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一帶一路”？

首先，金融危機打破了“西方消費、東方製造”模式，國際分工重組。特別是經過了這次金融危機以後，整個世界經濟在重構。過去那種“西方消費、東方製造”的國際分工模式，現在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歐洲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在下降，儲蓄在增加，再靠信貸來刺激消費難以為繼。同時，對東方製造來說，大量出口、大量順差的模式都已更新重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新的市場，有新的發展模式。

其次，全球性產能過剩加劇，需要新需求、新增長動力。產能過剩，其實不僅是中國遇到的問題，也是全球遇到的問題。整個大宗商品的過剩與全球的生產過剩有很大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範圍內需要新的需求，特別是需要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重構，TPP/TTIP需要第三極來平衡。最近在美國，我們與很多官員和企業家接觸，他們說這是很好的規則，但是真正推行起來還是很困難，因為即使是發達國家，以及那些和發達國家聯系比較緊密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是全能接受這麼高的規則。我們需要第三極，而這個第三極恰好主要部分就在“一帶一路”上。也就是說，世界需要一個除了TPP、TTIP之外的第三極，而且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

從國內的角度看，我們也需要一種新的發展戰略、新的開放戰略。過去30年，我們是引進來的戰略，把國門開放，將資金引進來，產品賣出去。現在，這種開放模式已經受到很大挑戰。

一方面，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受到挑戰，因為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基本工資加上其它成本，幾乎一個人要四五千美元，這在國際上，特別是在亞洲已經是相當高的勞動力成本了。所以一大批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要轉移，一種可能是轉移到西部，但是西部的工資也不低，相當部分要不斷地轉移出去，需要承接。

更重要的是，過去我們“引進來”這種開放模式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從2014年開始已經成為對外投資的淨投資國，也就是外國直接投資到中國的數額比中國直接投資到外國去的少，我國對外投資每年有20%－30%的增長，而引進來的投資每年僅增長百分之幾，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如果說2002年的時候我國對外投資還幾乎為零，現在規模已經變得非常巨大了。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內生經濟需要一種新的開放戰略，一種新的開放模式，就是在“引進來”的同時要大規模地“走出去”，甚至走出去規模比引進來規模還更大，因為中國是一個儲蓄率非常高的國家，我們的投資消耗不了這麼多。

基於此，從國際宏觀環境的需求和國內的經濟需求看，我國需要一個新戰略，一個新的開放戰略，而這個開放戰略就可以用“一帶一路”來概括。這“一帶一路”，大家不要把重點放在“一”字上，實際上這是我們新的、未來開放的一個大戰略。

從這個意義出發，可以看到，現在的“一帶一路”遠遠超出了過去想的那種“帶”、“路”的概念。這裡包括的國家有65個，人口是44億，佔全世界人口的63%，這實際上是全方位的、更大範圍的開放。

而這65個“帶、路”國家，整個的外貿、外資的流入，每年增長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長都快很多，而且預計未來10年，在這65個國家出口將會佔1/3，真正成為第三極，如果說其它的“泛太平洋”、“泛大西洋”是一極的話，我們這裡出口達到1/3，理所當然地成為第三極，當然這裡有很多重復的部分。

在這65個國家裡，35個以上的國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與我們有發展差距。而它們的人口就有將近30億，這個數字非常大，可以創造非常大的市場。

從國內來說，“一帶一路”可以帶動國內需要大力發展的地區，特別是在“一帶”上，西部需要大量開發﹔在“一路”上，實際上包括著亞太的經濟圈，與歐洲經濟圈相連，恰好這“一帶一路”就把整個世界給包括進來。

如何做好“一帶一路”？

要做到資源互補、市場共享，而且這裡還有充足的資金，可以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一些國家是資金過剩，一些國家是資源過剩，一些國家是勞動力資源多，一些國家是市場大，它們之間的互補性非常強。而且“一帶一路”並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實際上，長期以來存在多邊的、區域的、雙邊的合作機制，包括湄公河三角區、中亞經濟合作，這些在過去20多年裡都做了很多的鋪墊，互通的概念、進行亞太經濟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甚至很多的項目都已經設計出來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恰好是把已經形成的亞太經濟合作推到更高的層次上，而且事實上現在有50多個國家已明確表態支持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

這一“帶”包括新亞歐大陸橋、中伊土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等等。基礎設施優先，特別是在這一“帶”上，首先要把路打通、通信打通，基礎設施首先要做好。這個基礎設施不僅是在這“一帶一路”上，而且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興起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潮，包括發達國家。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一“帶”的發展中國家裡，基礎設施建設是非常需要的。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亞洲國家包括現在已經涉及的中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每年需要73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鐵路、公路的基礎設施，還有油氣管道、電力、通訊這些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很重要的投資方向，而這些領域恰恰又是中國的強項。

中國的強項，不但在於我國有很強的土建或者基礎設施設計施工的能力，還包括我國有很強的資金能力，建設這些基礎設施需要大量資金，我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並有一定的設計能力，我國可以帶資參加這種基礎設施建設，應該說是各國非常歡迎的。而基礎設施的投資，一般說來，投資回報都是相當穩健的，而且都會造成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益。所以，投資基礎設施的風險相對比投其它項目更小。

“一帶一路”跟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把這個路修完了就走了”不一樣，我們還有其他的工業產業同時走出去，與它進行對接。有了基礎設施，產業進去，就能夠發展，可以減少它的成本。反過來，有了產業進去，基礎設施才能發揮它的作用，才能有經濟效益。而我們現在正處於勞動密集型產品要大量外遷的時候，要移到“一帶一路”上的周邊國家去。另外，其它的相對比較成熟的像核電、軌道交通、工程、機械、汽車等等產業，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國到國外投資的強項。

產能過剩的產業也可以向這些國家進行轉移，這些都是非常受歡迎的，它們與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極度需要其他的外國資金來投資一樣。除此之外，在“一帶一路”中，我們還有強大的金融支持，目前幾個機制都在設計中，而且都在推動中。例如剛剛宣佈的400億美元絲路基金，馬上要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1000億美元，以及金磚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等，包括現在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不但有資金，而且有很好的機制能夠使這些資金相對比較安全地使用。

“一帶一路”風險何在？

“一帶一路”是一個新時期的大戰略，當然這裡存在很多風險，這些風險首先是大國關系問題，涉及中美、中歐、中日關系，這些國家與“一帶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沖突，它們都有很多疑慮，這怎麼處理？對俄羅斯來說，“一帶一路”是其長期的合作範圍，我國在推動中亞“一帶”的時候，跟俄羅斯的關系非常重要。在“一帶一路”裡，南亞國家是我國很重要的合作夥伴，這又是印度傳統的勢力範圍，怎麼處理好這個關系，首先是國際政治、地緣政治的很大的挑戰，而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們有很好的設計。

除此之外，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過大，政治、社會、法律之間的差別也過大。這都讓我們的投資者，不管是政府投資還是民間投資，充滿巨大風險。這裡還涉及到政局、民族、宗教矛盾，又特別復雜。所以在“一帶一路”，特別是在“一帶”裡，我國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備，做很好的研究和處理。

除了外部風險之外，還有內部風險，內部風險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的國民有沒有一種大國心態、大國風度，特別是要有一種大國能力。這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推動的國際性戰略，由我國來提出。過去都是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IMF，他們提出一些設想規劃，我們參與，而這個“一帶一路”我國是提出國、發起國，就需要有一種大國的心態。

所謂大國心態，就是我們要能夠有吃虧的想法，要考慮別人的利益，不能光考慮自己的利益。特別是在大國能力方面，要拿出很好的規劃，很好的計劃，而這個規劃和計劃不能考慮自己一方的利益，要考慮別人的利益，讓別人也能真正積極參與，這個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時，我們的企業走出去的准備還相當不足，現在的環境，企業可能還能生存，那麼走出去到自然環境惡劣的地方，我們能不能生存？我們的企業沒有准備好的時候，大規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學費。包括承受風險的能力，不僅是企業本身的抗風險能力，而且風險分散的機制有沒有，我們的金融體系能不能幫助企業把風險分散掉，這些都是不足的。

還有很多技術風險，例如保護主義的風險、產業本身的風險、匯率的風險、金融的風險，以及社會的風險，投資國對我們發展這些領域，對環境的要求、對法律的要求、對社會的要求等等。我們能不能真正達到一種共贏的局面，這些都是我國在推動“一帶一路”時面對的巨大風險、巨大挑戰。

從根本上來說，我們還沒有准備好，我們還需要大量學習。機會都是給有准備的人，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准備好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動的時候，這需要格外謹慎，需要格外努力，需要我們有一種全新的思路。

(湯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