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謝泳曾發掘出毛澤東《沁園春‧雪》1945年在重慶發表時兩則相關史料。一是重慶《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將這首詞抄給傅斯年，在信中寫道：“日前之晤，承問笑話，忘記談一事，即毛澤東近作之《沁園春》也。特另紙錄陳，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雖未具體展開，但很明顯，對《沁園春‧雪》語含不屑。二是作家吳組緗在當時的日記中，也談及讀《沁園春‧雪》的感想：“毛主一切為大眾，于文藝尤主‘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卻作這樣的詞。毛反對個人英雄主義，而詞中充滿舊的個人英雄主義之氣息。看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霸主比高下；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與蔣先生爭勝，流露躊躇滿志之意。說山河壯麗，所以古今英雄都要爭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類英雄之一。這些氣味，使我極感不快。”

《沁園春‧雪》是毛澤東1936年寫于長征途中，重慶談判期間書贈柳亞子。柳亞子將毛詞和自己所作和詞，一併交《新華日報》。1945年10月11日，即毛澤東離開重慶那天，《新華日報》刊發柳亞子和詞。11月14日，吳祖光在《新民報晚刊》首次公開發表毛澤東《沁園春‧雪》。11月28日，《大公報》發表了毛唱柳和的兩首詠雪詞。

《沁園春‧雪》公開發表後，出現了大量步韻、唱和之作和評論文章。其中，圍繞這首詞是否體現了“帝王思想”，開展了一場激烈的筆戰。12月4日，詞學名家易君左在《和平日報》發表了一首和詞：

國脈如絲，葉落花飛，梗斷蓬飄。痛紛紛萬象，徒呼負負；茫茫百感，對此滔滔。殺吏黃巢，坑兵白起，幾見降魔道愈高？明神胄，忍支離破碎，葬送妖嬈。黃金堆貯阿嬌，任冶態妖容學細腰。看大漠孤煙，生擒頡利；美人香草，死剩離騷。一念參差，千秋功罪，青史無私細細雕。才天亮，又漫漫長夜，更待明朝。

詞中闡發憂國憂民情懷，“忍支離破碎，葬送妖嬈”；表達對國家戰亂的憂慮，“才天亮，又漫漫長夜，更待明朝”。當然，“殺吏黃巢，坑兵白起”等句，將內戰責任隱然指向了中共。同一天，《和平日報》刊出兩封“讀者來信”，指斥《沁園春‧雪》含有“幾千年來的王霸思想”，“出現了秦始皇的面目”，“自況之餘，蓋以自負也”。針對這些指責，聶紺弩、郭沫若等作詞並撰文進行了駁斥與辯解，將《沁園春‧雪》的思想內涵歸之為“反封建，反帝王”；“豈等沛風，還殊易水”，申明毛澤東與封建帝王、草莽英雄的區別。然而，這些駁斥只是一種簡單的申辯，並夾雜人身攻擊，並未根據詞作本身作出具體、合理的闡釋。還有一種說法，稱此次論爭是由蔣介石引起的，蔣從此詞中看出毛澤東野心勃勃，想當帝王稱王稱霸。然而，這近乎小說家之言，恐怕難以為憑。由於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這一場論爭變味，偏離了文學本身，它實際上是國、共兩大政治陣營在思想文化領域開闢的第二戰場。

當然，並不是所有介入《沁園春‧雪》論爭的和詞或文章都持黨派立場。早在此前，柳亞子對這首詞“類帝王口吻”也很敏感。10月23日，在毛澤東手跡跋文中，他對《新華日報》不發表《沁園春‧雪》作出揣度：“中共諸子，禁餘流傳，諱莫如深，殆以詞中類帝王口吻，慮為意者攻之資；實則小節出入，何傷日月之明……餘意潤之豁達大度，決不以此自謙，否則又何必寫與餘哉。”12月16日，王芸生在重慶《大公報》發表《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文前“補識”寫道：“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間接表達了對《沁園春‧雪》的看法，表明其“反帝王思想”的立場。

至於上述王芸生、吳組緗書信或日記中所言，當然是個人見解的表達和真實情感的流露，與政治無關。而且，即便是爭論各方，有一點是相通的，即都表達了對於民主政治、和平統一的追求與期望，而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類封建君主式的“風流人物”都持否定態度。

1949年後，有關《沁園春‧雪》的論爭自然停歇。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親自批註《沁園春‧雪》：“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自此，對《沁園春‧雪》的解讀趨於一律。後來，《沁園春‧雪》入選中學語文課文，將其主題歸結為讚頌無產階級革命英雄和人民大眾。這樣，《沁園春‧雪》的解讀納入意識形態，實際上也偏離了文學本身。特別是將上闋有關雪的描寫指明是反封建主義，將豐富的意象比附為抽象的理念，破壞了這首詞的意境。例如，有人基於毛澤東的觀點，對《沁園春‧雪》進行似是而非的闡述：詞的上闋是譴責“天公”降“雪”成“冰”，為禍“北國”；讚揚“山原”毀“雪”摧“冰”，反抗“天公”。以這種簡單的比附來取代審美體驗，恐怕很難獲得閱讀者的認同。

近年來，一些學者有意識擺脫政治因素或意識形態的影響，對《沁園春‧雪》進行了重新解讀。例如，從毛澤東早年讀書筆記分析，毛澤東以“豪傑”與“聖賢”集於一身為己志，既要稱一世之雄，也要做“百代帝王”。《沁園春‧雪》當是毛澤東的自說，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傑與聖賢於一身”的大志。有人提出，將“風流人物”解釋成人民而非抒情主人公自己無法自圓其說。根據敍述語氣和意象系列，將今朝“風流人物”放在所列舉的五位帝王相承接的位置，讓人感覺是繼承這一英雄序列的意思大於批判，這首詞所說的“風流人物”是作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期許而出現的。或認為，下闋專寫歷代風流帝王的風骨，其實都是抒發自己建功立業的抱負。

詩無達詁。拋開政治因素，關於《沁園春‧雪》是否存在“帝王思想”，既無法獲得具體依據來坐實，也會因閱讀者的不同而存在審美差異性。即如王夫之所言，“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閱讀者往往是根據自己的學識、閱歷乃至情緒心態來感受與理解作品的。當然，如果放在歷史的坐標中，這種判斷還是可以得到檢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關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登峰造極，毛澤東在“批儒評法”運動中，更是公開頌揚秦始皇，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遺毒的存在，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社會歷史原因。現在，我們重新審視《沁園春‧雪》中的“帝王思想”問題，或許會有新的感悟。

回顧毛澤東《沁園春‧雪》解讀的過程，可以發現，重慶時期有關“帝王思想”的論爭，雖然夾雜政治鬥爭因素，但不能否認，王芸生、吳組緗等在解讀《沁園春‧雪》中體現出了一種敏銳、洞察和卓識。對於皇權的敏感和封建專制的警惕，是當時經歷過民主與科學洗禮的一代知識分子的時代風貌。1949年後，對《沁園春‧雪》的解讀基本上不能逾越毛澤東本人的批註，這有可能是迫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或有其他感受也無從表達；更主要的原因是以盲從取代了個人思考，在毛澤東這樣一個紅太陽一般光輝的籠罩下，會出現閱讀的盲區。正如論者指出，評論者往往把詩壇上的毛澤東與神壇上的毛澤東夾雜在一起。對毛澤東詩詞的解讀，多以挖掘微言大義為己任，而喪失了評論的客觀立場。對詩境的欣賞，對詩情的玩味，對詩句的推敲，一概轉化為對“光輝詩篇”無以復加的讚頌。

其實，在對《沁園春‧雪》的解讀中，如果不被作者的光輝所籠罩，不是將作者供奉于神壇，不是採取仰視的姿態，而是真正地將它回歸于一個普通作家創作的一首普通的詞，也許閱讀的體驗就會有所不同。例如，這首詞存在不少瑕疵，“千里冰封，萬裏雪飄”，違反“字不復犯”原則，詞境無拓展；下闋襲用孫髯翁題雲南大觀樓長聯，詩味平淡，缺乏獨立詩性功能；“成吉思汗”四字皆平聲，不合格律。整首詞存在章法之病、字聲之誤和論史之失。在句法上常因襲古意，在創作上實以完顏亮《念奴嬌》為藍本。缺乏時代氣息，在句式上存在“同義鋪敍”現象，缺乏意境的轉換和深化。筆者認為，該詞取法蘇、辛“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但過於平直淺白，豪邁有餘而意蘊不足。或認為，這是豪放派詞的風格、特性所致。其實不然。將《沁園春‧雪》與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放在一起比較，可以看出其差異。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上闋描畫雄奇壯闊的景色，筆力雄健，意境闊大；下闋吊古傷懷，將傳頌英雄業績與抒寫內心憂憤融為一爐。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表達懷古、憂世、抒志等多重主題，將萬千感慨，抑鬱無聊之氣，一一寄之於詞。《沁園春‧雪》同樣借景抒懷，但景即是景，情即是情，景、情都顯得單一；不如這兩首詞即景寫實、因景生情，視通八方，思接古今，感情沉鬱，言有盡而意無窮。

閱讀主要是閱讀者的一種個人體驗，本來就不應強求一律。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有關毛澤東《沁園春‧雪》的褒貶曲直，其實並不重要。最為關鍵的是，閱讀者是否是作為主體存在的。閱讀者不能缺失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判斷。

（彭知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