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中蘇邊界珍寶島地區連續發生嚴重武裝衝突；不到一個月，中共“九大”於4月1日在北京召開。中蘇關係史專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中提醒人們：“珍寶島事件發生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即已說明這不是一次單純的邊界衝突事件， 而是有著重要歷史背景的。”(《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所謂“重要歷史背景”大而言之，就是中國正處“文革”高潮，與蘇聯矛盾越來越尖銳、激烈。具體而言，就是中國此時派性鬥爭嚴重、幾成“全面內戰”，在這時要召開以“團結”為主旨的“九大”。要在這種“大”、“小”背景下，考察“九大”的召開與不到一個月前珍寶島中蘇武裝衝突的內在聯繫。

一

“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其基本設想是經過“鬥、批、改”三個階段，實現“理想社會”。具體方法是由他一貫宣揚、提倡的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思維方式的特點之一，是在運動初期強調發動、放手、矯枉必須過正……所以，在“文革”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要求、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實際上，在毛澤東的曲縱下，武鬥頻發，迅速升級。“文革”初期改組後擔任北京“新市委”書記的吳德回憶說，“八一八”毛主市接見紅衛兵後“破四舊”迎風而起，北京市委並不清楚”，“‘破四舊’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塗炭生靈，塗炭神州”。“1966年‘破四舊’後，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彙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刹一刹這股風。我彙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運動的發展由不得願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然而：“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裏二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1967年至1968年期間，全國武鬥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鬥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頁)

首善之區的首都北京如此，全國其他地方兩派武鬥更加激烈，由棍棒、大刀長矛發展到槍炮，一些地方甚至將軍工廠的坦克車開上街頭，參加武鬥。軍隊大規模被派到地方“支持左派、軍管軍訓”，結果不是“支一派打一派”就是不同部隊、不同軍兵種往往支持地方不同派別，直接、間接參加武鬥，軍隊內部派性也非常嚴重。一時搶奪解放軍槍支成風，派性越來越強，武鬥迅速升級。

隨著劉少奇和各地“走資派”的被打倒，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開始發生轉變，漸漸強調“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實現革命大聯合”。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了一次，表明此時他把召開九大、重建共產黨組織權威提上了日程：“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乾淨，一次搞乾淨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搞好。九大以後，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2003年版第1509頁)但他的估計顯然過於樂觀，各地武鬥仍更加激烈，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召開九大。近一年後，到1968年夏多數省市才成立了“革委會”，但武鬥仍然十分激烈，而且有向原來相對“不激烈”的北京蔓延的趨勢。北京一些高校，也開始“槍戰”，甚至有要製造激光武器的傳聞。

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制止武鬥。

1968年7月3日，經毛澤東批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因為廣西發生嚴重武鬥發出《佈告》，稱為“七‧三佈告”，以嚴厲措詞規定：“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但許多地方武鬥並未停止，緊接著，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於7月24日因為陝西發生嚴重武鬥再次發出《佈告》，稱為“七‧二四佈告”，以更為嚴厲的措詞規定：“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七‧三佈告’，不得違抗。”“立即停止武鬥，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教育那些受蒙蔽了人回去生產。拆除工事、據點、關卡。”“中斷的車船、交通、郵電，必須立即恢復。”“搶去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必須立即交回。”“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搶劫、破壞國家財物，中斷交通通訊，私設電臺，衝擊監獄、勞改農場，私放勞改犯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後操縱者，必須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依法懲辦。”

三天后，即7月27日，毛澤東決定向武鬥迅速升級的清華大學派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收繳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鬥，但卻遇到強硬抵制，五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傷。毛澤東在28日淩晨在人民大會堂緊急召見五名最有影響的北京高校“革命群眾組織”的領頭人。對這些人，毛澤東與中央文革一直堅決支持、百般回護，這次卻提出了極其嚴厲的警告：“有些人講，廣西佈告只適用於廣西，不適用於北京。那好啊，現在我們又發了一個陝西的。又會有人講，只適用於陝西。那麼就發一個全國的通告。無論什麼地方，凡有所列舉的罪行之一者，都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個別的捉起來。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軍啦，破壞交通啦，我看消滅它！這是土匪、國民黨！”“如果堅持不改，堅持要這麼搞，那麼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壞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圍剿！”(《毛澤東傳》(下)，第1523頁)

8月19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作出了一個重要判斷：“今年下半年，整頓、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時候了。”“九月或十月要開個會”，“叫做工作會議或全會，全會到半數以上就可以。”從8月10日到9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迅速批准了最後五省、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這樣，全國除臺灣外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9月20日，毛澤東明確提出召開九大問題：“全國一片紅了，中央什麼時候開九大？”(《毛澤東傳》(下)，第1526、1528頁)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了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全會只有兩個重要議題，一，批准中央專案小組關於劉少奇的審查報告，最後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二，為召開九大作準備，包括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和方法，修改黨章等。

八屆十二中全會後，毛澤東關注的重點開始集中於整黨建黨和九大的各項具體準備工作。九大的具體準備工作，是從1969年2月開始的。2月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九大準備工作的通知》草案，具體內容為九大代表產生辦法、黨章修改、國內外形勢和政策、中央機構、九大宣傳方針等。毛澤東當天批示：“照發。”(《毛澤東傳》(下)，第1545頁)

從1968年夏秋起到此時近半年的時間內，各級“革委會”普遍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劉少奇被中央正式決議開除出黨，為九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召開九大、重建共產黨組織權威成為毛澤東戰略部署的重中之重。不過，要在半年內結束兩派激烈武鬥、幾乎是“全面內戰”的狀況，召開以“團結”為主旨的九大，實在不容易。此時，派性依然非常嚴重，一些地方仍有武鬥。

如何消除派性、召開一拖再拖的九大；在九大後如何繼續消除派性，成為擺在毛澤東面前的頭等大事。

二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蘇邊界的珍寶島爆發了兩次嚴重武裝衝突和一次火力接觸。

對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國防大學徐焰教授作了深入研究。他在《1969年的中蘇邊界珍寶島武裝衝突》一文說：1969年2月中旬，“經中央軍委決定，瀋陽軍區成立了‘虎饒前指’，對珍寶島鬥爭做了細緻安排。3月2日，‘虎饒前指’派出30餘人登上珍寶島巡邏，並在岸上派出兩個步兵連秘密掩護。此時，蘇軍接到驅趕中方人員必要時可以開槍的通知，派出70餘人上島。戰鬥於9時17分打響。經一小時戰鬥，蘇軍死傷大半，所餘人員撤回對岸，中國巡邏隊也返回。據蘇方宣佈，當天軍人死亡31人。此次戰鬥中方陣亡24人，並失蹤1人。”“3月2日戰鬥結束後，蘇軍又多次越過封凍的烏蘇裏江登上珍寶島。3月15日，經請示中央軍委，‘虎饒前指’派出百餘人的步兵分隊在炮兵掩護下登島。當天蘇軍共出動坦克、裝甲車50輛以上，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