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獨立的來龍去脈

早在19世紀的80年代開始,一直覬覦中國領土的沙俄就通過不平等條約不斷在外蒙古擴張勢力,把外蒙視為它的勢力範圍。

1911年中國爆發武昌起義成功後,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國各省紛紛響應,宣佈獨立,擺脫清政府的統治。外蒙古同中國其它各省一樣,在王公貴族的帶領下宣佈獨立。從混亂和廢墟上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不久就進入了混亂的軍閥割據時代,外蒙古也蠢蠢欲動醞釀“獨立建國”。早已覬覦外蒙的沙皇俄國,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無暇顧及邊防的時候,由其駐庫倫(即現在的烏蘭巴托)總領事出面,策動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們脫離中國。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庫倫宣佈“獨立”,成立“大蒙古國”,自稱日光皇帝,年號共戴。隨後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解除了清軍的武裝,並將辦事大臣三多及其隨從人員押送出境。此獨立未被當時的清朝政府和後繼的中華民國政府承認。

1913年沙俄當局迫使袁世凱執政的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規定: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中國不得在外蒙古派駐官員、軍隊,不得移民。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圖簽定《恰克圖協定》,將此聲明具體化。據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佈取消“獨立的大蒙古國”。袁世凱冊封八世哲布尊丹巴為“呼圖克圖汗”,並赦免獨立運動人士。外蒙古實行自治,但實際上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之後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事實上繼續支持外蒙古獨立。蘇維埃俄國在1919年7月25日發表對蒙古聲明,稱外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要求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蘇俄推翻。這時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蘇俄紅軍不斷向西伯利亞挺進,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脅日益臨近,坐臥不安。1919年8月,蒙古三盟(車盟、圖盟、漢臣)王公聯名密呈中國政府駐外蒙古地區最高行政長官、庫倫鎮撫使陳毅,自願取消自治,恢復舊制,回歸中國大家庭。

1919年11月7日,由於俄國白軍與紅軍均陷入蘇聯國內戰爭而無暇顧及外蒙古,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和政府首腦段祺瑞遂決定出兵外蒙,派徐樹錚率兵進入外蒙古庫倫,挾持“內閣理”巴德瑪‧多爾濟,軟禁哲布尊丹巴活佛,並召當時正與外蒙古進行和平談判的庫倫鎮撫使陳毅(當時和平談判已近成功)回京,全面否定《中俄聲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蒙古全境歸還中國。

11月22日以《中國大總統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復舊制。同時取消《中俄聲明》和《恰克圖協定》,北京政府在庫倫設立“中華民國西北籌邊使公署”,由徐樹錚部在外蒙古駐防。南方孫中山護法軍政府亦致電慶賀。孫中山還讚揚徐樹錚:“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但是,這種毫不留情的鐵腕政策卻使中國失去了外蒙古上層王公的人心,為蒙古後來的分離埋下了禍根。

到了1920年,段祺瑞在軍閥角逐中黯然下臺,徐樹錚被指控為“十大禍首”之最而遭通緝拿辦,他借日本使館之助逃到天津,後潛入上海英租界內匿居。外蒙古也進入混亂狀態。被蘇俄紅軍趕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結外蒙古上層王公,向中國駐軍發難。中國駐軍寡不敵眾,被迫撤離庫倫(今烏蘭巴托),一部分返回內地,一部分轉移到買賣城,準備再戰。俄國的十月革命,也傳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蘇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蘇黑巴托爾和喬巴山組建了蒙古人民黨。1921年,蒙古人民黨的軍隊在蘇俄的大量武器裝備援助下,開始向買賣城的中國軍隊進攻。中國軍隊內外交困,無心戀戰,節節戰敗,被迫撤出買賣城(今恰克圖)。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黨領導的“蒙古臨時人民政府”宣佈成立。這與在庫倫的蒙古上層王公和恩琴俄國“白匪”形成了對立,並展開戰鬥。由於實力相差懸殊,蒙古人民黨邀請蘇聯紅軍入蒙參戰。

1921年5月,蘇聯紅軍進入外蒙古,在買賣城外打敗了恩琴的軍隊,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軍。隨即於7月佔領了庫倫。7月10日,蒙古上層王公與蒙古人民黨共同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國的慫恿下,外蒙古再次宣佈“獨立”和建立“蒙古國”。消息傳到中國內地,一時間輿論大嘩,國內各民間團體、民主黨派紛紛發表宣言,反對蒙古王公貴族分裂祖國的倒行逆施,譴責蘇俄對中國外蒙古的武裝佔領。北京政府的實權人物曹錕和吳佩孚,以中國政府名義發佈措詞嚴厲的聲明,譴責外蒙古企圖分裂中華民國的行徑,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東北的張作霖也通電譴責俄國,對外蒙古的“獨立”異常憤慨。他不顧被其他軍閥吞併危險,獨自發兵外蒙,與外蒙和俄軍作戰,試圖以武力解決外蒙糾紛。然而,由於內戰原因,張作霖害怕曹錕、吳佩孚借機出兵東北,奪回部分失地(這些失地至今還在中國轄區),就不敢再貿然行事。而北京的曹錕、吳佩孚在北邊要對付張作霖,南邊要對付其它各省軍閥,生怕出兵外蒙會喪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實權,因此也只是口頭譴責蒙獨,不敢以武力去制裁。

自那時起,蘇聯紅軍就一直留在外蒙古。這期間,那些在蘇俄控制下、被剝奪了權力的蒙古上層王公開始醒悟,後悔分裂中國的行為,紛紛逃到中國要求發兵收回蒙古主權,趕走俄國人。但是蘇聯不斷增加駐蒙軍隊規模,阻撓中國收回外蒙古主權的行動。1921年外蒙的蘇赫巴托在俄國幫助下,成立君主立憲政府,1924年又廢除君主立憲,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國除了內亂混戰,便是抗日戰爭。長期陷於內亂的中國,一次次地喪失了收回蒙古主權的機會。

俄國的列寧在世的時曾經說,要把沙皇掠奪的亞洲土地還給亞洲人民,他承諾,當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後,蒙古將自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在列寧死後,斯大林完全背棄了列寧的諾言,他殺掉了曾經對列寧的講話有過記載的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然後拒不承認列寧說過的話。從此在蘇聯再也聽不到要歸還蒙古的聲音。蘇聯軍隊就這樣還一直賴在外蒙古。

1928年,外蒙古發生大規模反對獨立並要求回歸祖國的統一進步運動,蘇聯以“平叛”為由進軍外蒙進行血腥鎮壓,整個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統一人士要求民國政府出兵外蒙,中蘇軍隊在外蒙東部邊界發生小規模戰鬥。蘇軍不願擴大事端,宣佈撤出外蒙,中國軍隊也沒再進入外蒙。此後,蔣政府忙於在南方“剿匪”,之後的中日戰爭,使南京政府無力于外蒙事務。親蘇的喬巴山趁機又得到發展,加上日本也製造滿蒙獨立事端,外蒙甚至與偽滿洲國簽訂“邊界”協定,從事分裂國家的勾當。至此,外蒙古在抗戰期間成為事實上的獨立國、蘇聯的衛星國,脫離了中華大家庭。

蘇聯也不再承認中國對外蒙古擁有主權了。蘇聯於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並且雙方發表聯合聲明說:為了維護兩國的友好關係,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這樣,兩個本來都屬於中國的領土居然成了蘇日之間罪惡的交易了,這是蘇聯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頁。對此,重慶的國民政府外長王世傑曾鄭重聲明“絕對不能承認”,他強調說:“《蘇日中立條約》,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舉行三國首腦會議。在商討對日作戰問題時,斯大林提出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同意。他們並就此簽訂了一個秘密的協定,世稱“雅爾塔協定”。斯大林所說的“現狀”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斯大林知道這是件很燙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國出面通知中國政府。1945年6月15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奉命把雅爾塔協定的內容正式通知了蔣介石。蔣介石感到憤怒,卻又無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和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舉行多次會談,爭論激烈。斯大林幾乎是以威脅的口吻對宋子文說:外蒙古必須獨立。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就不會出兵打日本。中國事實上已無力來管理外蒙,何況目前外蒙和內蒙正準備聯合起來要搞大蒙古共和國,這將危及華北。宋子文據理力爭,毫無結果;也曾經提出過給外蒙“高度的自治權”的主張,作為妥協,但蘇方一概拒絕討論。就這樣,在嚴酷的既成事實面前和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無可奈何的蔣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蘇方條件,同意“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後,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傑奉命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雙方關於外蒙問題的換文是這樣說的:“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面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條約,宋子文拒絕簽字,並且他辭掉了外交部長的職務,最後這個條約是由王世傑簽的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標誌著蔣介石政府正式出賣了外蒙古。如此的巨大代價,終於換取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給予日本關東軍以毀滅性的打擊。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公民投票”(記名投票)。據外蒙古方面的報道稱:共有49萬選民,“98%的選民參加了投票,一致贊成獨立”。奉命前往觀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國民政府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事後對這次投票的評介是:“其辦理投票事務人員,對於人民投票名為引導,實系監視,且甚為嚴密”,“此項公民投票據稱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獨立願望之行動,實則在政府人員監督下,以公開之簽名方式表示贊成獨立與否,人民實難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的1月5號,當時由蔣介石把持的中華民國就承認了蒙古人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