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多疾，半載未曾讀書。近日稍好，重讀《瞿秋白文集》中上世紀二十年代作者所寫中國革命理論中有關工人的一些論著，參讀已故陳旭麓先生，以及時下學人王奇生、王學泰、郭緒印、周建超、沈寂的著作，受益甚多。
瞿秋白高度評價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性、革命性，說他們的鬥爭一開始便是革命的政治鬥爭，成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元核”、“主幹”、“骨幹”、“原動力”、“先鋒”和“主力軍”。在國民革命中，工人階級應與農民聯盟，參加和領導革命政權，建立和領導革命武裝，要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並經過自己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達致這一目標。實則，領袖中國革命的應當是共產黨。此中道理明白通透，過去講得不少，這裏不多說。
瞿秋白也關注中國工人的弱點。1921年1月到達莫斯科前夕，還不是政治家的他，以知識分子的眼光，撰寫《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一文，就說到唐山礦工“沒有文化，完全沒有精神需求”。勞動之餘“找不到正當的娛樂，就把休息時間用來滿足他們的低級趣味。大城市裏，工人在業餘時間玩牌、賭博或者進妓院。一旦失業，就去偷盜、行乞和搶劫”。文中提到工人組織“同鄉會”與“幫會”（《瞿秋白文集》政治編第一卷第172、173頁）。1929年12月，瞿秋白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一文中，指出中國工人階級“還有不少的私有觀念，地方主義、幫口的習氣”（同上書，第六卷，第794頁）。這樣清醒的觀察，可謂切中實際，抓住了當年部分工人的某些中國“特色”。
中國傳統的地緣、業緣和幫會秘密結社組織，是現代工人組織和工人運動發展的大障礙。以上海為例，其幫口多呈地域性，如江南幫與江北幫，具體化則有寧紹幫、福建幫、山東幫、安徽幫等。幫口首領，就是工頭。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書說，由工頭招來同鄉或親友進廠當工人，工人信任並依附工頭。共產黨透過幫口才能把觸角伸向工人，通過幫口介紹才能吸收工人入黨或發動工潮。工頭權威由此強化，工人唯工頭是聽。工頭利用共產黨和工會賦予的身份，由幫口首領一變而為“工人領袖”或中共支部書記。工頭往往利用這種身份，控制和壓迫工人，並在中共工會與工人群眾之間上下其手。一面挾中共工會之威以號令工人，一面借工人之勢脅迫中共工會。五卅反帝運動獲勝，端賴兩大支撐：一是民族主義反帝愛國的精神基礎；二是三百萬大洋巨額捐款的物質基礎（陳按：其中9/10由資產階級提供）。後者，使一般工人養成“罷工要發救濟費”念想，也使工頭養成從中“揩油”惡習。1926年8、9月間上海小沙渡日廠工潮，便是中共組織遭工頭擁眾脅迫所致，工潮自始至終由“工人領袖”操控，其目的也是從中“揩油”漁利。中共在利用幫口的同時，反被幫口利用（參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149頁，154-156頁）。
幫會，歷史悠長，地域廣闊，埋藏深密，非幫口可比。華南有天地會，華西有哥老會，華東以青紅幫最為發達。上海青紅幫，深殖於三教九流之間，工人中尤其根深葉茂。洪門又稱洪幫、紅幫。紅幫乃後起的哥老會支派，清末由華西向華東伸展，踞江淮、東南沿海地區。青幫，源于安清幫，在漕運糧幫根基上，興起于江淮和長江下游沿海，以上海為重鎮。青幫自認源出洪門，卻為清朝運糧，為朝廷安穩效力，與反清的洪門宗旨大悖。後因同被清廷鎮壓，雙方在抗清時互相滲透、逐步合流，遂有青紅幫之稱。辛亥革命中滬、杭、揚光復，均有幫會參加對清軍作戰。
民國初年，蘇、皖、魯、豫等地青幫遭到革命党和袁世凱雙重鎮壓。青幫領袖人物陳其美任滬軍都督，上海青紅幫受其保護。青幫人物雲集上海，靠租界當局支持，經營毒品、賭場、妓院，廣收徒眾。到1920年代，門徒已達十萬以上。昔日流氓、鹽梟、盜匪，一變而為租界捕房探長、督察長，如黃金榮。有的則躋身於法租界公董會華董之位，如杜月笙、張嘯林。黃、杜、張，並稱青幫三大亨。先後盤踞於上海的皖、直、奉系軍閥盧永祥、張宗昌、楊宇霆、孫傳芳、李寶章，都是青紅幫的靠山。
幫會以遊民為基本群眾，雖無宗教觀念和明確政治意識，卻組織嚴密，紀律嚴格，懲罰嚴厲，是具有神秘性質的隱性地下團體。遊民最關心自身生存，毫無道德底線。一旦有官做，有飯吃，有女人，獲衣食淫樂之源，其他原則皆可拋棄。“有奶便是娘”、“刀切豆腐兩面光”，隨時可為權勢政治所驅使，充當打手殺手。既可借勢抄殺異黨，又為投靠新主撈取資本，手段淩厲陰損，油猾狠辣，兼而有之。
遊民不代表新的生產因素，而是在舊的生產體系崩潰中走投無路脫離宗法秩序的人群。幫會集結遊民，成為社會極不安定因素，統治者害怕這種不安定，革命黨則需要這種不安定，這就構成遊民幫會的歷史作用（參見陳旭麓《浮想錄》）。共產黨重視遊民的巨大能量，五卅運動前已在上海與幫會結交，李立三、鄧中夏、李啟漢均參與其事。不少幫會首領變成“工人領袖”，與中共爭奪工人群眾。五卅運動中，中共與工商界資本家、幫會頭目建立聯合陣線。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幫會扮演重要角色。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工人糾察隊領導人顧順章等共產黨人都加入青幫，與青幫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往來頻繁。幫會秉持“多個朋友多條路”的信條，寄望於中共得勢，幫會受益。杜月笙對汪壽華說：“現在我幫你們的忙，將來你們幫我們的忙。”（上海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頁）杜月笙派徒眾參加起義、加入工會，並在工人糾察隊中形成一股不小勢力。幫會還籌募經費，資助工運；安排中共與租界當局建立聯繫；提供情報，助陳獨秀、羅亦農脫險；保護租界內中共人員安全，提供中共開會議事方便，等等。（本文有關幫會文字，參考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郭緒印《清幫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建超《大革命時期中共與上海幫會工作的政策與策略》，《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一期。）陳獨秀、瞿秋白這兩位書生革命者，都對幫會的動搖性、破壞性有所估量，但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人與幫會的深厚關係，以及國民黨右派多方拉攏三大亨，卻疏於警惕和防範。蔣介石以六十萬大洋收買幫會，三大亨轉而投蔣反戈。汪壽華被誘殺，工人糾察隊和工人群眾被屠戮，釀成四•一二“清黨”反共政變，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殘暴血腥的一頁。瞿秋白反復閱讀魯迅的《阿Q正傳》，看重的正是那個以奪權殺仇、搶女人、弄錢財為目標的遊民造反者失敗的典型故事。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卷到運動裏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社會生活情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流氓無產階級，在中國被稱之為流氓、癟三、痞子、二流子、遊民、流氓無產者、雞鳴狗盜之徒、勇敢分子或“革命先鋒”，等等。受其害者貶之，得其助者褒之，不一而足。老友沈寂先生說，沒有民粹主義與烏托邦背景的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流氓無產階級是雨後叢林中一朵最有毒性的蘑菇，而有著民粹主義與烏托邦美妙幻想的某些中國人，則可能以為遊民倒是雨後叢林裏一朵嬌豔無比的鮮花呢。這個諷喻，真切生動，精彩妙極。1928年4月，瞿秋白審視大革命失敗和盲動錯誤教訓時，不無自我嘲諷地說到“一些浪漫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熱衷於“用強迫手段劈去農村人家的祖宗牌位，用強迫手段去剪掉老婆的頭髮，用強迫手段去放掉纏足婦女的纏腳布……他們是何等徹底的勇敢的文化革命家呵。”（《瞿秋白文集》政治編第五卷，第399頁）比起1927年4月他著文盛讚湖南農民運動中“過火”行為的言論，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已有可喜的霄壤之別、懸殊之變了。
中共建立初期，陳獨秀為首的中央領導層，知識分子居多，繼任者瞿秋白也是書生。1928年，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指令中共領導層“工人化”，一手包辦中共六大領導人選。此前，工人在中委、政治局中只占1/10。六大中委，工人占52%，候補中委占38%，政治局常委占3/5，候補常委占2/3。工人出身的如向忠發、顧順章、王雲程、盧福坦、胡均鶴等都聚集於中共高層，掌握實權。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些人根本不夠格。從顧、向叛變開始，先後有十四人投敵。中共在白區尤其在上海的組織，幾乎全軍覆沒。事過半個世紀，“文革”中被縱容抬舉的幾人幫成員王洪文，更是變態狂悖、禍亂華夏的小丑，至今成為一大笑柄。
崇尚遊民中的痞類，譽之為最勇敢、最堅定、最革命的“先鋒”，實乃誘導一種人生範式。帶有反社會、反傳統、反文化、反智性和政治利己性的、本來受到多數人憎惡的“遊民文化”，極可能搖身一變，以草根革命文化美名潛入社會主流話語和思維，將其自私、愚昧、野蠻、殘暴、鬥狠、冷酷和恐怖予以合法化，浸淫於社會各層面。其危害之大，創傷之巨，已為歷史反復證明，而其深殖廣被的惡濁病毒，恐非幾代、十幾代人所能根絕淨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