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究竟讀了多少書，讀過哪些書，無法做完備統計，可從他的藏書、批註、著述和談話中，知其大概。毛澤東去世後，在中南海住處留存的藏書，即達1萬餘種，近10萬冊，一些書中留下了他的批註和圈畫。他讀而未藏，以及讀過藏過但後來丟失的書籍，更不知幾何。

通過文獻和親聞目睹的情況，敘述毛澤東讀書生活的書籍，最早是1986年中央文獻研究室龔育之、逢先知、石仲泉編寫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此後，能夠提供一些新的資料，在編寫上有所原創的著述，也有一些，但並不多。為全面反映毛澤東一生的讀書情況，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專家學者，歷經七年時間，調集毛澤東批註評價和引用發揮一千餘種著述作品的材料，編纂了一套《毛澤東讀書集成》。該書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文學、書法、報紙雜志、叢書工具書，共11編。這是迄今為止公開出版的規模最大、內容最全，並且是有次序、有重點地反映毛澤東讀書生活和讀書方法的類書。人們常說，每個人的世界都是一個圓，學習是半徑，半徑越大，擁有的世界也越大。毛澤東博覽群書，所擁有的世界之大，從11大類的閱讀範圍，即現出輪廓。

毛澤東博覽群書，不只表現為數量大，領域多，他還注重閱讀一些在特定環境下流傳不廣，作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關注的書。其閱讀視野，常常越出各知識領域“大路貨”，喜歡閱讀專業性很強的文史和自然科學論著，以及古代筆記和各種笑話作品這類“閑書”。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閱讀不僅廣博，而且專深。

諸如，長征剛到陝北，1936年7月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吋，為駁斥所謂“莫斯科控制中國”的傳言，毛澤東引用英國科幻作家威爾斯作品的描述說，“如果這一切屬實，那麼造一條鐵路通往火星並向威爾斯先生買一張火車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爾斯的作品，在那個年代知悉和閱讀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風雲征戰的毛澤東，卻引為政治語言素材，殊為難得。還有一本清朝嘉慶年間出現的很偏的書，叫《何典》，是講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說，上世紀20年代經魯迅推薦，才為人知。毛澤東最晚在1941年就讀到了。這年，他挑選一批書帶給遠在莫斯科的兩個兒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還把這本書印成大字本供高級領導幹部閱讀，在中央會議上，他引用書中“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這句話，來形容那些頭腦如花崗岩的人，實在是不可救藥，怎麼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閱讀範圍雖廣博和專深，但也不是漫無目的，沒有重點。毛澤東的閱讀重點，排在前幾位的，是馬列、哲學和中國文史。

關於讀馬列著作

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來說，把馬列著作放在閱讀首位，是順理成章的事。對毛澤東而言，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因素，他始終感到，全黨理論水準落後於實際，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內容很不相稱。此事常使他苦惱。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講:“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後，這是大缺憾。”在讀蘇聯西洛可夫等人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語中，他直率地寫下“中國的鬥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這樣的話。他希望通過閱讀馬列著作，精通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有理論和實踐上的新創造。

隨著實踐的發展，毛澤東的這個期待越來越強烈。1938年，他提出黨內要“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1949年，他推薦12本馬列主義著作，提出黨內“有三幹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薦30本馬列主義著作，提出中級以上幹部有幾萬人學習，“如果有兩百個幹部真正理解了馬列主義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9本馬列著作，並說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難。

比較起來，在馬列原著中，毛澤東更喜歡閱讀列寧的書。或者說。他主要從馬恩著作中汲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從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中，去獲取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參考和運用的重要戰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寧以及史達林所看到和經歷的，比馬克思、恩格斯更進了一層，其理論更擴大和更具體化了，和中國的實際聯系更緊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得很明確:“列寧說的和做的許多東西都超過了馬克思，如《帝國主義淪》，還有馬克思沒有做十月革命，列寧做了。”在延安的時候，他甚至講到，讀列寧、史達林的著作，看“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據毛澤東自述，他覺得列寧的論著，還有一個特點:“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鬥爭也是如此。”

關於讀哲學

根據毛澤東的有關淪述，他喜歡讀哲學，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學歸結為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是塑造人們靈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不懂哲學很難弄通馬克思主義。第三，哲學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總結實踐經驗、解決一切問題的“思想工具”。中國共產党曾經屢次犯錯誤，就是思想方法不對頭，由此要求“全黨都要學習辯証法，提倡照辯証法 辦事”。第四，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喜歡哲學，追求萬事萬物的“大本大源”，這既是個人興趣，也是進行理論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說過，“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証法這個武器”。

毛澤東既讀馬列經典中的哲學書，也讀艾思奇、李達、普列漢諾夫、愛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這些中外學者，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淪述哲學問題的書；既讀柏拉圖、康得、黑格爾、杜威、羅素等西方哲學家的書，也讀中國古代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王充、朱熹、張載、王陽明諸子的哲學論著，以及中國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章士釗、胡適、楊昌濟、梁漱溟、馮友蘭、潘梓年、周穀城、任繼愈、楊榮國等人研究哲學和邏輯學的論著。

關于讀中國文史

毛澤東對“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這類書籍興趣之濃，用功之深，眾所周知，為什麼要學習歷史？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不瞭解、不總結歷史，就不可能真正讀懂今天的中國，也等於是割捨了應該擁有的經驗和智慧。毛澤東的一些名言，直接道出他酷愛讀史的緣由:“讀歷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讀歷史的人，不等於是守舊的人”；“馬克思主義者是善於學習歷史的”。

讀史其實是個大概念，歷史是人類過去經歷的百科全書，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哲學、科技、文學、藝術各方面的內容。毛澤東對各方面的內容均不偏廢，很注意史書所載的理政之道、軍事戰例、經濟政策、治亂規律等等。他還閱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學者們寫的中國通史、思想史、哲學史、文學史。傳統治學，講究文史不分家，他對古代文學作品，尤其感興趣，包括詩詞曲賦、散文小說、疏策政論、筆記志異，均精讀不少。他喜愛曹操及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作，研讀《楚辭》，背誦《昭明文選》的一些散文，反復讀談《紅樓夢》等古典小說，使他擁有罕見的古典文學素養。

說毛澤東的閱讀重點是馬列、哲學和中國文史，人們大體認可，也比較瞭解。關於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認為他讀得不多，或者說不大瞭解。毛澤東讀中國古代文史著述，確實比讀西方著述要多，而且興趣更大，但不能說他對西學不瞭解，或不願意讀。事實上，他讀的西方著述並不算少。

青年時代，毛澤東接觸西學，那時叫“新學”，思想受到不小影響。1959年5月15日會見外賓時，他還回憶說:“我相信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當時，他對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學家，諸如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羅素等，很感興趣。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他也主要是向讀者推薦譯介西學的著述，包括柏拉圖的《理想國》，羅素的《政治理想》、《社會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現代教育趨勢》。

從延安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是毛澤東瞭解西學的一個重要途徑。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學之一種，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後，才從西學思想中獨立出來。讀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學、經濟、政治、文化、歷史；不瞭解這些領域的西學基本內容，就難以讀懂馬列，弄不清楚馬列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來龍去脈。列寧有本《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是讀黑格爾《邏輯學》時所做的筆記，毛澤東很喜歡讀，經常引用該書的一些話。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領導幹部要加強學習時，就舉例說，要使大家知道馬列主義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就應該讀《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

比較起來，在西學方面，毛澤東讀得比較多的是西方哲學、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學。

關於西方哲學。毛澤東瞭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英美哲學。在1964年2月9日同外賓的談話中，他曾梳理過自己對古希臘哲學到馬克思主義這中間的代表人物的認識，然後總結說，黑格爾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寧的先生，也是我們的先生”。

關於西方近代史。毛澤東比較注意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大概是因為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一些內容和過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經驗可做參考。1970年5月1日會見西哈努克親王時，他明確提出，“要搞革命，需要瞭解幾個國家的革命史，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德國革命”。在各國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歡閱讀和談論法國革命史，這與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複雜、劇烈、徹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較接近有關。

關于西方自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