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項規定出臺之後,花費公款的大批晚會停辦,昔日以晚會收益為主的民歌手在搜索引擎上熱度下滑,連基本的曝光率都難以維持。

2014年，對眾多以“主旋律”和“民族唱法”為關鍵詞的歌星們來說，是一個難熬的年頭。

慘淡經營的信號事實上在馬年春節聯歡晚會的節目單上已經透露了出來。這台可能是世界上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直播節目，一向被官方視作重要的宣傳工作平臺。

春晚的規則一般是歌舞、語言、戲曲等節目交替出現，這些節目的價值導向要絕對符合主旋律的方向。

語言類的主旋律一般是依靠馮鞏、黃宏、蔡明等小品演員盡力在作品中植入人間真情和好人好事實現，而歌唱類節目往往直接被劃分為兩類：民族唱法的讚歌類節目和流行唱法的港臺歌星。前者負責給廣場、公園噴泉提供背景和諧旋律，後者則提供接下來一年裏的手機彩鈴、縣城服裝店音箱裏的歌曲，以及KTV人人會唱的“最大公約歌”。

基於這種考量，無論電視觀眾的反饋如何，專精於“主旋律”的民族唱法歌手—尤其是各級文工團出身的“明星民歌手”—總能在這台晚會上，佔據相當之多的戲份。

春晚：文工團戲份縮水

開始人們把民歌手的春晚沉寂歸於馮小剛的新政，後來發現可能沒有這麼簡單。

2011年春晚是近幾年來“文工團”系統戲碼最重的一年，在全部32個節目中，15個節目有文工團演員參與，占到總數的46.9%，將近一半。接下來兩年的龍年春晚和蛇年春晚上，都有10個節目由文工團演員參與，約占節目總數的1/4。

另一個更具說明力的指標是那些大牌民歌手的亮相。在2011-2013年的春晚舞臺上，宋祖英、譚晶、祖海、張也、湯燦在內的幾位大牌女歌手都擔綱了晚會上的重要歌舞節目，宋祖英和譚晶兩位歌星甚至每年都固定出現。

然而，這樣的情況在2014年的春晚上出現了令人預料不到的變化。包括宋祖英和譚晶在內，此前一直在春晚舞臺上活躍的民歌手們竟然無一出現。

整台晚會上最出名的幾位民歌手都被安排在了晚會例行的最後一個節目《難忘今宵》中參加合唱—李穀一、蔣大為、蔡國慶、關牧村這樣的陣容，比照往屆顯得頗為奢侈，不免讓人覺得象徵意義大於實際需要。

宋祖英用“國外演出”為理由解釋了自己連續24年參加春晚這一歷史性紀錄的中斷。當時就有許多媒體注意到了馬年春晚上民歌手退潮的現象，但當時看來比較顯見的一種解釋是，以迎合市場口味為特長的晚會導演馮小剛，主動對春晚演員的構成做了改造，在減少“官方”色彩的同時，為更具市場號召力的流行歌星提供了更大的舞臺空間。

這樣的解釋有一定的根據，例如有關中國關鍵宣傳語彙“中國夢”的歌曲，就未像往常那樣由民歌手以“民族唱法”獻唱，而是選擇讓頗具親和力的影視紅星黃渤用一首流行風格的輕快歌曲演繹了出來。電視畫面上，黃渤身穿愛馬仕工作服，一邊在跑步機上邊走邊唱。

然而，人們逐漸發現，民歌手的遇冷，並不是春晚一台晚會的獨有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知名民歌手們，無論是登臺亮相的機會，還是見諸報端的頻率，都始終沒有恢復到公眾往年所熟悉的程度。

搜索引擎：他們的消息越來越少

和流行歌手出唱片、演影視、接廣告和錄通告相比，民歌手保持曝光的方式是，上晚會、去慰問和開兩會。

這一現象可以在新聞數據上得到驗證：選取一組最有知名度的民歌手作為觀察樣本，通過新聞搜索的方式，對其2013-2014年間的媒體曝光頻次做數據統計後可以發現，民歌手遇冷既非個案現象，也不是從“馬年春晚”才開始，而是在2013年下半年開始就大範圍地發生。

中國軍隊文工團按照所屬組織的級別劃分，以總政、空政、海政、二炮、武警五家文工團為最高級別，下屬演員水平和知名度亦最高。以上樣本，主要覆蓋了這五家文工團中級別和職稱均較高的明星演員。

按照性別分為男、女兩組，在百度新聞搜索上，以“歌手名+晚會/慰問”的關鍵詞進行新聞檢索並按照時間排序後（“演出”、“演唱”之類的關鍵詞因噪音較多，予以排除），得到的結果如圖所示：

和曝光率減少同時發生的，還有負面新聞的密集出現—這很大程度上是坊間對民歌手消失現象的一種解釋邏輯。有時這樣的推測和事實相去不遠，例如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情婦、原鐵路文工團歌手羅菲就在2013年11月獲刑，中國煤礦文工團原團長張成祥也在2013年底被“雙規”。

和反腐有無關聯

民歌手的大規模沉寂時間，正好和反腐風暴持續加強的時間點有關聯度。

將民歌手消失的現象和“反腐敗”結合起來考慮會發現，民歌手們開始消失的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上半年，確實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反腐風暴”的持續深入，在時間上有相當的關聯度。

另一方面，由於文工團系統和民歌手職業身份的特殊性，這些歌手相較一般的民間歌手，確實獲得了更多與官員產生交流互動的機會。

在知名民歌手中，不乏和高官過從甚密者，有的歌手本身就擁有不低的行政級別，這就給了公眾足夠大的想像空間。過往民歌手深陷貪腐醜聞的案例，也確實不在少數：

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貪腐案：2013年11月7日，原中國鐵路文工團歌唱女演員羅菲，在北京市二中院出庭受審。她被控掩飾、隱瞞張曙光的受賄犯罪所得共計198萬餘元，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羅菲當庭認罪。

原中國煤礦文工團團長張成祥貪腐案：2013年11月21日，國家安監總局透露，中國煤礦文工團團長張成祥被雙規，已免去其職務。初步查明，在擔任黑龍江煤監局局長等任內，張成祥受賄人民幣1343萬元，美元13萬元，歐元2.5萬元。在黑龍江、大連、海南、北京有多套住房。通報中未提及其有生活作風問題。

除上述見諸公開報道的貪腐案件以外，知名民歌手牽涉官員貪腐案件的未經證實的傳聞亦有不少。

因政治宣傳需要而在革命時期便萌芽，並逐漸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大文藝兵系統的“文工團”，其文藝生產模式與市場化的文藝團體、藝人、明星區別極大。

削減晚會才是最直接的影響

削減晚會可能直接導致了曝光率下降和收入的縮水。

在當前中央“反腐風暴”的壓力之下，許多民歌手或主動避險，或被動與貪腐案件牽連，因而不再拋頭露面—許多坊間傳聞，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被炮製出來。但從公開的報道來看，中央對貪腐案件的調查，對民歌手的影響算不上是普遍現象。

同時，中央的反腐行動，卻通過另外一種方式，對民歌手們的命運進行了儘管並不直接卻影響深遠的幹預。

2013年8月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審計署、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下發了《關於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這份通知被認為是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反腐倡廉的“八項規定”在文藝演出領域的一次升級。

通知指出：“文藝晚會包括節慶演出過多過濫……特別是財政出資或攤派資金舉辦的晚會，容易助長不正之風，損害黨和政府形象，群眾意見很大……要加強電視文藝晚會播出和宣傳的管理，對上星綜合頻道播出電視文藝晚會實行總量調控，避免晚會播出紮堆”。

這份文件的關鍵詞在於“電視文藝晚會”以及“財政出資或攤派資金舉辦的晚會”，這兩者都和“文工團”、“民歌手”有直接關係。

民歌手們活躍的舞臺，往往和大眾市場脫鉤。直接面向社會或者市場的演出方式，對於文工團而言，一是因為產品脫離市場，市場難以打開；二是因為商業、社會演出經常要讓位於政治演出任務，因此在民歌手們的演出結構中，比重不大。因此，民歌手們要獲得演出機會，更多的是依賴於“財政出資或攤派資金舉辦的晚會”。

據媒體報道，目前中國各類國有院團每年得到的政府補貼約50.06億元，而民營團體僅為2.39億元。由此可見，《關於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對於各類公費文藝演出的打擊程度，要遠遠大於對單純市場導向的商業演出。

另一方面，民歌手這類“文藝明星”的曝光，主要還是依賴於主流媒體。曾經有過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民族歌曲”、“愛國歌曲”是中國文藝舞臺上唯一被認可的歌曲表演形式—其他諸如流行歌曲、搖滾音樂之類，都被斥之為“靡靡之音”。在這種政治宣傳動機的推動下，民歌手一度成為中國當之無愧的“麥霸”。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這樣的認知早已從事實上被打破。

對於民歌手賴以獲得演出機會和經濟收入的公費演出市場，以及其得以獲取公眾知名度的電視晚會市場，《關於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這也意味著民歌手的演藝機會被《通知》限制了，他們的受限程度比依靠商業演出、社會演出發展的民間歌手們更大。

《通知》對演出市場的約束效果立竿見影。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每年發佈的《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連續多年呈現高速增長態勢的文藝演出市場，在2013年突然急轉直下。

2011年，中國演出市場規模創歷史新高，達到233.3億元，直接票房收入120.9億元，同比增長11.9%。全年演出市場規模超500億元，演出總收入355.9億元，同比漲幅高達75.1%。然而《2013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演出市場總規模縮水為463億元，環比下降9.0%。票房收入131.1億元，環比下降2.9%。

演出市場全面縮水的大背景下，首當其衝的就是民歌手們。他們的舞臺空間被迅速壓縮，這也直接體現在他們的新聞曝光率上—民歌手們看上去集體“隱形”了。

部隊對文工團越管越嚴

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規定，斷了民歌手出去參加商業活動的可能。

就在五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的當月，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了《關於規範大型文藝演出、加強文藝隊伍教育管理的規定》，重申紀律、嚴控商業活動：“嚴格控制文藝晚會的投入，不得過度包裝，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