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崔世安在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博彩業經過開放和高速增長的十年，發展速度開始放緩。政府會盡力做到調速不轉勢，在調整中穩定發展。今年，政府將對博彩業開放以來的發展進行總結和分析，並制定對策。完善博彩業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博彩業的監管、規範博彩企業的營運，繼續推動負責任博彩。落實博彩企業及大型企業承擔外僱員工住宿和交通安排的責任。
崔世安昨日在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上回答議員鄭志強的提問時也表示，特區政府已委託高等院校作博彩中期檢討基礎研究，並在八個方面需要檢討，分別是博彩業發展對本地經濟的影響、博彩業發展對中小企營商的影響、博彩業發展對本地社會和民生的影響、博彩與非博彩元素的聯動效應、博彩的承批及轉批公司有否履行承諾和合約的狀況、博彩的承批和轉批公司成立至現在的經營狀況、博彩的承批和轉批公司在法律法規的合規情況，以及博彩的承批和轉批公司承擔的社會責任。
由此看來，博彩業中期檢討的內容，將依照上述八個方面進行。這當然是特區政府的主攻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梳理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矯正博彩業一枝獨秀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矛盾；二、強化博彩企業對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貢獻；三、正確博彩合約的問題。
在崔世安所列舉八個方面中，並無提及到是否增加或刪減賭牌的問題。前一段時間坊間在談議博彩業中期檢討時，上述兩種意見都曾被提出過。要求增加一個賭牌的，主要是博彩業者，尤其是正在經營較具規模的賭廳者，似乎是「挪火為自己煮食」，希望能籍此政策，使自己得以實現「華麗轉身」，從貴賓廳廳主「更上層樓」成為賭牌持有者，亦即從「二房東」升格為「大房東」，或是由農民上升為地主。而提出刪減一個賭牌者，則以民間的「意見領袖」為主，似是大有「既然我吃不到，那就乾脆把它砍掉」的「酸葡萄」心態。當然，也不排除是出於防止澳門博彩業被美國博企壟斷及綁架的良好意願。
而本欄也曾評議指出，當年中央批給澳門的是三個賭牌，而且也明確規定，在全中國境內只準澳門開賭。而在賭牌競投的過程中，也是嚴格按照這個決定而進行的。但在後來，卻發生了變化，三個賭牌都分拆了，據說中央對此頗有意見。何況，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揭櫫的「依法治國」方針，並要求澳門特區「依法治澳」來衡量，這是不符法律規定的。因為第一六／二零零一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規定，特區政府只能批出不多於三個賭牌。儘管那三個副牌是以「轉批給」的表述為之，也只不過是巧立名目而已。因此，倘再增加一個賭牌，不但等於是與中央的指示「對著幹」，而且可能也會形成「授人以柄」效應，為「反對派」攻訐行政長官崔世安和特區政府提供「砲彈」。而刪減一個賭牌，則是難以操作，並必然會嚴重衝擊現有的博彩業格局，無論是取消哪一個博企的牌照，都將會引發混亂，甚至將會形成國際糾紛，不利於澳門特區的穩定及對外形象。因此，進行博彩業中期檢討，重點不應放在是否增加或減少賭牌方面。
而從崔世安昨日所談內容看，特區政府在進行博彩業中期檢討中，對是否增刪賭牌的問題將是「不提不談」，亦即是保持現狀，既不增加賭牌，也不刪減賭牌。增加賭牌，顯然是違反法律，並非依法治國（博彩業是國家資源）、依法治澳的作為；刪減賭牌，則社會震蕩太大，而且也將引發國際糾紛，並涉及到是否依法治澳的問題，還涉及到澳門以「中國澳門」名義參加「WTO」所應當履行的義務和責任。
過去本欄曾多次提出，必須妥適解決博彩業一枝獨秀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矛盾的問題。現在經過賭收的「九連跌」，就使得「居安思危」，及矯正博彩業過熱發展，回復經濟多元發展的新常態的命題，更形正確性或迫切性。而且，就連貴賓廳的經營者，盡管「損失」嚴重，也在設法「止血」，採取各種補救措施，也坦然接受「九連跌」的態勢，沒有像過去幾年那樣，叫喊要求中央「開水喉」。這是他們也明白，造成目前「九連跌」的狀況，最重要的原因是內地正在進行反貪鬥爭，及嚴格執行習近平主席的「八項規定」，尤其是其中「反奢」的內容。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及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博企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其一、目前澳門經濟發展形態與中央的要求存在較大的差距，這主要是博彩業的「原罪」，就應由博彩業出面承擔責任，並扭轉這種非常態形勢。其二、博企的財政實力最強，有能力做好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及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工作。其三、博彩業所依託的大型豪華酒店，同時也可以安排構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各項設施。實際上，這些大型豪華酒店佔用了大量的緊缺土地資源，而特區政府為消弭民怨，在落實興建公屋計劃時，卻遇到缺乏土地的棘手難題。實際上，已有反對派人士見縫插針，多次對此現象提出批評，因而博企利用其大型豪華酒店來設置有助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設施，就是應有之義。其四、當年賭牌開投的競投要求，及所簽署的博彩合約中，都有「適合一家大小旅遊度假」的條款內容，賭牌持有者應當兌現這些承諾。其五、承擔社會責任是澳門博彩業的傳統，回歸前澳葡政府在多次與「澳娛」簽約時，都「加碼」要求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把一些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工作，如疏浚航道，興建社會房屋，城市基本建設等，都交由博企承擔，以至是澳門基金會所承接東方基金會的百分之一點六博彩毛收入，也是如此。
在這裡，博彩的承批和轉批公司在法律法規的合規情況，較為敏感。「賭牌三拆六」是否有法源依據？倘無，如何補救？是否應當補強《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在批出賭牌方面的內容，並以「溯及既往」的方式，予以追認？這些，均是需要研究的。
賭牌是澳門特區的獨有珍貴資源，也是國家資源，應當珍惜愛護，更應好好地善於運用，並在內地反貪「反奢」鬥爭與澳門博彩業發展之間作出平衡。就此，還是應當回到當年開放賭牌的初衷，盡量設法吸引外國高端賭客來澳門參賭。而當初在這方面「拍曬心口」作出承諾的美資博企，更應兌現其諾言，而不是千方百計透過澳門這個「中轉站」，將中國內地的參賭者，轉運到美國等地的賭場去，以協助貪官躲避反貪鬥爭的「利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