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康坪村是一個不足百戶的小村莊。村子所在的這條川叫豐富川，名曰川，實則是連綿群山之間夾著的一條狹窄川道。這裏平地很少，大都是山地。但為什麼叫豐富川呢？後經考證，這道川屬古西夏豐村城所在地。也許是我們的祖先期盼物阜民富，便起了這麼一個寓意吉祥的地名。新中國成立後，康坪村與陝北的廣大農村一樣，村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這個閉塞荒涼的川道裏聊度日月。直到有一天，這種閉塞、單調、沉靜的生活被一群到這裏來插隊的北京知青打破。

那個瘦高個就是王岐山

1969年元月，康坪村的村民們都忙著做年茶飯準備過春節。有一天，生產隊長韓志厚帶著幾個社員，吆著驢拉車去了公社。韓隊長是個老八路，他聽說公社要派知青來村裏插隊，心裏有些不願意。 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來了人就要張口吃飯，生產隊的口糧有限，現在又是冬天沒活幹，等於要白吃白喝好幾個月哩！到了公社之後，韓隊長發現自己來遲了，因為別的生產隊已經將身體好的知青領走了，只剩下幾個身體看上去有些瘦弱的知青，韓隊長自然不高興。但不管高興不高興，公社的幹部給他發話了：“給康坪分來14個知青，你領回去。”韓隊長看到這十幾個娃娃站在公社院子裏，個個冷得發抖，一下子心疼了。可當時他想：這些娃娃一個個穿得薄忽閃閃的，往後咋幹活哩？韓隊長讓與他同來的幾個人把大家的行李都裝上驢車，這時候，一個瘦高個走過來說：“我叫王岐山，您是韓隊長吧？”韓隊長“嗯”了一聲，就再沒了言語。這時，王岐山從接知青的社員手裏要過拉驢的韁繩說：我來拉吧。走了一段路，韓隊長看到王岐山把驢車拉得有模有樣，心裏一下子就高興了。

知青們問韓隊長，咱康坪村都有啥？韓隊長覺得不好回答這句話。說啥都沒有，是個窮村子，這樣說，怕把知青們嚇走了，還要挨公社幹部的批評；說啥都有，這不是欺騙這些年輕娃娃。最後，韓隊長不鹹不淡地說了一句：到了村上你們就曉得了。一走進康坪村，知青們全傻了眼。眼前的康坪村，除了幾根冒煙的煙囪和光禿禿的大山之外，什麼都沒有。知青們站在村邊的大路上，面面相覷，感到有些失落。

剛進村，一些碎娃娃、後生和年輕女子們聚在鹼畔上。一開始，村裏的人都聽不懂北京話，大家都來看熱鬧，有人還直白地說：“是來看這些北京娃娃哭鼻子的。”事實上，當知青們看到村子是這樣一種景象，還真的想哭。當天晚上，幾個女知青真的哭了。她們說：到老鄉家去吃飯，窯洞裏黑乎乎的。吃飯的筷子是用柴火棍兒做的，屋子裏散發著一股怪味兒。面對這樣的環境，王岐山把知青們叫到一起開了一個會。會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得沒完沒了。到最後，王岐山開講了。他說：“既然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這裏，那就跟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一樣，是一個勝利。今後，誰當了逃兵，就是給咱知青丟臉！”王岐山的一席話說得讓所有的知青都不做聲。接著，他又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說：“我去韓隊長家吃派飯，全家人揀最好吃的給我吃。人家從心裏把咱當尊貴客人看，我心裏很愧疚。我們知青到了村裏，不能成為村裏的負擔，首先要在生活上融入康坪村，要成為康坪村的一個社員。從明天起，我們吃了誰家的派飯，就要幫誰家幹活。首先要學會和社員進行交流，主動跟社員們學說陝北話。”

知青們在王岐山的鼓勵下，第二天便主動到各家各戶去幫忙。沒過三天，大家基本熟悉了康坪村的情況。

這個時候，生產隊的主要勞動是給地裏送糞。王岐山到韓隊長家提出知青也要去送糞，韓隊長開始有些猶豫，覺得這裏的山太高，路又是崎嶇的羊腸小道，一腳踩不穩，就要滑到溝底，萬一出個事，他還要承擔責任。王岐山看出韓隊長的心思，便對他說：“我們現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員，生產隊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韓隊長一聽王岐山這樣說，便半開玩笑地說：“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糞，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員。”韓隊長答應了王岐山的請求，還特意給他們派了兩個幫手。於是，男知青們開始送糞，女知青跟著村裏的婦女給生產隊磨面。

送糞不是一個簡單的體力活，需要幾個人同時協作。搗糞、裝糞、上驢、吆驢不僅要有體力，還要有技術。王岐山和其他知青都沒幹過這種活，尤其是上驢，一個人拉著驢，另外兩個人要往驢脊背上抬糞。驢脊背光溜溜的，也沒有鞍子，再說驢又不好好配合，將糞口袋抬上去，驢剛走兩步，糞口袋就掉了下來，於是，不得不喊住驢，再抬，再趕，再掉……看著隊裏的社員腰一閃，一口袋糞就穩穩當當地擱在驢背上，驢走得再快也掉不下來。幹了半天，知青們終於懂得，裝糞、送糞，光用蠻力不行。王岐山經過觀察發現，要想讓糞口袋不從驢背上掉下來，必須要將糞口袋裝瓷實，給驢壓力，尤其是要把糞口袋放在驢背的正中間，這樣就能保持平衡。下午的時候，男知青們在王岐山的帶領下，已經能順利地送糞了。

十幾頭毛驢由六七個男知青吆著，從村裏出發，送到對面山上的地裏。一路上，大家必須時刻看守著，以防毛驢抖掉糞口袋。知青們到了山上，把驢馱來的糞倒在地裏，趁這個間隙，他們站在山頂上，放開聲高唱革命歌曲。韓隊長聽到對面山上有知青在唱歌，心裏一下子踏實了。在開社員會的時候，韓隊長特意表揚了知青，而且不住地誇獎王岐山，說他看上去瘦精精的，但幹起活來還滿在行。

王岐山是知青組的組長。他能吃苦、肯鑽研，善於團結群眾，在康坪村很有威信。很快，他就被任命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

康坪村自從來了知青之後，辦養豬場、開採小煤窯。搞了這些副業之後，村上的集體經濟有了發展。可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村民們對村財務不公開、不透明有些意見，有人還跑到公社去反映此事。韓隊長聽到這些閒話很是生氣，尤其是他老婆是個躁性子，聽到這些閒言碎語就開口罵人，也不知道在罵誰。社員們聽了之後互相猜忌，知青們的心裏也不舒服。

一天，韓隊長找到王岐山說：“你是知青組組長，又是大隊革委會副主任，見多識廣，村裏人猜忌我，我老婆又是這個松脾氣，你看這事該咋辦。”其實，王岐山也一直在琢磨村民的議論，他覺得這些議論主要是大家對村裏的賬務不清楚，所以才猜疑。於是，他就和韓隊長把隊幹們叫在一起開了一個會，在會上，王岐山說：“既然大家對村財務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咱就給大家一個明白，白紙黑字寫出來，放明朗！”但是，這個提議也遭到一些隊幹的反對，他們說：社員們對生產隊的賬務有懷疑，那就換人算了。可王岐山說：“換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關鍵是要把財務公開，讓村裏的每一個人對村財務要有知情權！”最後，通過舉手錶決，大家都覺得公開好。老支書尹治海還提議隊務公開由王岐山做賬務監督員，因為王岐山是知青，大家都信任他。王岐山覺得既然大家信任，那就試試。第二天，王岐山與當時來駐村的北京幹部老肖、村支書尹治海、會計高志強一起，核查了康坪生產隊農業、副業和知青安家費的開支情況。核查完畢後，立刻召開了全體社員大會，將每項開支都進行了張榜公佈，核查結果是：並沒有傳說中的那些事情。在會上，王岐山對每一項開支都進行瞭解釋，並當場進行核對，給了社員們一個明白，還了隊幹部一個清白。直到今日，這些開支項目的條據都有據可查。

當年，王岐山對村集體財務嚴格審核、監督，做到按時核查公開的做法，時至今日，我國的基層農村村級賬務的監督依然沿用這套辦法。

這些娃娃能過把好光景

知青們住的窯洞位於康坪村的正中。男知青多，占了兩眼窯；女知青住一眼。知青們初來康坪的時候，每天干完活要洗手、洗臉，晚上睡覺前還要洗腳。但後來，這個講究沒有了。每天天剛麻麻亮，他們就要上地，上午10點多，做飯的才把飯送到地裏，這時，剛剛抓過糞的手，又沒地方去洗，不得不在衣服上擦幾下就開始吃飯。晚飯要等到天黑的時候才能回去吃，這讓長期吃慣三頓飯的知青餓得有些撐不住。知青中有兩個人是低血糖，有幾次餓得差點昏倒。後來，大家就把從北京帶來的糖果攢起來，讓低血糖的知青在幹活時，兜裏揣上幾個糖果，餓的時候，吃上一個，還能起些作用。

晚上，他們經常吃的是高粱、黑豆、麩皮合在一起熬煮的稀飯，最好的飯是玉米麵和白麵摻在一起蒸的兩面饃。當時，知青們一個月每人供給45斤糧，可這45斤糧根本不夠知青們吃。為了能吃飽飯，大家就想辦法把十幾斤細糧兌換成粗糧。

過了春節，知青們第一次去李渠集市趕集。在陝北農村，趕集是最紅火的事，知青們一方面可以買一些日常用品，一方面還能和其他村的知青聊聊天。有一次，馮如珍在集市上打聽到豬娃比較便宜，就打定主意買頭小豬回去。韓隊長知道此事後，有些不高興。他說：“現在人吃飯都困難，還要養豬？要知道，豬光吃草不行，必須要添料，添料就得浪費糧食。”更讓韓隊長不高興的是，馮如珍買回來的是一隻小母豬。要是劁過的豬還能養膘，到年底大夥兒還能分點肉吃，可母豬養大了，下了豬崽，還得要吃要喝。可馮如珍卻不這麼認為，她說：“生產隊如果不養這頭母豬，就由知青來養。等母豬下了豬崽後，就賣豬崽。”最後，韓隊長算是同意他們養豬了，可他從來不過問養豬的事。

到了第二年，母豬產了一窩崽，知青把豬崽賣了，還收入了幾十元錢，這在當時成了一筆不小的收入。從此後，康坪村的人都學會了養豬，養豬成了一項傳統產業。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康坪村的村民仍然有很多人以養豬為副業。上下川裏的人說起養豬，都誇讚說康坪人養豬養得好。後來，韓隊長每次說起這件事就誇讚知青：“這些娃娃可活泛哩，以後不管走到哪里，准能過一把好光景！”

娃娃們可把罪受紮了

康坪村左右的大山都光禿禿的。在黃土地裏刨挖，辛苦一年，還分不到20塊錢。因此，該村依託當地資源，把挖煤作為增加收入的一項副業。當時，下煤窯挖煤是一件既危險又累人的苦差事，沒人願意幹。誰若敢下煤窯去挖煤，就被村民們視為是“英雄”。

知青們知道挖煤能為村上增加收入，就派焦中平和徐雨晴在煤窯考察了一番，回來以後，他們對大家說：“煤窯沒有那麼可怕。”於是，經過大家商量，決定讓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