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往事並不如煙

許多是非曲折、爭議和紛爭,只有讓時間和歷史來給出答案。因為歷史自有公論,真相只有一個。

何振梁走了。

1月10日,何振梁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那個為中國現代奧林匹克事業嘔心瀝血大半生的長者,帶著眾人的尊敬和愛戴沉沉睡去。瑞士洛桑國際奧委會總部為他降半旗致哀。正如悼念者所言:一位助力圓夢奧運的人走了,他是中國體育一面特殊的旗幟。

晚年陷入爭議風波

何振梁被很多人稱為“體育外交家、新中國體育先行者、新中國體育歷史的見證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關於何老的資料,我們會發現這樣的評價:何振梁先生兩次參加北京申辦奧運會,兩次擔任申奧投票中方陳述人,是北京申奧由失敗到成功的標誌性人物。他在國際奧委會的地位、威望和影響,他的經驗和出色的語言能力,他在暮年所付出的巨大身心勞動,為北京申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成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何振梁曾被外國體育刊物評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體育領導人之一,是“中國申奧之父”。

然而,世事無常,在過去的幾年,因為同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體育工作者的一本自傳,卻讓何振梁一下子成為了一個爭議人物。爭議源自這本自傳對何老先生在北京申奧時“不聽招呼、自作主張,做出與國家申奧總方針相悖的事情”的種種做法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書中掀開了中國體育界許多塵封已久的往事與內幕。於是,兩位中國體育界同等級別的功勳級人物展開了一場隔空論戰。

或許,直到如今很多人也無法想明白,袁偉民和何振梁這兩位同鄉之間會發生如此激烈的PK。在《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中所披露的“事件內幕”,無疑是最具爆炸性的信息。其中,第一件事是關於申奧的內幕,根據申奧小組“合縱連橫”的原則,羅格支持北京,北京支持羅格,即外界所說的“京羅組合”。然而,袁偉民稱代表中國投票的何振梁自作主張將票投給了別人。另一個問題是公開指責何振梁不支持於再清競選國際奧委會執委。

袁偉民說:“歷史可能被表達,可能被遮蔽,本書所要做的是,讓歷史盡可能接近事實。”面對中國體壇權威人士的質疑,當時已經是80高齡的何老第一時間在《新民週刊》上做出了回應。那是一個週一的晚上,《新民週刊》封面報道《袁偉民質疑何振梁》截稿前一天,記者終於聯繫到了何振梁。當記者希望何振梁就袁偉民書中提及的關於他的事件表達個人看法時,剛開始何振梁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起來,他提高了嗓門反問一句:“你信嗎?”據記者所知,這是何振梁在一天內第N次這麼回答紛紛打電話給他的記者了。

接下來,《新民週刊》記者說:“何老,這不是我們信不信的問題,書中寫得非常具體,這樣的事情太讓人震動了!”據書所說:這位國際奧委會資深的中國委員沒有投羅格的票,而是投了金雲龍,似乎已不是秘密,韓國的媒體做了公開報道,韓國內部對金雲龍在各大洲得票的情況一清二楚,認為金雲龍在亞洲得了7-8票,其中就有中國的一票。

當時,電話那頭的何振梁顯然觸動很大,他有些按捺不住激動的情緒:“投票是在很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袁偉民怎麼知道我投了誰的票,沒有投誰的票?他有什麼證據啊?”稍停後何振梁又說:“袁偉民說這些話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本來何振梁還要準備說下去,可能在家人的提醒下,他欲言又止,轉言道:“好了,現在我不說了,我要休息了,我需要安靜,不過等到我應該出來說話的時候,我會出來說的!以後再說吧!”

何振梁究竟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對這件事給予什麼樣的回答,當時我們不得而知,後來他在接受某媒體記者採訪時,對此一一進行了回應。首先,何老到底有沒有把選票投給別人呢。何振梁說:“我們的投票都是秘密進行的。沒有物證來證明我投了誰的票,投了誰的票,只有我自己知道。因為按照國際奧委會通過的有關表決條例,過去的表決、現在的電子錶決很快都要銷毀,不再有記錄。投票機器也是隨機發給我們的,並不與座位相連,所以一點記錄都沒有,連國際奧委會都沒有記錄。那麼我怎麼證明我自己?能證明我的只有我的一生,我的為人,我一貫的表現,我能投對北京不利的票嗎?”

矛盾並非個人恩怨

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袁偉民在5年前出版的那本《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以及之後何振梁對書中的質疑所做出的回應,無疑是將兩人之間的矛盾公開化了。從此之後,何袁二人再無交集。

不過,給記者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有記者問何:“如果是因為個人恩怨,你與袁偉民的矛盾到底在哪里?”何答:“我想不出,真的!我們從來沒有在哪個重大問題上有絕對的分歧或者激烈的爭吵,都沒有過。我們以前都在體委工作,我負責外事,他負責競賽,互不相干。”

後來,何振梁坦言,他感覺與袁、與總局的關係還是在申奧成功後發生了微妙變化。不過,在陷入“爭議風波”後,何老似乎看得很開:我相信一切自有公論。劉少奇同志說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借用一下:“好在歷史是事實寫的。”

何振梁晚年儘管陷入爭議,可是在全國率先提出的淡化“金牌論”想法,則應該是他為中國體育所做出的又一貢獻。何老曾說,奧林匹克運動絕不是要培養“競賽機器”,而是通過體育這一載體,通過尊重規則,公平競爭,培養真正有高度公民意識的社會成員。何振梁曾經多方呼籲,應該從金牌大國向體育強國轉變,要改變現在的體育模式,不再唯金牌論。但是,龐大的行政體育運轉多年,車載鬥量的金牌讓很多人擁有了許多實際的利益,一夜之間,要讓他們的觀念從金牌戰略走向全民健身,談何容易。奧運會上的成功,為中國的體育事業打造了一個夢幻般的局面,但是,當行政掌控一切資源的時候,他們已經無力或者沒有時間去改變唯金牌論的現實。中國從體育大國變為體育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何振梁謙和正直、淵博儒雅,為體育發展做出巨大貢獻,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為何會在耄耋之年陷入如此難堪的“爭議”之中呢?在這之前,何振梁體育外交家的身份與體育總局也多有摩擦,他的雙重身份註定了他要在中方利益和奧運發展之間做出協調平衡。比如何振梁主張中國有關行政部門與國際奧林匹克接軌,公開批評一些總局官員不懂國際事務規範,一些陋習和官僚習氣急需改正。作為回擊,原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書記李志堅在北京奧運會前曾在《中國體育報》上公開撰文:“是不是體育外交家,最要緊的不是看坐了多少萬公里的飛機,不是能以英語、法語與多少個國際奧委會委員聊天,最要緊的是在關鍵時刻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藝術,處理棘手的問題,達到最好的效果。”他還強調:分析北京申奧成功,有一個大的概念必須牢固樹立。申奧成功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實力,中國改革開放後世人矚目的發展,中國國際威望的提高,黨中央、國務院領導有力,全國人民同心協力。在這個根本性前提下,有一個優秀的申辦團隊作了卓越的努力。請特別注意,是團隊,而絕不僅僅是個別“申奧之父”所做出的傑出努力。

北京奧運之前,有很多人提議開幕式由何振梁點燃主火炬,他不便直接回應,只是說:“我不奢望,主火炬手也不應該是我。”實際上,體育總局堅決反對何振梁出任主火炬手。仔細回想起來,凡是在國際舞臺上出盡風頭的中國體育官員,回到國內往往免不了遭遇冷落的下場。比如在“抽進世界盃”的2001年,張吉龍曾被無數球迷戲稱為“龍哥”,其在民間的威望達到了頂點。但也正是從那時開始,張吉龍在中國足協內部被逐漸邊緣化。接下來儘管足協掌門人如同走馬燈般地被更換,可張吉龍的地位始終尷尬。甚至即便在他代理亞足聯主席期間,依然難以獲得來自國內的鼎力支持。如今張吉龍仍然擁有國際足聯執委的頭銜,但是在中國足協乃至國家體育總局眼中,這也只不過是一位已經退休的體制外人士。

知名媒體人楊華認為,何振梁與體育總局在理念上存在極大的分歧。何振梁也重視金牌,但他的用意是凸顯金牌背後的精神內涵,而總局片面強調金牌的政績功能,忽視了奧林匹克文化追求。體育總局耗費钜資興建的中國體育博物館不到10年竟因開裂沉陷淪為危房,十多年前就開始閉館。反觀何振梁以個人的財力和收藏,在無錫修建了展品高達1900件的奧林匹克陳列館,長期免費對公眾開放。

何振梁晚年風波多少讓人遺憾,但往事並不如煙,許多是非和爭議,時間和歷史會給出答案。

(大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