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中山裝離開帶走廣東文化

2012年12月18日，汪洋從廣東省委書記的崗位上卸任，胡春華接任，兩人在廣東省召開的領導幹部大會上進行了“交接”。汪洋一改以往嚴肅的西裝，以耳目一新的一身中山裝與大家告別。

汪洋在回顧廣東5年的工作時深情地說:5年前我是穿著西裝來與大家首次見面的，今天我將穿著中山裝離開，帶走的是廣東文化，中國特色！我在這裏受到的薰陶，將使我終身受益。5年前我首次與大家見面時，曾表示要努力成為一個“廣東人”。5年後的今天，在我即將離開的時候，如果大家認為這5年我真的融入了廣東，請鼓掌通過，批准我為“廣東人”。

領導人著裝背後的秘密

中共高級幹部的服裝總是被大眾議論的主題，一件普通的衣服，一個沒打領帶的細節，都會引來議論。至今，在主營高級服裝定制的北京紅都公司大堂內，櫥窗裏放著紅都為毛澤東製作的灰色中山裝，其後寫著1949勝利者的選擇。毛澤東青睞大尖領，對中山裝的顏色也只認准灰色。在為鄧小平設計中山裝時，設計師則根據他的身材，將領子減小，領口降低，這樣就顯得精神。

隨著新中國國際交往恢復、外交活動增多，中南海也亟須塑造新中國領導人和外交人員的形象。通過周恩來協調，1956年3月至4月，滬上多家西服名店遷往首都，陸續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館區附近開設西服加工門店，主要服務對像是各國使館和出國人員。

胡耀邦是改革開放後中國最高領導人中第一個穿西裝的。他以身作則地鼓勵人們穿西裝，並把這視為培養開放意識並向世界展示中國開放形象的一種手段。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他的表率下，很快，西裝就在中國百姓中普及起來，也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正裝”。

改革開放之後，許多中央領導人穿西服，打領帶時，李先念卻堅決不穿西裝，他帶著濃重的鄉音說:“為什麼一定要穿西服，領帶就像吊頸的繩子，勒死人了。我看中山裝就很好，我就穿中山裝。”李先念一生從未穿過一次西裝。

重大慶典領導人多穿中山裝

如今，中共領導人著中山裝更多是在重大節日慶典時，這種著裝更多帶有象徵意味。

鄧小平在1984年閱兵時穿的也是中山裝。同樣，當慶祝新中國成立50周年時，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穿的也是中山裝。2009年10月1日，胡錦濤身穿深色中山裝，主持新中國成立60周年閱兵儀式。2011年，隨著辛亥革命百年一系列事件的到來，中山裝更是成為諸多政界人物的選擇。這時候，中山裝這一中國“政冶圖騰”更多蘊含的是開放民主、民族複興之意。

除了穿什麼，百姓更想看到領導入有血有肉的一面。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12月10日晚播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廣州主持經濟工作座談會的畫面，有細心線民發現，習近平沒有打領帶，“領帶都不系了，輕松自如，氣氛隨和”。

中國幹部形象６０年變遷

時代不同，幹部的群體形象或多或少也都有差異。這與個人的認知和見識有關，也更與一個國家的施政環境有關

不富裕年代的官員形象

頭上包著白毛巾，臉龐黝黑，笑起來時露出一口白牙，黑色對襟上衣，自家做的當地農民穿的褲子，胸前掛著一個旱煙袋，腳上一雙土布鞋。

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山西平原上最常見的農民形象。身為大寨黨支部書記、沒有上過學的陳永貴亦如此。後來，陳永貴在“農業學大寨”出了名，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職務也一路升遷，但他的裝扮並未因此而改變。在官方報道中，他的形象依然保持了一個農民幹部的本色，“每天和社員一樣勞動，和社員一樣記工分”。

和他同時期的官員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是另一個典型。他在帶領蘭考縣人民“冶三害”期間，穿著打著補丁的舊大衣，“背著幹糧、拿起雨傘，和大家一起日夜奔波”。當時他的肝病已經相當嚴重，雖然許多人勸他在家裏聽匯報就行，但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艱苦樸素、自力更生，是那個年代的官員被賦予的一個整體形象。當時身為中國高層的主席毛澤東和總理周恩來，在可見的報道中，也都是“衣服壞了，捨不得扔，會連續縫補多次，直到爛得再也穿不了”。雖然有：紅都”這樣的專門為最高領導人制衣的部門，但是定制頻率很低。而且，做衣服需要自己個人掏錢。毛澤東有一塊瑞士產的歐米茄手錶，是郭沬若送給他的，他戴著這塊手錶直到臨終。

所以劉青山、張子善這種奢侈、揮霍性的官員在當時出現，幾乎是無法容忍的。《人民日報》1952年1月4日的一篇報道稱，劉青山這位經歷過戰爭洗禮的老革命，“著一身毛料西裝，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儼然一副紳士派頭”，而他的住處，有鋼絲床、大衣鏡和沙發，地板亮得能照見人影。

回溯毛澤東時代的官員，一個最大的共性就是生活不富裕，所以在物質上沒有太多追求；而人們的欲望也都被禁錮在集體主義和基本日常生活要素上，所以也沒那麼多時間和空間去張揚個性。

胡耀邦倡導穿西裝

改革開放之後，這一切慢慢有了改觀，除了一些已明顯落後於時代的禁忌被打破；一些極具個性的官員也相繼出現。

198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深圳。在一次講話中，他注意到所有的幹部都穿著深嘰色的四口袋幹部裝。“你們穿的衣服怎麼還是老樣子？我贊成你們穿西裝，跟外商打交道。”他說道。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國人對官員形象的最常見的描述是“穿四個口袋外套，胸前掛支鋼筆的人”。而當時的中國人，服裝顏色亦很單調，只有藍和灰、黑這些。因為過分注重著裝打扮，會被認為是“嚮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當時老百姓穿的衣服是以部隊軍裝為式樣的軍便服，而幹部們，從中央到地方，都是以傳統的中山裝為主。

胡耀邦試圖盡快改變這種現狀。他在1977年初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時，就帶頭穿西裝，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共高級領導中較早穿西裝的人。在胡耀邦的推動下，被賦予重要使命的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也開始西裝革履地出入各種社交場所。

外在的服裝改變也是官員內心的變革的一個映照。激情、向上、求新，充滿想像力，成了那個時代官員的一個集體標簽。一是沒有那麼多物質上的羈絆，二是精神也沒有太多束縛，個個都敢說、敢想、敢幹。

領導魅力的放大器

過去，官員形象更多的是一種本色呈現，鮮有刻意去進行包裝。但在進入新的世紀之後，官員的外形、穿戴開始成為一門學問。

曾應邀給訪華的美國總統小布希化妝的北京中央電視台高級化妝師徐女土，在一次訪談中也表示，現在許多重要部委都請她去講課，介紹禮儀及化妝之道，這說明領導人的媒介形象問題已經普遍受到注意，提升到議事層面上來。

中國外交部前新聞發言人、駐法大使吳建民認為這是二個好現象，“中國的領導人需要形象顧問。這是一門學問。跟外界交流，一個眼神、什麼樣的手勢，都有講究”。他還援引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競選作為例子，他說，“希拉克過去幾次競選總統競選不上。女兒給他提意見，說你把戴的這個黑眼鏡去掉，這個眼鏡給人看了太嚴肅了，戴一個隱形眼鏡，然後講話應當怎樣，這個很有效。”

“這個時代，外在的包裝不可少。這是領導魅力的放大器。研究領導的行為舉止、儀表、語言對領導形象的影響，是形象塑造必不可少的內容。”有分析指出。

中國有一些女性官員在這方面做得不錯。比如，前中國駐英大使、現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傅瑩。“她滿頭銀發，戴著眼鏡，著裝考究。”英國BBC曾如此描述傅瑩。出現在媒體面前的傅瑩，無論是著裝，還是談吐，都顯得非常優雅，讓人如沐春風。

“大使衣著講究，小飾物也同樣考究，有時看見大使在食指上戴著一個非常時尚的大戒指，有時她也會穿一雙小皮靴，這種年輕的心態讓她與年輕人也自然而然地相處融洽。”與時為駐英大使傅瑩接觸過的一名人士稱。傅瑩的“時尚外交”由此得名。

（欒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