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作家”的由來

“工農兵作家”這個名詞或者群體恍惚已經十分遙遠了。它的出現比“工農兵大學生”早，但幾乎同時消失。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的一場偉大變革，靜悄悄地淹沒了他們。

1958年的“大躍進”也是個“人人寫詩”的年代，或許就是工農兵作家的土壤；緊接著大饑荒，緊接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再緊接著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指出大部分文藝工作者已經墮落到“修正主義邊緣”，再下去就是“裴多菲俱樂部”。

於是大批作家不敢寫了，不光是“國統區”來的不敢寫了，連“解放區”來的也不敢寫了。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上沒有了以往熟悉的作家的名字。

我是1964年8月從大學畢業分配到《文藝報》的，趕上了作家協會的整風（“文革”來了後被斥為假整風）。《人民文學》就在我們樓下，《詩刊》馬上要停刊。《文藝報》理論組埋頭於“大批判”，我分到的作品組則主要是推薦“新人新作”。“新人”就是出身工農兵的年輕作者。

我和一些年輕編輯也疑惑過：郭小川、馮牧這些老作家不是部隊出身，上過戰場嗎？趙樹理不是地道的農民嗎？但他們已不是工農兵，他們“變修了”，他們“做官當老爺”——再後來，他們統統是“文藝黑線人物”了。連魏巍和李瑛都不能稱工農兵作家，而是“部隊作家”。從1964年起，趙樹理、歐陽山、康濯、張慶田等已經開始遭到批判，我親眼見到在作協的黨組擴大會議上，趙樹理一言不發，只是埋頭抽煙。

於是我們要尋找和扶植的“新人”，就是本人是工農兵出身，現在還握槍或在工廠農村從事體力勞動的，還能寫點文學作品（當然多是短的“速寫”或詩歌）的人。於是自然而然有了“工農兵作家”的提法。

我的遵命文章

我在1965年10月寫了篇遵命文章《中國工農兵業餘作家》，由中國新聞社發佈後在海外華文報紙發表。文章開宗明義就是：

一支年青的新的文學隊伍正在中國形成。他們的成員來自工人、農民和戰士，他們既會從事勞動、戰鬥，又會從事創作。他們所走的道路，區別於過去任何歷史時代的文學家走過的道路。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現在仍生活在工廠、農村、連隊，作為一名普通的勞動者、普通的戰士……

我舉了一串例子。戰士出身的作家有任斌武，代表作《開頂風船的角色》；齊平的代表作《沉船礁》；林雨的代表作《刀尖》《五十大關》。工人出身的作家，有火車司機王慧芹，代表作《駿馬飛馳》；也是火車司機的陳繼光，代表作《目標》。農民出身的作家有王杏元，代表作《鐵筆禦史》《綠竹村風雲》；胡天培、胡天亮的《山村風雲》等等。我列舉的作品幾乎都是《文藝報》新人新作欄目推薦過的。

如今我對我那篇文章感到汗顏。我在那裏自然不吝溢美之詞，說他們“基礎異常雄厚”“前途無限廣闊”，而且他們善於聽取領導指示和群眾意見，是一種“三結合”的創作方法云云。

組織清理

可笑的是我們那時想把風靡全國已經三兩年的《紅岩》也扯到“三結合”上來。為此，《文藝報》派張天翼夫人沈承寬和我去專程重慶，期望能採訪、總結並寫出一篇重頭文章。在重慶，我們不僅見了《紅岩》作者羅廣斌、楊益言並與之長談，還見了老作家沙汀、參與過《紅岩》前期寫作的劉德彬、宣傳部長王覺等；自然還進行了一趟“紅色旅遊”。臨離開重慶前，市委書記任白戈單獨接見了我們一個多小時，在場的僅有宣傳部長。任白戈的意思很明確：不要寫了，也不要宣傳羅廣斌，甚至說羅當年如何出獄還有疑問。那時日本邀請羅廣斌，也沒有批准他出去。我們無功而返，途經成都、西安瞭解了一點情況，就回北京彙報了。

差不多與此同時，“組織清理”也已經開始：《人民文學》副主編陳白塵下鄉搞了一期“四清”之後，調到南京教書了；當年與喬冠華一起搞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一直被視為“老右”的《文藝報》編輯部主任黃秋耘，連續下鄉兩期之後調去了廣東；被張春橋斥為“文化特務”的《文藝報》編輯張葆辛，調去了張家口。

只剩下工農兵作者

我那篇《工農兵業餘作家》文章的背景也是因為那一年（1965）的11月末，由中國作協和團中央聯合召開了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會議。周揚在會上做了《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學工作者》的主題報告。當年所說的“勞動”，當然是指體力勞動。那年代腦力勞動不算勞動。

我作為《文藝報》的記者參加了大會小會多次活動。我印象最深的兩件事，一是西北組許多代表幾乎沒有寫過什麼東西，甚至不知做報告的作協領導劉白羽；二是黑龍江農民作者、當生產隊長的劉柏生上臺做報告，我覺得他很高大很神氣。劉白羽給他的一篇速寫以高度評價，將它作為頭條發在《人民文學》上。40年後我又在牡丹江一個鄉村見到劉柏生，又覺得他極其樸實。我們真是有緣。有意思的是，齊齊哈爾重型機器廠的程樹榛，那年剛30歲，卻偏偏不在代表之列。他已經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了長篇，可廠裏不同意他當代表，因為他是大學生出身，更兼家庭歷史有問題。結果他們廠指定了一位寫牆報黑板報的人到京參會。

“文革”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行了，只剩下工農兵作者。

也有藝術追求

如今來回憶和翻看舊書刊，瀏覽那些年工農兵作家的作品，除了能感受一些那個年代的生活氣息，剩下的就是簡單和粗淺。由於到處是“禁區”，很多出於“主題先行”，政治說教的味道，或是“英雄模範沒缺點”“新舊社會兩重天”的模式常常見到。因此，“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及樣板戲的出現也就不足為怪了。

工農兵作家或作者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很有優越感的。比起“臭老九”，他們有鮮紅的血統；比起大部分工農兵“大老粗”，他們有點墨水會耍幾下筆桿子。我在1972年末從五七幹校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文學期刊。我們頭幾年接觸的作者，多數是也只可能是工農兵作者，當然也有假冒工農兵的小知識分子。還有些是領導你的軍宣隊，可謂體驗頗深。自己是“接受再教育”的，不過幹點技術活做點案頭工作而已；方向可是人家把著的。因此即使你遇到水平很差很差的作者，你也得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不然就是政治態度問題。

但他們中也有些人有藝術追求，甚至有政治理想。他們尊重知識尊重編輯，願意同你交朋友。有些年輕人還真心把你當老師。

胡萬春這個人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作家之中，上海的胡萬春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上過初小，當過學徒、工人，1952年起發表作品，當然一開始是短的通訊。1957年世界青年聯歡節文藝競賽上，他的一個短篇《骨肉》得了榮譽獎。於此一發不可收，《愛情的開始》《特殊性格的人》《家庭問題》及電影劇本《鋼鐵世家》相繼問世。因此，說他是那時工人作家的領軍人物不為過。他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出訪過，那時能出國的人鳳毛麟角。中國作協外事部門也常讓他來京接待外賓。胡萬春出名後當了鋼鐵廠的工會副主席，在《萌芽》當編委。

“文革”初期我們一起接待過外賓，我去機場接送他；後來我回上海父母家，知道胡萬春與我們家一個小區，就必定見見面，我父親生病住院，他還關照過。只要我到上海，胡萬春必定設宴款待，同席的有過匡漢、溫小鈺、周明等；胡萬春的寧波老鄉、開火車的工人作家陳繼光也必定到場。

胡萬春精力過人，宴席可以24小時不斷，他善飲更善談，且慷慨激昂。有人累了，輪流到他房裏睡覺，他則添菜熱菜繼續侃，只要有一個聽眾，他就是主角。他說他晚上7點睡覺，11點必定醒來；11點到3點寫作，3點到7點繼續睡，7點起床8點到上鋼二廠上班。

他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也是複雜性格的人。他特別關心政治，因此也時有迷惘，何況是那樣的年代。“文革”初期，以巴金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自然被打倒了；工人出身的胡萬春、唐克新自然而然成為上海作協“革命造反團”的頭頭。我看過一份材料，胡萬春主持過批判巴金的大會。可私下裏，他並沒有對我說過巴老壞話，甚至說他非常佩服巴老：他曾與巴老一起訪問越南，頭上美國飛機呼嘯轟炸，巴老端坐不動聲色；他也向我打聽過張光年、郭小川等人的情況。他無疑是“革命文藝”的受益者，可他說起肖洛霍夫、愛倫堡甚至三島由紀夫時都滔滔不絕。他還說過在他的新作裏要寫愛情。

陳繼光和王家斌

陳繼光跟胡萬春相似，曾被人稱為“小胡萬春”。他在那個年代也盡可能地找“供批判用”的外國小說來讀，說起傑克•倫敦和柯切托夫來津津有味。

可見他們內心深處矛盾重重，也有真正意義上的追求，追求永恆的藝術之美，在鎖鏈和鐐銬中尋找縫隙和突破。這對“革命文藝”無疑是一種反叛，這種追求在那個年代只能以私下的或羞澀的方式顯現。

天津作家王家斌，海員出身，我和他在1966年的作協小院招待所做過鄰居。他給《人民文學》改小說，我剛從《文藝報》評論組調到理論組。他的《聚鯨洋》發在《人民文學》頭條。他對海上生活的熟悉，特別是對大自然的強大威力的感悟和敬畏，讓我羡慕也欽佩，那是我見到的對於海洋最震撼的描寫。在當年的工農兵作家中，王家斌是不可替代的一個，他的文字功底也是相當出色的。我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革”中王家斌杳無音訊。他參加了1965年底的青年創作會，受過周揚、劉白羽的表揚。我擔心他挨整，果不其然。他曾一個人偷偷跑到北京，茫茫然走在天安門廣場，自己不知道該往哪兒去。不過我相信寫過《聚鯨洋》的人不會停止他的追求。

那時各地都還有些代表性的作家和詩人，如上海的費禮文，北京的李學鼇，天津的馮景元，遼寧的曉凡等等。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在1970年代初編了幾冊《工農兵詩選》，於今想來，恐怕沒有能留下來的作品。

劫後歸來

十年浩劫，大浪淘沙。大部分人回到了原點。胡萬春“涉嫌”所謂“三十年代資料室”，從1968年起就受張春橋多次警告，甚至說“我是永遠也不想見胡萬春這個人了”“我看胡萬春這個人四分之三已經變修了”；1970年2月張春橋還批示：“將胡萬春等九同志組織關係轉回原廠當工人”，並且規定不得回文藝單位，不得當基層幹部，也不得發文章。直至1974年，胡萬春等人才被允許偶爾發文章，“但不宜多發，不宜重用”，胡仍不能去北京改編電影。

對此胡萬春心裏有數。飯桌上他跟我講：“你要入黨，要跟他們鬥爭。我們黨內壞人太多。”我知道他指的壞人都是誰。1974年末或次年年初，他托我如見到浩然，希望將他情況轉告“江青同志”——顯然，胡萬春犯了政治幼稚病。我見到浩然還真把胡的意思說了，浩然倒是很清醒：“不可以這樣的。”胡對張春橋極其反感，對江青則有幻想，這也是那個年代的悲劇。

“四人幫”被抓，胡是很高興的。他給我寫信：“我們勝利了。”馮牧後來曾跟我說胡萬春“搖擺”，這話也對。胡萬春重操舊業，發揮他講故事的特長，1980年代出版了多部小說集，長篇小說《蛙女》，至少在上海還很有些影響，發行了十幾萬冊，改拍了電影。1989年之後，瑪拉沁夫要他去北京工作，他婉拒了。

陳繼光似乎寫得不多，他參加浦東開發區創業，1990年代還應邀來過北京參加作協的會。後來聽說他去美國定居了，女兒在那裏。

1995年我在天津意外遇到王家斌，不久他交給我他的新長篇《百年海狼》。此前好幾年他在丁玲、牛漢主編的《中國》上發了《背屍人》，背景是西藏，頗震撼。《中國作家》隆重推出了他的長篇，他對大自然威力的描寫可以說是海明威式的，他突破了自己，實現了飛躍。《百年海狼》在海外也有影響，引起韓素音的注意。那部書在國內出了兩版。

我也擔心過黑龍江農民作家劉柏生，他被“文藝黑線頭子”周揚表揚過，在那個偏遠鄉村會發生什麼？好在劉柏生平安。他低調憨厚，他當他的農民、生產隊長，幹他的農活，“文革”中沒吃苦頭。當然他也少了點才情，沒有什麼像樣作品。他後來是牡丹江作協的副主席。廣東的王杏元1980年代當了汕頭的宣傳部長，有一部電視連續劇《亂世三美人》，我只看過半集。

回過頭來說，我們從1973年初起籌備的文學期刊，一年多都沒有被批准，原因是我們這幫人都是“黑線人物”。但我們東南西北跑了全國大部分省份，也拜訪了部隊的李瑛等同志。我的筆記本上記了長長一串年輕作者、主要是詩歌作者的名字，其中有李存葆、周濤、肖復興、蔣巍等等，他們從寫詩開始自己的文學長征，從語言的基本功開始，或許是對路的。那時我們做編輯的也常常參與“三結合”寫作。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長篇《紅石口》，是北京公安局某處“集體創作”的，其實責編崔道怡寫了許多段落，連我都應邀客串，在其中寫了約兩千字的風景。再比如《理想之歌》那首長詩，署名是“北大工農兵學員集體創作”，應有四分之一句子出自我這老大學生編輯之手。可惜沒有檔案保存。

最後，我想特別提到蔣子龍。他是河北滄州人，當過農民，上過初中，參軍走南闖北。以後轉業到天津當工人，開過大卡，當過車間主任。1973年臨時借調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改小說《廠長今年二十六》，我就認識了。我不管小說，因此那時跟他還不熟。我無意中看了他小說的一部分章節，被他鮮活的語言和細節打動。他雖年輕但經歷豐富，工農兵都當過嘛！他對社會的感悟和駕馭語言的天賦當年很少作者能達到。不久，《機電局長的一天》問世；改革開放開始，他更是文思泉湧，《喬廠長上任》《赤橙黃綠青藍紫》《鍋碗盆瓢交響曲》連續幾年獲獎。他無疑是新時期文學的領軍人物之一。

1979年，上海有作者給我信，他要寫胡萬春評傳，徵求我對一些問題的意見。我也直言：胡萬春是那個年代工人作家的佼佼者，但蔣子龍起點更高些，蔣超過了胡。

我還想說到金敬邁。解放初他已是賀龍部隊的文藝兵，扮演“匪兵甲”“匪兵乙”之類，與賀龍長女賀捷生就很熟識。但1965年“青創會”時，他還默默無聞。1966年初，一部《歐陽海之歌》風靡全國，發行量上千萬。他因此一夜成為無產階級文藝的標兵。1967年初，周恩來、江青點名調他來京，出任中央文革文藝組組長，相當於“文化部長”；半年之後，他神秘失蹤，或許也是因為“三十年代材料”。他在秦城監獄被單獨關了近兩千天，每天數螞蟻看星星。

新時期開始金敬邁也寫過劇本。1998年他已經從廣州軍區離休，來北京看望賀捷生。賀在他“失蹤”期間曾幫他親屬打聽過他的消息。賀捷生約我來，三四個人小聚。那時我已主持《中國作家》雜誌工作。金敬邁談了他在秦城的一些事，一些細節，我極感興趣。我希望他寫下來，他說：“可以寫嗎？”我說：為什麼不可以？次年春天，我在《中國作家》隆重推出了他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接著，中國電影出版社出了單行本。後來見面時，金敬邁對我說：在他心目中，這部作品的價值遠遠高於《歐陽海之歌》，那算不了什麼，特定年代罷了。

“工農兵作家”這個概念是否科學都是疑問，他們的局限顯而易見。當國門洞開，文學真正回歸；當無數沉默的岩漿噴發，“工農兵作家”這個群體就隨著新時期的開始悄然淡出，在文學史上不會留下多少痕跡。蔣子龍只是工人作家嗎？陳忠實、賈平凹只是農民作家嗎？王安憶、鐵凝叫知青作家嗎？莫言、劉震雲叫戰士作家嗎？還有張賢亮、餘華、張煒、嚴歌苓等等等等——作家就是作家，只有才華大小之分，水平高低之分。時代畢竟進步了，文學終於真正回歸為文學。

（楊匡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