，會前30分鐘要列隊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