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姥姥的來信，我下決心要回大陸去

1986年，我在臺灣已經是著名歌手了，事業上一切都蠻順利，運氣也挺好，出了八張專輯。就在這年，我們家很意外地接到姥姥寄來的一封家書。信從北京發出，一手接一手地轉遞，又到美國繞了一圈才輾轉到了臺灣。

姥姥在信裏說：“我是李夢白，我的女兒是畢利娜，我們40年前分手之後，再也沒有她的消息，我聽說她去了臺灣，不知道她還在不在。”其實在那個時代因為戰爭和對峙，像這樣親人被阻隔於海峽兩岸的真是蠻普遍的。

收到這封信，我們全家人都深感意外和震驚。我母親沒想到，都快40年了，她的老母親還在，而且就住在北京。於是，我母親決定回大陸去見老人家。那時要從臺灣去北京，是非常出格的想法，簡直不可思議。但是思親心切的母親還是克服各種困難。回大陸同老人家見了面。回到臺灣後，母親對我說，姥姥身體還好，就是想見我這個唯一的外孫子，她想我這個中美混血的外孫，既感到好奇、又覺得遺憾。是啊，那時候我已經25歲了，老人卻沒能親眼看著自己的外孫長大，錯過了我的整個成長過程。於是，我下決心要回去一趟，親口唱歌給姥姥聽，也算是對老人的一種慰藉。當然，我還有一個更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到了大陸之後，能夠找尋、瞭解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根脈所在。

我從小在臺灣長大，在這之前，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有一天真的能夠到大陸、到北京去。雖然那個時候我們也知道大陸正在逐漸開放，可是對真正能夠到內地還是覺得不可思議，更何況又已經受了臺灣方面多年的宣傳影響。因此在我們眼裏，大陸、北京和那邊的一切就仿佛是一個神話，似乎永遠不可能親眼看到它。現在，既然知道有親人還在那邊，我不管有多大困難，想盡辦法也要去看她，也要去找到我真正的根！

回到故鄉後，台聯向我伸出了手

那時，一般的臺灣老百姓如果想去大陸見親人，困難很多，而我因為拿的是美國護照，回去要比別人稍微容易一些。就這樣，1986年下半年，我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先到廣州，並在那裏見到了我的家人。

回大陸前，我曾聽說鄧麗君的歌在大陸很流行。作為一名同樣演唱中國流行歌曲的歌手，我於是想，自己或許也可以把那些能代表臺灣歌壇詞曲水平、比較經典的流行好歌錄製好，並且親自帶到大陸介紹給廣大觀眾。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值得做。在廣州，我精心錄製了第一張專輯《跨越四海的歌聲》。

回到內地後不久，我就給全國台聯寄去了一封簡短的自薦信，表達了為“春晚”登臺的願望，因為我聽說台聯是我們臺灣鄉親的團體，他們最願意、也最知道如何幫助我們做事。果然，從一開始，台聯就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在海峽兩岸民間文化交流中，台聯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打破隔閡與誤解方面，文化交流恰恰是最直接、最有感染力、也更能達到情感共鳴的一種方式。

我相信，那時台聯已經對我的情況進行了一定的考察和瞭解，他們知道我是臺灣第一個來到大陸、並且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手。只有在瞭解的基礎上，才能決定是否需要幫他、協助他、把他介紹給內地的觀眾。那時，我畢竟剛回大陸，還不瞭解“春晚”的收視率、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只是覺得自己能夠代表臺灣歌壇登上中央電視臺，當然是一個非常難得、值得珍惜的機會。所以我覺得責任蠻重大的，也非常清醒，懂得必須要爭氣。我該做的，就是真實、直接，以一種非常純樸的情感跨越海峽，用最好的狀態、把好聽的歌帶給大陸的觀眾。

“春晚”舞臺上，那一曲滿溢遊子之情的（《故鄉的雲》

當時我選了兩首歌作為春晚歌曲：《故鄉的雲》和（《冬天裏的一把火》。在考慮怎麼樣才能把這兩首歌演繹得更好這方面，春晚總導演鄧在軍對我說：我看了一些報道，知道你姥姥就在北京，要不然把你姥姥請來，和你母親一起觀看演出。聽到這個安排，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它非常真實，不是刻意設計出來包裝藝人的一個宣傳點。

到我上場演唱《故鄉的雲》的時候，眼光只要滑過面前觀眾席的那張桌子，就能看見姥姥在那裏一邊聽我唱，一邊擦眼淚，她和我母親都非常激動。當時我感覺就像做夢一樣，此時此刻，自己居然會站在北京中央電視臺的舞臺上，為全中國十億人演唱！一時間，這種難以言說的感慨和情感一起湧上心頭，就都流露到《故鄉的雲》的演唱當中了。表演最容易感動人的力量就是真實，所以《故鄉的雲》這首歌，我覺得就是憑藉了這股力量。當然，這首歌本身也寫的實在是太好了，我一直認為這首歌誰唱都會紅，都會火。只是那天在“春晚”這個特定時刻，加上我特殊的家庭和我自己的故事等種種機緣巧合，才使得演唱這首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故鄉的雲》唱完後，緊接著就是《冬天裏的一把火》。如果說第一首歌讓觀眾感動，這首歌就是讓觀眾開心。其實，等演完回到座位上後，我並沒有感覺會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只是覺得，天啊！幸虧直播的時候沒有出現什麼錯誤，很順利，這就OK了。當然，那天晚上，每個人的確都非常開心，該有的效果都有了。

為登上“春晚”而付出的代價。值！

能登上“春晚”，還獲得了這麼大的成功，我自己當然很高興，儘管這讓我為此在個人事業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記得來大陸前，臺灣一些同事聽說我準備去北京，可能還要上中央電視臺，十分不理解。一他們說，你為什麼要去那裏？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他們完全從商業的角度去衡量，覺得如果你那樣做的話，不僅在大陸賺不到錢，而且在臺灣的一切都會受影響，甚至被斷送。可是，我總覺得，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比如我跟家人的情感，還有音樂本身的意義。總之，這件事我到今天也覺得值得做。

上了央視“春晚”之後，我在臺灣要想上電視、做演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被“封殺”了。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當時就是那樣的狀況。儘管我之前已經作了心理準備，但還是沒有想到這樣的“封殺”竟然持續了14年。直到2000年，我才又應邀回到臺灣，上了一檔非常受歡迎的節目。這時，海峽兩岸的往來交流等各個方面和我那個時候相比當然已經完全不同了，而這也是特別讓我感到高興的一件事情。我覺得個人雖然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卻能夠對化解一些彼此之間的顧慮、障礙起到一點作用，這還是值得的。

我的根在北京

我從小就聽母親描述北京：長城、故宮、北海、胡同……這些印象中神話般的畫面，令我無比期盼能親眼看到這一切。

曾幾何時，大陸對於我而言完全是一個未知數。我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中國人，流淌的是中國人的血，可是我對於大陸、對於北京，卻一點都不瞭解。我當然希望能夠到內地去，對自己的“根”有更多的認識。幸運的是，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親情的力量，的確是蠻神秘的，這在和姥姥相見的那一刻表露無遺。當時，我和初次見面的姥姥抱頭痛哭。說實話，在這之前姥姥根本就不曉得有我這個人存在，是用家書聯繫上了以後才知道她女兒居然在臺灣跟一個美國人結婚了，而且生了兒子，現在他還是一個著名歌手，這些讓她接受的確需要一個過程。姥姥就是住在北京小胡同裏的一個老太太，我是一個身高一米九的混血兒，你說兩個人真的一見面就有很多共鳴嗎？儘管如此，那種親情卻是無法否認和隱藏的。接下來，我開始去瞭解姥姥的生活環境，去瞭解她的生活規律和習慣，去瞭解她的鄰居……慢慢的，每當我回北京去看她的時候，一走進崇文門那個小胡同裏，就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

2011年11月，中央電視臺舉辦了“同胞同心鄉音鄉情”專題晚會，我再次受邀來到中央電視臺演播廳。在演播現場，主持人對我說：“從1986年11月12日你向全國台聯發出希望登臺央視‘春晚’這封信，到1987年1月28日你在‘春晚’上精彩亮相，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但這兩個多月卻跨越了兩岸中國人用半個世紀才走完的路程。你是臺灣同胞登上大陸春晚舞臺的第一人。”我說：“這真的是很難忘的記憶。我是中國人，我血液裏是中國人的血，所以我當然希望能夠回到大陸，把我自己文化背景裏的那片空白給補上。”

(費翔　閻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