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網絡反腐緣何口味愈來愈重

對於民間網絡反腐而言,一面是相關法律、制度不完善,官方也不支持;另一面,則是網民們推出一個又一個“重磅炸彈”,不斷掀起輿論反腐的軒然大波

法治週末記者 尹麗

繼雷政富之後,山東省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成為近日被民間網絡反腐“擊中”的又一名官員。

11月28日,網民“風雨過後見彩虹”在微博上發佈了一組視頻和照片,稱單增德與一單身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長達6年,並為對方寫下“離婚保證書”。當情婦已成其仕途上的“包袱”,單便動用警力,非法將其拘禁。

儘管舉報內容當日即被刪除,但卻引起了官方重視。

次日下午,山東省農業廳辦公室傳出消息,此事已被“彙報給了領導”,正在核實中。11月30日晚,山東省有關部門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透露,經初步核查,“風雨過後見彩虹”舉報內容屬實,山東省紀委已經立案調查。

此時,距離雷政富被免去重慶市北碚區區委書記職務,接受重慶市紀委立案調查,不到8天時間。導致雷政富被查的不雅視頻,同樣是被網民在微博上發佈,也同樣在發佈後,政府迅速啟動立案調查程序。

“僅用了63個小時,一個正廳級幹部就這樣被微博秒殺。”這成為網民評論和媒體報道中使用頗多的一句話。而在雷政富、單增德們的“暴露”過程中,“民間網絡反腐”的是是非非,又一次成為公眾視野中的焦點。

熱鬧卻“非主流”

如果要梳理中國民間網絡反腐的歷史,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在這年12月,南京市江甯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被眾多網民“人肉搜索”。導火索則是其對媒體發表“將查處低於成本價賣房的開發商”的言論。

蹲守在電腦前的網民們最終沒有白費力氣。很快,周久耕就被發現,他抽1500元一條的香煙,戴名表,開名車。這位風光一時的局長,當年就被免職。次年3月,他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最終因“受賄罪”身陷囹圄。

儘管在周久耕之前,就有零星的網絡民間反腐行為出現,但2008年仍被普遍稱為民間網絡反腐“元年”。當然,在這一年中,官椅被掀翻的還不只有周久耕。據統計,當年有十多位官員與周久耕一道領教了網民們“人肉搜索”的威力。

網民“大禹2468”認為,在2008年發生的冰災、地震、毒奶粉、火車事故之中,民間網絡反腐“最應該記入史冊”,“其政治上的深遠意義,也許在若干年以後才能凸現出來”。

有媒體盤點發現,實際上真正的民間網絡反腐成功的案例其實“相當稀少”。

“2009年全國性的網絡反腐被查實的案件據人民網盤點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網絡反腐在總體上更像是一件偶然的成功,而且需借助相當的條件推動由於網絡持續的關注成為全國性的熱點新聞,不是如此的網絡反腐信息,最終往往就因無人關注而消失在網絡信息海洋。”

2009年年底,還有人公開撰文稱,網絡民間反腐流於“零打碎敲”,尚不成氣候。

也有人對形勢保持樂觀。署名為“吳平平”的作者,稱2009年令人“眼前一亮”。他(她)在文中歷數被網民曝光的奢華建築:“白宮式的市政府”、“部長級的區政府辦公樓”、“羅馬花園式的縣委領導公寓”等,並稱“似乎預示一場大規模的網絡反腐即將到來”。

然而,不管對民間網絡反腐的功績做大或小的判斷,與官方的網絡反腐相比,後者顯然要沉穩許多。

200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建立網絡舉報平臺。這是最早出現的中國官方網絡舉報。2005年12月2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首次公佈了中央紀委信訪室、監察部舉報中心的網址。網上舉報由此正式納入了官方權威反腐渠道。之後,地方政府在網絡反腐也有了嘗試。2008年,株洲市在全國推出首個網絡反腐操作辦法,在網上建立“網絡反腐中心”。2009年6月,檢察機關全國統一舉報電話“12309”初啟用時,這條反腐熱線一度被“打爆”。

有媒體報道,中央紀委網上舉報中心僅開通半年,就受理舉報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舉報、有效舉報比較多。而最高檢提供的數字顯示,全國網上舉報案件數量年均達3萬多件。而在去年國內興起的民間反腐網站搜集的舉報中,真正有價值的線索很少。

“網上舉報已經成為舉報人向檢察機關提供線索的主要途徑。”時任最高檢控告檢察廳舉報工作處副處長白會民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高調是為了高壓

網民“花果山總書記”因為多次根據新聞報道畫面,為官員“鑒表”而走紅。他對媒體稱,自己所做的事情,逐漸變得沒多大意思了。原因是,看多了民間網絡反腐的新聞,網民甚至一度進入“審醜疲勞”。原本容易興奮的網民們,見多了官員手腕上的名表,口味越來越“重”。“價格低於10萬元的表,難以引發他們(網民)的興趣。”

這或許可以作為前述媒體所稱“偶然的成功”的一個注腳。

與低調的官方網絡反腐不同,民間網絡反腐的每一次行動,幾乎都很高調。這也和它有別於官方的反腐路徑有關:由於缺乏制度規範、人力物力跟進,只得抓住吸引眼球的“爆點”,儘量讓舉報帖“紅”得更久一些,同時吸引更多人挖掘內幕。最終,高調引發高壓,得到官方重視,開啟正規反腐之門。

反觀數次民間反腐,基本的模式是:網帖爆紅——媒體求證——網間發酵——媒體跟進——司法介入。

事實上,近期的民間網絡反腐所提供的材料中,無論是雷政富赤裸的性錄像;還是單增德簽下的荒唐“離婚承諾書”;抑或“達縣縣委書記李春有9名情婦”的網帖——被有關部門查證後認為“嚴重失實”,已足夠對人們心中的官員形象造成極大衝擊。

這也導致重口味的“情婦反腐”,作為民間網絡反腐中的一個單獨門類被提了出來。只不過,這個新名詞,並不被一些官方人士看好。

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在表達了“非常重視網絡上相關信息的發佈”後,同時表示不太主張“情婦反腐”。“如果反腐都靠情婦,取得不了這麼大的成績。”她說。

但對手段有限的民間網絡反腐而言,無論是情婦,還是名車、豪宅,都是網民們眼下更容易獲取的信息。而與之相對,官員們的工資單、確切的財產數量、親屬的國籍,則是難靠“人肉”查證的。

這也無怪乎馬馼在表達完對網絡反腐的態度後,又解釋一番“三公”公開程序問題:“我們要進一步提出詳細的要求。有的部門正在商量如何進一步推進它,讓它更詳盡。”

爭議中的“鑼鼓喧天”

從中國民間網絡反腐“元年”開始至今,就一直存在正反兩面聲音。

有人將民間網絡反腐者稱為“網絡紀委”,認為其反腐“成本低、效率高,讓心中有鬼的官員們談網色變”。

“互聯網的普及,網民數量的迅速增加為民間網絡反腐提供了肥沃土壤。網民維權意識不斷增強,網絡反腐具有開放性、低門檻、內容簡潔性和終端擴展性等特性,瞬時暢訴主動和被動群體的不同感受、發揮對問題官員的及時震懾效應。”網民“範新雲SHMSA”認為。

網民“田海康”則表示:“民間網絡反腐,百姓落實惠,功勞歸官方,各取所需,不錯。”

網民“黃土高原農夫”覺得,近段時間各地官方對微博上民間反腐信息的重視,“似乎體現了一種新氣象”。他(她)同時稱,“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鼓勵民間、網絡的反腐,就是一種依靠群眾力量反腐的好渠道、好辦法”。

中國民間網絡反腐的現象也早為外媒所關注。2009年6月,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稱,“儘管近幾年民眾通過官方反腐渠道進行舉報的熱情有所降溫”,但網絡民間反腐卻“成績斐然”,“中國民間反腐已從傳統的舉報、信訪等方式,逐漸轉變為以網絡為平臺進行反腐,形成體制外一支重要的反腐力量”。

另一方面,民間網絡反腐的弊端也已經顯現。

據媒體報道,雷政富事件之後,一名廈門女大學生寫真照被盜用成重慶雷政富情婦照片,莫名其妙地被捲入到輿論的漩渦之中。因此,“如何避免傷及無辜,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也是網絡舉報的先天弱點”。

被外界稱為“民間第一職業舉報人”的姜煥文也認為,網絡只是一種缺乏規範的技術,民間網絡反腐並不具有普遍的社會標本意義。

最高檢發言人也曾表示:“我們絕對不提倡在公共網絡上舉報。很多人為了發洩義憤,在公共網絡上舉報,但效果適得其反。這些信息讓被舉報人知道後,他會有所準備、會串供,導致很多事情查不實也無法查實。反過來被舉報人會告其誹謗,司法機關只能追究舉報人的誹謗責任。”

儘管中國民間網絡反腐既缺乏法律的支撐,也不被官方認同,但卻呈現出“鑼鼓喧天”、方興未艾之勢。

有媒體根據近期網絡民間反腐事件總結,政府對網上舉報回應時間跨度呈現縮小趨勢,這其中有強大的輿論壓力因素,也與政府自身觀念的轉變密切相關。

在十八大報告中,胡錦濤用“致命傷害”、“亡黨亡國”等詞來警示腐敗問題的潛在危險,並強調反腐、拒腐的重要性,給中國未來一個時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作出了新部署。有分析稱,習近平等新一屆中共領導層在上任之初,首先掀起了一股“反腐風”,有利於樹立執政威信,贏得了民意認同,是一個不錯的開局“突破口”。十八大之後,中共新領導層如何展開新時期的反腐工作備受國內外關注。

“在中央高層厲聲反腐之際,近期多起地方政府‘提速治腐’的案例,也在呼應來自高層這股‘反腐風’。”國內媒體稱。

英國《金融時報》也刊發了相關評論文章:“現在中國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它正在努力根除腐敗。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大上,幾乎所有在會議上發言的人都以某種方式表達他們對腐敗的極度痛恨。政府已經將王岐山從經濟管理者的職位調到打擊腐敗的崗位上。”

作者帕提‧沃德米爾寫道:“王岐山是西方人眼中最優秀的經濟改革家。我也將助他一臂之力。比如在這個假日期間,如果不清楚每一分錢將花到哪去,我是一元錢都不會捐給他們(中國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