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臺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很多分析都認為國民黨跟新世代的隔閡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近期，港澳地區也出現了一些以新世代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如香港的占中運動，以及今年5月澳門的“反離補”運動，都引起社會關注新世代的力量。青年的社會與政治力量，透過網路與社交媒體在全球的崛起，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現象。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重視新世代現象，真正瞭解和回應新世代的訴求與期望，做好青年人才培養工作，才能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當中，有必要逐漸實現青年工作專業化。

臺灣選舉顯示新世代力量

臺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一般分析，主要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臺灣結構性矛盾、社會氛圍不利於執政的國民黨。臺灣正處於政治重組、社會激化、世代變遷的年代，藍綠惡鬥頻仍，社會嚴重撕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三中一青”苦悶激化社會矛盾。如今，臺灣“８０、９０後”所構成的新世代已取代舊世代，他們標舉“世代正義”的旗幟，對現有政經失序、社會結構發出怒吼，把不滿發洩到執政黨候選人身上。其次，馬英九執政不力，拖累地方選舉。馬英九最初開出的“六三三”（經濟成長率６％、人均ＧＤＰ３萬美元、失業率低於３％）跳票，２０１２年連任後其財經政策得罪多數人，“油電雙漲”得罪了窮人，“證所稅”得罪了富人，調高“健保”費率得罪了所有人。臺灣經濟每況愈下，收入不增反減。失業、低薪、高房價、找不到機會、看不到希望，人們早已怨聲載道，要以選票懲罰執政黨。一批政績優良、形象穩健的國民黨候選人紛紛中箭落馬，確實是受到馬英九政績不佳拖累。再次，藍營嚴重分化，難以對抗團結的綠營。泛藍高層矛盾重重，離心離德，“馬王之爭”造成的裂痕難以彌合，選舉中不時出現各種相互掣肘的聲音和動作。馬英九改革“十八趴”優存利率、取消“軍公教”慰問金嚴重損害深藍支持者利益，傷了他們的心，導致泛藍“鐵票”生銹，藍營民眾投票率低，不少藍營選民拒絕投票。最後，國民黨候選人特質、傳統選戰手法難以抵抗綠營候選人，無法抓住多數選民的心。國民黨候選人所擅長的傳統組織戰、文宣戰、握手拜票的模式，難以與綠軍的網路戰相抗衡。綠營成功將臉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批踢踢”（ＰＴＴ）、ＬＩＮＥ網路聊天平臺轉換成集結動員綠營、拉攏年輕族群、攻擊國民黨候選人的利器，改變了年輕世代此前“勇於表態、懶得投票”的習慣。

這次選舉光是“首投族”（剛滿二十歲、第一次有投票資格的青年），就有約六十萬人，而年輕世代透過社交媒體的緊密交流，他們的價值和觀念更比中年和老年人有更大的傳播力。而這個世代的差別，在柯文哲和連勝文的競選方式和論述上，就有巨大的差別。一、這次選舉不論是連勝文個人，或是國民黨全黨的競選主軸，都是強調臺灣經濟競爭力（上述那個廣告也再次提到），尤其是中韓FTA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威脅。在連勝文和柯文哲的首次辯論中，連勝文不斷談所謂“經濟競爭力”，也強調他個人的財經背景和行政能力；柯文哲的主要論述是“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具體作法雖然還很虛，但確實代表他更在乎民主參與。回顧太陽花學運，我曾指出其主要背景是年輕世代越來越從“物質主義”轉向“後物質主義”，更重視環保、公義、參與，而不是經濟成長。二、連勝文具有富二代加上官二代的背景，也不斷被批評為權貴。出身背景未必是原罪，但他長期以來並沒有在個人行為或公共參與上改變這個形象。相對的，柯文哲雖尚未提出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好政策，但他在競選方式上卻是一場革命性的：他不插旗，不用宣傳車、不做電視廣告，且按照法律規定申報競選花費，並募款收入達到8970萬的法定上限後，宣佈停止募款。這個臺灣選舉史上極為罕見的作法可以讓他避免受到大財團影響。馬政府在08年執政以來，由於許多大型發展計畫（包括中部科學園區、國光石化等），以致於出現了新的以居住正義、土地正義、環境正義為名的青年社會運動，再加上上述談到的國民黨的發展主義意識型態，於是在年輕選民心中，國民黨就代表了以企業為受益者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三、臺灣的年輕世代的政黨認同較低，畢竟以八零後的青年來說，他們進入投票年齡後，看到的是阿扁的貪腐和馬英九的無能，很難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產生強烈認同，他們也最厭惡所謂的“藍綠惡鬥”。在這次選舉中，柯文哲當然是以無黨形象競選，強調推倒藍綠高牆、族群和諧。而國民黨則是用傳統的藍綠鬥爭手法，希望把柯文哲打成墨綠。這都只會讓年輕選民反感。

以2萬4千多票險勝的新北市長朱立倫強調，國民黨未來的希望是新世代，要打破把跟新世代的隔閡，才有辦法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朱立倫指，從這次選舉中顯示了國民黨跟新世代間有很大的隔閡，而原因正是國民黨沒有辦法把經驗傳承給新世代，沒有獲得新世代的信賴。

新世代青年的特點與訴求

所謂的世代，就是指在某一段時期內出生的一批人群，他們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與探討的根基和影響力。在世代的範圍中，有時有幾個同義字也描述這個時期的世代特色，包括了：網際世代；或稱N世代（The Net Generation），千禧世代（Millennials）和回聲潮世代（Echo Boomers）。

在西方，Y世代這個名詞被公認為美國人在20世紀的最後一個世代，在這個世代誕生成長，進入青年期後，2000年就過了。同時另一個廣義的Y世代，則包括了目前在5歲到25歲的美國孩童、青少年、青年。也就是西方世界通稱的青少年族群。當初Y世代的命名是為了方便敘述某時期中的某群人有相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經驗，於是創造出Y世代這個名詞，來方便敘述。由於多數的Y世代期限都在20年以上，不論年代究竟在西元幾年到幾年之間，最大範圍的Y世代共識，落在1978年到2001年之間。Y世代愛旅遊、愛轉工、愛虛擬、愛手機…對工作的態度大多是自我、講求靈活、不計回報(部份人)只問快樂。簡言之，他們不像X世代般“為工作而活”，而是“為生活才工作”。

在內地，一般論述新世代是指80後、90後。個性、自我、創意成了新時代年輕人的代名詞；然而校園暴力、網路色情文化等等一些社會上的不和諧現象又令老一輩建設者們深感憂慮，認為他們大多脆弱，浮華，重享樂，難當大任。據調查，新世代青年69.2%的人認為勞動是一種需要，而不僅僅是為了生存； 51.3%的人喜歡與少量同事共同工作； 66.2%的人希望自己的上級像朋友一樣，共同協商工作；55.4%的人有自主創業願望； 49.2%的人認為生活和工作佔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隨著社會快速變遷，科技日新月異，文化傳承路線發生轉變，由“長輩楷模文化”時期進入了“同輩楷模文化”時期；年輕人社會化模式更加多樣，從以往“線性的”轉變為如今“網狀的”。互聯網、大眾媒體、同輩的影響無情地稀釋了父輩們“行為模範”和“知識英雄”的色彩，削弱了他們的知識、經驗權威。

港澳對新世代的劃分主要以回歸前後為界，在香港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香港雇主描述新世代年輕人在職場上的特質時，把“自我中心”放在首位，其次是“創新”及“自由”。有雇主表示，新世代員工幷非不勤力，但工作上會比較被動，許多時上司需主動瞭解工作專案的進度，才能得悉下屬工作的困難。亦有雇主則認為，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新世代“自我中心”，也看到他們有“獨立思想”的特質。曾經分派工作專案予年輕員工，給他們一點空間和靈活去自由發揮，結果出來的效果比預期更好。

而這些特質反映在政治運動層面，就產生了“誰也不代表我”、“我的事情我做主”、“受同輩影響”、“沒人可以領導我”等思維，在臺灣的太陽花學運及香港的占中運動均表現明顯。古今中外的年輕人，都有屬於自己世代的運動，現今新世代運動的主要特點，青年的社會與政治力量，透過網路與社交媒體在全球的崛起，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現象。

本澳有需要實行青年工作專業化

不少學者認為，無論是臺灣或者香港，似乎沒有相信福利社會能解決目前青年問題的。參加運動的中產孩子、學生精英極多，他們要過一般充裕的物質生活毫無困難。不同於19 世紀“ 80 後”、“ 90 後”那一代青年的奔走呼號，革命救國；20 世紀“ 80後”、“ 90 後”的這一代青年，在期待與矚目中流動奔波，備受爭議。共同的是，每一代人的成長都曾遭遇過上一代人的質疑，每一代人也都是在上一代人的質疑聲中長大、成熟並學會擔當的。

在社會激烈變革的進程中，青年工作要一方面不斷總結、反思過去眾多成功或不成功的經驗；一方面不斷研究、吸納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新理論和工作模式，在國際化和本土化的融合上進行著積極的推進。筆者認為，針對新世代青年的特點，本澳培養青年人才需要新思維，解決新世代青年問題也需要新思維，當中實行青年工作的專業化很有必要。

首先，特區政府要吸取台灣、香港等地的經驗，從整體上總結分析青年工作問題，形成青年工作的專業技術。

本澳傳統的青年工作基本上依靠民間社團，而傳統社團在當中亦形成了一套完整但較為固定的工作模式。這些模式主要有：文化教育、文體活動、法律服務、經濟活動、個人輔導、社團活動、義務工作、幫教工作、溝通與政府的聯繫等等。從總體上看，過去本澳青年工作在方法、技能上具有較多的社團色彩，沒有形成系統性整體的理論體系，青年工作在社會實際運行和人們的意識形態中都還不是一個成熟完整的專業。

澳門回歸後特別是開放賭權後，本澳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青年的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特別是個性化發展的需求急劇增加，青年問題的社會性特徵越來越突出，青年工作專業化不僅是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成為青年自身社會性發展的必然訴求。隨著快速發展的社會總體建設和本澳青年一代整體學歷水準的提高，青年工作專業化的進程需要不斷加快，專業技能日漸成型。新世代青年工作，要處處體現著對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