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第二十二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峰會）舉行尚有一個月，東道主北京對「中華台北」由馬英九親自出席，並籍此實現「習馬會」仍然不鬆口的情況下，馬英九終於認命，昨日無可奈何地決定，由蕭萬長代表他出席「APEC」峰會。此顯示，馬英九自去年九月起發動，並在今年九月間密集進行的「APEC習馬會」輿論攻勢，終於失敗。

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立即表態，「大陸作為東道主，歡迎台灣方面按照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與會」。這既是要將「台灣領導人仍然是派出代表出席北京APEC峰會」的決定固定下來，也是肯定馬英九最終還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當然，還忘不了重申一次「有關諒解備忘錄」。

范麗青所指的「有關諒解備忘錄」，應當是分為兩個層次。其中第一個層次是指一九九一年的「韓國諒解備忘錄」，當年的「APEC」部長級會議（由於是由各「APEC」經濟體的外交部長和經濟部長出席，因而又稱「雙部長會議」）在韓國舉行，韓國決定執行「APEC」吸收中國、中國台北和香港（回歸後改稱為「中國香港」）加入的決議，邀請這三個新的經濟體出席會議。但為了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達成了「諒解備忘錄」，確定中國為主體經濟體，中國台北和香港是地區經濟體，中國台北和香港都不能舉辦部長級會議，而且其主管對外事務的主官也不能出席部長級會議，只能是由經濟部長出席部長級會議。

部長級會議的程式是，部長們聽取和審議高官會報告，回顧當年的形勢和工作進程，決定下一步行動綱領和計畫。部長級會議總體把握「APEC」的進程，與會部長們代表各自的政府或行政當局,提出議案，發表意見，決定重要問題。「部長級會議」是「APEC」的會議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對「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負責。會議主席由除中國台北、中國香港之外的所有成員經濟體輪流擔任，擔任主席的經濟體負責主持外長和經濟部長的年會。

第二個層次是「西雅圖模式」。一九九三年的「APEC」部長級會議在美國的西雅圖舉行。美國總統克林頓認為，應當提高「APEC」的規格，因而建議從當次「APEC」會議開始，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亦即「峰會」，緊接著部長級會議之後進行，並作為「APEC」級別最高的決策機制。會議的主要工作程式是，領導人聽取部長們的工作報告，並對部長級會議提出的議題和方案拍板定論，對下一年度的工作作出指示，會後發表領導人宣言。「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建立與定期召開，使「APEC」活動的層次提高到了首腦級。

經過當年「APEC」東道主美國與中國的磋商，為中國台北經濟體的出席方式確立了「西雅圖模式」，亦即其一，由於中國台北和香港（回歸後改稱為「中國香港」）不能舉辦雙部長會議，因而也不能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其二，台灣領導人也不能出席這個最高層次的會議，而只能是派出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以「領導人代表」的名義出席。而在香港回歸後，香港特首可以出席「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至於台灣「領導人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邀請方式，也形成了一套機制，通常是由主辦當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經濟體的領袖，當然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派出特使前往台北，當面向台灣領導人發出出席邀請函。而台灣出席會議的「領導人代表」的具體人選，必須獲得北京同意。然後，當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辦經濟體，再向台灣發出具體人選的邀請函。

二零零一年的第九次「APEC」峰會，在中國的上海舉行，這是中國首次舉辦「APEC」峰會。陳水扁意圖突破「西雅圖模式」，想由他自己親自出席會議。在遭到北京拒絕後，又意圖改派卸任「副總統」李元簇代表他出席，但仍然被比較拒絕。陳水扁老羞成怒，結果連主管經濟事務的部長也沒有派出，形成台北缺席了當年的「APEC」峰會。事後，陳水扁頗為後悔懊惱。

二零零八年馬英九上台，也意圖突破「西雅圖模式」，計劃派出也是卸任「副總統」的連戰，代表他出席「APEC」峰會。而且派出連戰還具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連戰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出身，還曾任過「行政院長」，並不是經濟域的官員，因而頗有「偷步取巧」的意味。

馬英九的如意算盤是：一、藉著連戰曾經進行「和平之旅」，並在「胡連會」中與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關係，向北京示好，希望能在兩岸關係尤其是海峽兩會協商中，獲得北京更多的「讓利」。二、連戰曾任「行政院長」和「副總統」，藉著北京對連戰的好感，而趁機提升中國台北出席「APEC」峰會代表的層級，為自己日後有機會直接出席「APEC」峰會預作鋪墊。三、連戰曾任國民黨主席，此時也是榮譽主席，在國民黨內擁有較高的號召力，能夠聚攏部分老派的國民黨人。而北京雖然對馬英九耍了這個小手段頗為不悅，但考慮到連戰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面的重大貢獻，也就「雖不滿意，但可接受」了。

但連戰終究不是馬英九的「自己人」。隨著馬英九在兩岸系統清掃門庭，尤其是在海基會逼退江丙坤，也希望能在出席「APEC」峰會的代表人選上，換上自己的親信，尤其是也曾任過「行政院長」，並曾與自己搭檔參選並當選「副總統」的蕭萬長。而且，蕭萬長還曾在「經建會」主委任上，作為李登輝的代表出席過「APEC」峰會，是貨真價實的經濟領域部長級官員。

連戰的「犯規」，給了馬英九「換人」的機會。那就是，在前年的「APEC」峰會上，連戰私底下分別與奧巴馬、普京等領導人進行「走廊外交」和「咖啡廳外交」。北京當然不悅，但出於連戰對推動兩岸關係的重大貢獻，而沒有聲張。馬英九得知後，趁機換上蕭萬長。

也正因為連戰曾籍著「APEC」峰會進行「走廊外交」，當馬英九提出親自出席北京「APEC」峰會後，北京除了是出於堅守「西雅圖模式」的考量之外，也是擔心馬英九按照連戰的模式，與奧巴馬、普京等領導人進「走廊外交」、「咖啡廳外交」。

應當說，「APEC」的「諒解備忘錄」的規矩是明擺著的，馬英九以出席北京「APEC」峰會實現「習馬會」的要求，不切實際，並注定會破局。但這並不等於沒有機會實現「習馬會」，可以採取其他的形式，只要不是借助國際場合就行。但由馬英九仍然堅持「不統、不獨、不武」，也由於他的無能無為，更由於他搞了個「共諜案」，傷害了國台辦和海協會，因而「習馬會」的機率已大為降低。不過，習近平是「紅二代」，少年時代曾在中南海住過，深得其父親習仲勛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人的政治謀略精髓，是否也將會大開大闔，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