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人生百年，一直致力於國家和平統一，並為此付出了沉重的個人代價，甚至是半生的自由。當他到了晚年回首往事的時候，並沒有計較以往的個人代價，而是沿著民族要獨立，國家就得強大，國家要強大就得統一的思路繼續前行。在回顧歷史、總結人生經驗的同時，他把注意力很大程度上投在了兩岸統一問題上，並從國家未來、臺灣島情、國際局勢三個角度談了他對於兩岸統一重要性的理解、統一難點的癥結所在、破解困局的辦法等。

“要問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兩岸統一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實問題，是因國際勢力干擾而導致的遲遲未能解決的國家內政問題。是現實問題，又和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內政問題，又由於臺灣地理位置、地緣政治及部分國家封堵中國、扼制中國和平崛起的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因此，這一問題的解決在目前看來顯得非常複雜和困難，同時臺灣和南海問題、東海問題密切相關，因此愈來愈顯得重要和迫切。如何破解?需要今人的智慧，也需要歷史的經驗。“要問山下路，須問過來人”。這是人類破解難題的一把鑰匙。張學良在談他的經歷、人生經驗時，也引用過這句話，他說道：“請你們不要說老氣橫秋，倚老賣老，這是我從心坎子裏說出來的良心話。‘要問山下路，須問過來人。’我引用這兩句話，不只是指著讀書時，我所說的事，也都包括在內了。請三複斯言。”忠懇之情，溢於言表。

談到國家統一問題，張學良確實是從“山下路”走過來的人。他主持過東北易幟、指揮過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包括領導發動西安事變，都是他在這條路上行進時的主要“站點”;談到兩岸統一，他也確實有“過來人”的經歷，他生在大陸，長在大陸，在大陸40多年，曾經是東北地方政府的當家人，民國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主要開啟人之一;他在臺灣40多年，雖被幽禁，畢竟生活在臺灣，雖遠離政治，畢竟和臺灣一些高層(如宋美齡、蔣經國、張群)時有私人交往;他去過日本，在歐洲遊歷了近一年的時間，直接參加和指導過對日交涉和對蘇聯的談判。相對而言，他是既熟悉全國政務，對臺灣島情也不陌生，又有一定國際視野的“特殊人”。具有如此特殊身份、特殊經歷和特殊情懷的人物談兩岸統一，自然具有其獨特的視角和特殊的意義。

一個國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負，非統一不可

我們所面臨的世界是競爭的世界，競的是力量，爭的是尊嚴，無論是大國、小國，強國弱國， 都希望生存得有尊嚴。尊嚴決定於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地位決定於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不會受他國的欺負。不受他國欺負，是國家獨立、尊嚴的外部特徵，而獨立、尊嚴的基礎是國家強大。張學良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他說：“一個國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負，非統一不可。”

在張學良看來，一個國家最不能讓人忍受的是國家沒有尊嚴，受人欺負。因為他生於1901 年，是中國最衰落的時期;他的出生地，是中國的遼東半島，是日俄兩國爭奪最激烈之地。他的家庭最初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11歲進入東北的政治文化中心，成為民國中將師長的公子;進而隨著他父親張作霖一步步成為“東北王”、安國軍大元帥、北洋政府末代元首，他也步入了中國政壇的漩渦中心;他父親的突然遇害，使這位年僅28歲的“少帥”受任於危難之際，突然成了東北的執政者。這一特殊的經歷，使他的國家意識、對國家尊嚴和個人尊嚴的關係有了超越普通人的認識。

國家尊嚴包括政府的尊嚴，領袖的尊嚴，民族和個體民眾的尊嚴，領域、領空、領海受到保護的尊嚴，法律道德得以遵守的尊嚴等等。1922 年，22歲的張學良代表政府赴旅大和日本談判，國家尊嚴和個人尊嚴受到了嚴重挫傷。“旅大租界地是根據中俄簽訂的條約來的，條約規定租期是25年，到民國十二年(1923)都已經期滿了，日本賴著不走，我就想把它收回。因為交還這個事兒，我們想事前去談一談這個事情。我事先劃定了一個政策，知道實際上是收不回來的，我們當時沒有這個能力。我提出的方案，也考慮到了日本的立場，我跟日本人說，旅大的問題我們可以很好地合作解決，我承認日本在旅順、大連的建設權力，我們可以將旅順、大連這兩個港口變成自由港。換句話，就是主權是我中國的，名義上我收回來，但是旅順、大連這地方可以變成一個自治區，就等於是自由港啊，市長由在這地方居住的人自由地選舉，只要是這裏的居民，人人都有選舉權，大家選，選出誰，由誰負責治理這個地方。”“我給你們的條件已經夠好的了⋯⋯我們情願當個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強硬派的一句話，讓我看透了日本的野心。什麼話呢?說我們日本有句話，這個城是我們用箭射來的，你要拿回去，可以，但你必須用箭射回去。你要拿，只有武力打，你光拿嘴呀，沒有那回事。條約什麼的，我們都不遵守。”

弱肉強食，什麼條約、主權在強盜國家面前通通是廢紙一張。對於強盜國家只能以強對強。張學良由此慨歎：“本來我們中國，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很有地位的國家，到民國時代，根本沒有地位可言了，更不用說尊嚴了。”政府沒有尊嚴，民眾更無尊嚴可談。20世紀上半葉，東北有條鐵路，叫南滿鐵路，鐵路建在中國的領土之上，祖祖輩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老百姓連靠近這條鐵路的權力都沒有，“你一靠近，如果被日本人發現，就把你抓住，扔到火車鍋爐裏，燒了，等我們的外交人員趕到時，人燒沒了，連個屍首都找不到”。

當時中國人沒有尊嚴，在自己的家門口受外國人欺負，原因何在?中國人口不可謂不眾，中國軍隊不可謂不多，為什麼不能撐起國家的尊嚴?為什麼保護不了老百姓?問題出在哪里?張學良認為根源就在於國家不統一：“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國家不統一，地方諸侯各霸一方，互相攻伐，造成國家四分五裂。比方說，郭松齡倒戈，這是東北內部不統一;奉直戰爭，這是北方不統一;直皖戰爭、北伐戰爭，這是南北不統一。南方也是一樣，和北方差不多，陳炯明炮轟總統府，等等，北方不統一，南方不統一，南北不統一，有點勢力的諸侯，都在那為了自身的利益，你爭我奪，互不相讓。結果，遭罪的是國人，犧牲的是軍人，受損的是國家形象和地位，佔便宜的只有一個，不懷好意來中國的外國人。”

張學良由於長期被幽禁，讀了大量的史書，他在探索國家尊嚴受到挑戰和傷害時指出：“學習歷史，一定要抓住重點，依我的眼光看，一個國家要在世界上有地位，在別的國家面前有尊嚴，讓人看得起，國家必須統一。如果國家分裂，混戰不斷，就不會有人瞧得起你。也不單中國是如此，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一樣。從歷史上看，就看得十分明顯，中國在世界上站得有地位的時候，都是中國統一的時代，中國被人欺負，被人瞧不起的時候，都是四分五裂時期。”1992 年1 月，他在作口述歷史時，當時南斯拉夫正在內戰，因而他說：國家只有統一才不會受人欺負，“歷史上是這樣，中國是這樣，現在別的國家也一樣。比如，現在歐洲的南斯拉夫⋯⋯有內戰，對外就沒有力量，沒有地位”。

臺灣不具備獨立的條件，搞台獨沒有任何出路

一些臺灣政客，不顧臺灣自古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的歷史，不顧海峽兩岸人民盼望統一的渴望，不顧因兩岸政治分離導致臺灣在政治、經濟上被人不斷地“敲竹槓”的慘狀，不顧歷史事實，大肆鼓噪台獨。張學良說，不管台獨分子怎麼鼓噪，也改變不了臺灣的歷史，改變不了臺灣回歸大陸的總體趨勢。“臺灣局勢不會有什麼問題，當然小小問題也許會有⋯⋯我看民進党沒什麼作為，至於搞台獨更沒有出路。”“搞台獨更沒有出路”，這是張學良從總結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分析島情、國情和世界局勢之後作出的判斷。張學良說：“很可惜，我也不在政治上活動了，但我要闡明我的觀點，闡明我什麼觀點呢?一個地方能夠獨立，它得具備很多的條件，它得有很多的背景，它得有歷史的傳統，臺灣這些個事情都不夠。”張學良說的很多條件，其中包括背景和歷史傳統。

第一，臺灣獨立不會得到國際社會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世界公認的。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地區獨立成一個國家必須具備四大要素：領土、人口、主權和政府，四大要素之中最主要的是主權和政府。而衡量一個政府是否擁有主權，不是看你自己說如何如何，關鍵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承認與否。目前世界上擁有主權的國家有190多個，和臺灣有“邦交”關係的只有20多個，而且都是非主流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唯一擁有中國主權的國家共有160多個。這就清楚地表明，臺灣獨立是不可能的。因此，張學良說：“簡單說吧，其他的不說了，就一件事情，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從臺灣面臨的世界局面看，它絕沒有獨立的能力。”

第二，臺灣獨立一定會遭到全體中國人的反對。如果一個地區政府違背民意，強行宣佈獨立，也不可能存在下去。皇姑屯事件之後，日本首相田中派出特使，遊說張學良東北獨立，要張學良至少可以“在南京和日本之間兩邊耍”。張學良回答得斬釘截鐵：“‘你忘了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不能像你說的那麼做。’日本可能想，也許我父親不在了，我還好糊弄一點兒，好合作一些，我年輕，沒有經驗啊。我跟日本人說，你們日本糊塗啊⋯⋯國家這樣的問題，我怎麼能跟你們合作?我跟你們合作了，中國的事情我還做不做了?中國人會怎麼看我?還要我不要我了?”日本人“以為搞點利誘，給你點好處，給你個皇帝的虛名，你有困難我幫你一下，就可以當他的傀儡啦。這種思想，結果必然失敗。中國那時候，實實在在說，誰想做傀儡，當漢奸，誰也辦不到，中國老百姓不擁護你，你還能做什麼?你有勢力，部下不贊成，你有權力，百姓不聽你的，當時多數中國人，已經覺醒了。”“現在的臺灣和當年的東北一樣，你別跟中國脫離開來，你假如要脫離中國獨立，那你自個兒也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