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文化局長吳衛鳴受訪時強調，負責電影分級的公開映、演甄審委員會從未接獲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的評級申請，並強調澳門特區是言論開放的社會，公開映、演甄審委員會只會從社會風化和道德上對電影評級，不會對電影的政治立場進行評級，因而公開映、演甄審委員會十分重視該事件，認為有關院線的信息誤導對社會造成影響，並透露已經發信要求有關院線需要增加透明度向公眾交代事件；而澳門銀河UA影院營運行政經理翁棟良也公開表示，並沒有向本澳審批部門申請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的評級。比形容事件為一場誤會，還聲稱戲院每週處理電影數量大，過程中與香港方面人員溝通出現誤會，令網站一度顯示澳門會上映有關電影，因而將會向本澳有關部門解釋之後，澳門反對派朋友所炮製的「澳門特區政府禁止放映」的事件，已經真相大白。所謂「禁映」，確實是一場大烏龍，倘說是「條件反射」已是客氣，其實更跡近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自己經常進行的糟蹋民主的行為，代入特區政府依法行政的作為。由此，反對派朋友的「官媒」《愛瞞傳媒》也不得不「低低地摜一舖」，分別刊出了吳衛鳴局長和翁棟良的澄清內容。但是，仍然持抱其「跌落地仍要抓把沙」的手法，借籍某獨立電影導的口，聲稱澳門的電影院沒有排期放映這部奧斯卡得獎電影，難免令人覺得「不尋常」，若因為「政治打壓」或「政治暗示」的話，實在「可惜」和「恐怖」。

然而，更多的電影專業人士，對此本來就不是問題，只不過是反對派「無風起浪」的「事件」，持抱實事求是的態度。比如，澳門影視傳播協進會副理事長黃義滿就指出，現時本澳電影沿用院線發行制，電影一般與香港同步上映，但以往亦曾因成本問題，在香港落畫才到本澳上映。黃義滿又認為，本澳的評級尺度相比大中華其他地區開放，以往本澳未曾出現電影禁播。電影一旦送檢，若出現不適合播放的內容，只會將影片刪剪至符合相關法律規定。而拍板視覺藝術團團長朱佑人也表示，相信本澳不會以政治判定電影能否上映。

當然，反對派朋友仍然可以抵賴，將責任全部推卸給澳門銀河UA影院，指責是因為其發出錯誤信息，而導致他們作出錯誤的判斷。但倘反對派朋友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心中已經建立了偏執、偏見、偏激、偏離的思維定勢，即使是接收到不準確的信息，也不會先入為主地發布錯誤的評論。

更令人難以諒解的是，個別反對派人士，慣用了「賊喊捉賊」的手法，並上演過類似「國會縱火案」式的政治鬧劇。實際上，本欄於前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所揭露的某反對派人士所炮製的「假招工案」，自己將招工表格扔進垃圾桶，卻反過來汙衊招工單位「假招工」的事例，就是其「三十六計」之一。今次所謂「禁映」事件，與所謂「假招工」事件，其手法是如出一轍。

但由於反對派朋友被揭發出越來越多的此類劣質所為，這幾天又再增添了所謂「禁映」事件，因而「做假」已經是他們的「原罪」之一。今後再意圖繼續用這種方式去蠱惑人心，恐怕將會產生遞減效應，人們不再相信。這是他們自己的所為導致喪失公信力，怨不得別人。

今次特區政府相關官員敢於堅持原則，在反對派發動猛烈攻擊之下，仍能屹立不動，保持冷靜，並及時作出澄清，實際上是予以「一劍封侯」的還擊，體現了「硬起來」的作風。實際上，習近平主席要求澳門特區政府的新任主要官員、檢察長，要「勇於擔當、敢於碰硬」，「持之以恆、久久為功」，而他們也正朝向這方面努力，包括敢於「捉蚤乸」，拘捕了何鴻燊涉嫌組織賣淫集團的姪子，相信此種攪風攪雨的伎倆，今後再難以立足於社會。實際上，這連他們自己也已有預感，當第四屆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檢察長提名名單見報後，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在去年的抵制「民間公投」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作為，他們就已感覺到，他們今後的市場將會縮小。尤其是連繫到香港的「佔中」行為，令中央政府提高警覺，按照基本法規定提前介入澳門特區主要官員和檢察長的提名和任命程序，並要求相關人選能夠體現和發揮「新人事新氣象」，就將使得反對派攪風攪雨的空間將大為收窄，這才是民主與法治的「新常態」。

實際上，民主與法治，缺一不可，更不能任意曲解。而反對派所鼓吹的所謂「民主」，都是被嚴重曲解了的，實質上就如同內地的一幅政治漫畫，「我就是民主少了一點」，就變成「民王」那樣。

同樣的事態，也發生在立法會旁空地的綠化工程上。他們對民政總署所進行的綠化工程，汙衊為「壓縮示威抗議活動空間」，其荒謬程度與他們在今次所為「禁映」事件中，將矛頭指向本應是自己潛在盟友的天主教會的澳門會堂，有過之而無不及。實際上，在國際政治的光譜上，鼓吹環保的政黨或政團，如各國的綠黨，又如台灣地區的「反核四」團體等，都是與激進的「民主派」或「反對派」位於同一端的。而澳門的「反對派」人士，其中就有不少也是環保人士。但他們卻偏偏要反對特區政府進行有利於環保的綠化工程，這豈非是雙重標準，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民主」，對自己不利的就要充當「民王」的角色，「民主就是少了一點」？

反對派朋友批評並反對在立法會大樓旁進行綠工程，其理由是這裡曾經進行「反離保」活動。這麽說，他們已經將此塊公地視為自己進行反對活動的」私地」，亦即是自己的「禁臠」，別人都動不得，包括這塊公地的所有者特區政府在內。這不啻是另一種形式的「霸佔公地」的行為。

然而，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立法機關的門前，是任由空地荒蕪的？如果不是裝設為花崗岩或水泥地面的廣場，就是綠意盎然的草坪或小公園。由於澳門立法會門前的空地，並非是政治集會專用地或遊覽勝地，因而不採用廣場方式處理，而且建設成為草坪，並種植樹木，這是符合環保的大原則的。

這又使人想起了「父子騎驢」這個伊索寓言：倘有作為「反對派」盟友的環保團體，批評特區政府任由該空地荒廢，不進行綠化工程，他們卻偏要堅持反對綠化工程，這豈非是要讓政府陷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其實，與內地一些的大中小城市，尤其是澳門近鄰的珠海市相比，澳門的綠化工程已經拉開了較大的距離。這當然是由於澳門面積小，建設發展飽和，寸金尺土的客觀原因。因此，特區政府充分利用一切空地，進行綠化工程，就是縮短距離，並趨近國際環保要求的正當性行動。進行民主運動，並不是壞事，要做反對派，也是西方政治的常態。但總有一個規矩，批評和制衡政府，必須實事求是，即使尖銳一些也無妨，但就不能無事生非，甚至捏造事實，為了吸引眼球製造轟動效應，而不惜大搞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