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身體原因，97歲的全國政協委員沙博理已連續兩年沒有出現在兩會會場上了。

在2237名委員中，沙博理的身份很特殊：他不僅年紀最大，而且沒有中國血統——這位出生於紐約的猶太人，在革命年代來到中國，1963年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加入中國國籍。

沙博理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群體中的一員。全國政協自1978年開始，吸納了十多位中國國籍的國際友人加入，最早一位是馬海德醫生，至今唯一健在的是沙博理。

這是一群在全國政協歷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都無法複製的特殊委員。隨著本屆政協進入尾聲，他們在政協舞臺上的活動將滿35年，他們的時代正徐徐謝幕。

“政協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國際友人進政協，源自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議。

胡、馬兩人是相識已久的老革命，友誼始于延安。那時胡耀邦還是“紅小鬼”，馬海德則是醫學博士。1936年，兩個美國人穿越封鎖來到陝北根據地。後來他們的名字在中國家喻戶曉：醫生馬海德，記者斯諾。

馬海德當過八路軍總衛生部顧問和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在延安的時候，馬海德就曾向周恩來要求加入中國國籍。當時周恩來回答：我們哪有國呀？我們只有一個黨。

1949年後，馬海德第一時間入籍。隨後他被任命為衛生部顧問。他拒絕了坐辦公室喝茶看報紙的生活，去最髒最苦的基層從事消滅性病和麻風病的工作。

“毛澤東心裏頭喜歡我父親，周恩來知道我父親經過了革命考驗，鄧小平對我父親太瞭解了。他當選政協委員，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馬海德之子周幼馬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以馬海德的資歷，成為政協委員當然不在話下。只是由於他的美國背景，委員的身份來得晚了點，直到國際國內形勢巨變，蘇聯人不再是同志，美國人不再被統統視為敵人、特務，馬海德才於1978年進入五屆政協。

馬海德當選委員後，心裏頭惦記著和他有類似經歷的一批人：本是“洋人”，來到東方，懷著理想投身革命，並成為中國公民。

借著一次向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彙報的機會，馬海德提出：可否讓這些人成為政治局委員？

沒料到胡耀邦面露難色，在辦公室踱步了一陣子，說：老馬啊，您說的這些人還不是中央委員，怎麼能進入政治局呢？

原來，馬海德對中國政治術語使用得還不熟練，把“政協委員”說成了“政治局委員”。

口誤澄清後，胡耀邦才“恍然大悟”。隨後，六屆政協新增了十多名外國血統的委員，馬海德和愛潑斯坦還當選了政協常委。

他們被中國官方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國際主義戰士”。不過在建國初期和“文革”時期，他們並沒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愛潑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進監獄；李立三的蘇裔夫人李莎和蕭三的德裔夫人葉華也都經歷了長達8年的囚徒生活；在上世紀50年代末，來自奧地利的醫生傅萊為保護三個孩子被迫與夫人協議離婚，他還被康生視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團”嫌疑犯……

“文革結束後，他們進入了政協，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他們政治上遲來的認可。”周幼馬說。

“我們不是外來的附屬物”

儘管加入政協時普遍年事已高，這批“洋委員”們依然對參政議政表現出極大熱情。一個例證是：2001年初，剛病癒出院的傅萊堅持參加當年政協會議，因為“要討論‘十五計劃’，很重要”。

連續六屆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積極參與提案和建議工作。他說：“我過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諒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我還能在政協呆多久。如果說有什麼讓我念念不忘的事，現在是公開講出來的時候了。”

中國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對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項提案印象深刻。當時，這項提案被媒體稱為“兩會上最極端的意見”。它的標題是：尼古丁是對人民極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種植、生產和銷售捲煙都必須予以禁止。

這項禁煙提案顯得過於超前。黃友義認為，這跟沙博理與國外保持密切聯繫有關。

“洋委員”們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例如馬海德提出加強麻風病防治宣傳，還建議允許麻風病治癒者結婚，李莎則提出改革中國俄語教學現狀，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關部委的回應。

1984年，沙博理獲得了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進行大會發言的機會。發言稿是他和愛潑斯坦、奧地利裔的魏璐詩、加拿大裔的陳必娣共同起草的，四人都是政協新聞出版界別的成員。由於沙博理普通話講得最好，還帶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選他來宣讀這份批評中國編輯的外文圖書期刊在國外銷售不力的發言。

“對這次經歷，我感到很好。”沙博理說，“不只是因為它很難得，而且令人興奮。它證明我們國外移民中來的政協委員，也能夠真正參與，而且有用。我們已經表明，我們不是外來的附屬物。”

閉會期間，“洋委員”們也參加了不少調研活動。沙博理感到興奮：“這麼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實。”

在考察邊遠貧困的農村地區時，愛潑斯坦為所見感到震撼，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現代中國，同時存在著兩種事實：一是快速進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氣和長時間去克服高峰和低谷兩個極端之間的差距。”

除了貧富差距外，腐敗也是愛潑斯坦和其他幾名國際友人關注的話題。他曾在兩會上建議：所有查實的腐敗官員，不論其觸犯刑律的貪汙數額大小，一律免職，永不起用。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這批“洋委員”的普遍特徵。“我已入暮年，但始終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愛潑斯坦在回憶錄中說。

國際友人們在政協中提出最多的建議，還是關於對外宣傳的——實際上，他們中的不少人都承擔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

在政協會議上，愛潑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雜誌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裝，在內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講求時效性；而沙博理則曾在小組發言上說：“這些年，看外電，看媒體，尤其是美國誣衊、捏造我們的一些新聞內容，我覺得我們的媒體工作做得很不夠，很多事情原來我們可以說得更清楚的，但是沒有做。”

“這些問題慢慢都得到了共識，比如中央決定大力推動‘走出去’。”黃友義說，“這跟國家財力增長有關係，但我覺得跟他們這批國際友人不斷的提議也有關係，他們在政協最大的貢獻就是呼籲重視外宣。”

告別與傳遞

1988年，馬海德去世，政協委員裏的國際友人群體進入了告別年代。

二十多年來，黃友義目睹了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的離去。“每年春節的總理招待會上，座次經常在變化。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遺孀、遺屬了。”

沙博理在這批“洋委員”中算是年輕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但97歲高齡的他也沒有精力參政議政了。周幼馬記得，沙老最後一次現身兩會時，出去上了一趟廁所，回來就找不到地方了，是周幼馬幫他找到座位坐下。從那以後，周幼馬再也沒有在會場上見到過沙老。

以前幾屆兩會上，因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組討論中時常替陳必娣等委員念發言稿；但到2008年，他連念自己的講稿都很吃力，坐在他身邊的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主動擔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作為新聞出版界別的召集人，近兩年兩會結束時，李東東都會帶著楊瀾等委員到沙博理家中探望慰問。2012年3月12日，沙博理對李東東說：“我雖然沒有到大會現場，但關於兩會的新聞，我每天都通過電視、廣播、網絡密切關注。我很想念各位新聞出版界委員，每天在心裏和你們一起參政議政。”

黃友義也說，沙博理一直關注時事，最近還發電子郵件給他推薦了幾篇英語文章。

2013年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中是否會有沙博理，還是未知數。不過，無論答案如何，屬於馬海德、沙博理們的那個不可複製的時代已進入了尾聲。

周幼馬“接過”了父親的棒。4年前，他出現在本屆政協委員名單上。

周幼馬的經歷亦可圈可點：出生在延安窯洞，與許多紅色後代相熟，當年和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一起，一個騾子兩個筐從延安到北京。宋慶齡去世前十年，他還擔任了宋的私人攝影師。

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他父親生前工作的一種延續。例如，他和母親蘇菲成立馬海德基金會，專注于麻風病人救助，他曾提出關於支持基金會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優惠政策。

幾天後，周幼馬將和政協外事委員會的成員一起飛赴黎巴嫩——那裏是他的祖籍地，那裏的公園裏有他父親的銅像。馬海德基金會和全國政協將出資一萬美元，為當地幼兒園添置設備，之前外交部還曾經給他們打了一口井。“對於父親的老家人民，中國人民沒有忘記他們，政協沒有忘記他們。”周幼馬說。

他更相信，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父親那一輩的“洋委員”們。“他們每個人是一本書，每個人的歷史是值得留下的。”

（方可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