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轉型將成為中國躍升為真正體育大國的最關鍵的特徵與指標。對實現體育強國夢都具有重要意義。
多年來，各省市地方政府一直將奧運會、全運會成績當做衡量地方體育官員的政績標準。然而，近幾年隨著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隨著體育運動逐漸回歸本源，曾經在中國體育發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全運會也逐漸失去其獨有的魅力，它也不再是各省市地方政府看重的“香餑餑”。以往的“金牌狂熱”早已大大降溫，如今人們關注更多的是以人為本、享受體育的奧林匹克精神。在競技體育的推動下，以足球為代表的三大球的崛起、全民體育的強盛、體育產業空前大發展將成為中國躍升為真正體育大國的最關鍵的特徵與指標。
認識轉變，全運會不是政績工程
眼下，足球改革、體育產業和全民體育成為最受關注的焦點。有專家指出，運轉了幾十年的“奧運戰略”、“全運戰略”已經登峰造極，現在已經是到了變革的前夜，該用“足球戰略”取而代之了。從“奧運戰略”到“足球戰略”，是一種自然過渡，也是時代變遷、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換言之，在後北京奧運時代，中國競技體育應該從“總局定制”變成“百姓定制”，變“金牌體育”為“全民體育”。
應該說，正是在這樣大背景之下，曾經備受關注、曾長期被視為體育政績標杆的全運會已經越來越“失寵”了。
從近幾屆全運會金牌大戶發展趨勢來看，江蘇、山東無疑是進步最快的。在十運會上，東道主江蘇奪金的速度令人瞠目結舌，之前兩屆全運會它們加起來僅拿到47.5金，而在家門口作戰摘走了56金。同樣在十運會上，當時山東拿到了42金，結果十一運會輪到山東舉辦時，山東的金牌數增長到了63枚，漲幅高達50%。儘管在開幕前山東方面曾經信誓旦旦宣稱，不以拿金牌第一為指標，可是它們最終還是以絕對的優勢拿了第一。
然而，外界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儘管江蘇、山東都曾在全運會上大放異彩、榮登榜首，可是地方體育局長在全運會之後都沒有因為“全運會有立功表現”而得以升遷。曾擔任過江蘇省政府副秘書長的李一寧，在十運會期間出色完成了任務，可是幾年後他再度回到自己的老本行、擔任政府副秘書長，職務沒有得進一步提升，如今已到退休年齡。至於山東體育局長張洪濤，他在擔任體育局長期間，“政績”更為突出，不僅在十一運會高居金牌榜首、獲得三個第一，而且在北京奧運會、倫敦奧運會上同樣取得不俗成績。可是，最終張洪濤同樣沒有得到提拔，2013年3月從體育局長位置退了下來。在當時分管體育的山東副省長黃勝還因受賄受賄1200多萬（1998年下半年至2011年8月，黃勝在擔任山東省德州市人民政府市長、中共德州市委書記、山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職務晉升等方面謀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被判無期徒刑。
針對這一現象，有知情人士分析：其實，全運會金牌榜已經越來越不受關注了。即使東道主獲得了第一，這其中必然是舉全省之力的結果。體育局長雖有功，但已經遠遠沒有以往那麼重要了。與山東、江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上海早在八運會後都悄然轉變體育戰略。尤其是北京方面，多年來早已不把備戰全運會當成體育工作的核心。這一點，從北京在近三屆全運會上的表現足以證明——九運會時在獎牌榜上居第5位、十運會時在獎牌榜上居第4位、十一運會時在獎牌榜上居第6位，到了2013第十二屆全運會，北京代表團甚至被浙江超過，屈居第7位。尤其是讓北京方面難堪的是，在第十二屆全運會上，時任總局副局長肖天還公開批評了北京代表團女子橄欖球隊（因對裁判不滿，放棄比賽，結果以0:71負于山東隊），取消了北京代表團道德風尚獎的評選。按常理推斷，北京那可是祖國的心臟啊，居然被浙江超過，而且還丟掉了道德風尚獎，那簡直是“奇恥大辱”，一旦市領導沖冠一怒，那體育局長烏紗帽可能就要不保了！然而，當時作為北京市體育局長的李穎川不僅沒有被“問責”，反而在今年5月還得到了提拔，擔任了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副部級）一職。
明眼人會發現，這些年當很多“苦逼”省份還在為全運會金牌不惜代價、揮金如土地投入時，北京市體育局則早已悄然完成了“戰略轉型”。在三大球方面，北京國安男足一直在全國聯賽中名列前茅成績，北京男籃、北京男排、北京女足、北京女籃都曾先後多次獲得了聯賽冠軍。在職業體育方面，中網辦得有聲有色，中超、男籃聯賽一票難求，拳擊、檯球、高爾夫等職業體育逐漸完善，高水平國際大賽輪番舉辦；在體育產業方面，當很多省份還不知什麼是“體育產業發展引導資金”時，北京已經擁有數億元的引導資金。至於全民健身，北京利用承辦奧運會的機會，將全民健身的規模和影響，推向了新高潮……
眼下，推動全民健身，深化足球改革，發展體育產業才是體育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競技體育方面，中國人在個人技巧類項目中往往總有令人驚豔的表現，但在集體對抗項目、特別是“三大球”項目中，每每難有作為，這也反映出尚武精神與協作意識的缺失。而足球運動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深受廣大群眾喜愛。足球的長期磨礪，能讓國人更勇武，更團結——足球不僅僅是體育，更是一種精神，一種修煉。發展和振興足球，對提高國民身體素質、豐富文化生活、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培育體育文化、發展體育產業、實現體育強國夢都具有重要意義，對經濟、社會、文化建設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同時，實施“足球戰略”、振興中國足球還是阻止國民體質和學生體質的連年下滑的有效手段。對於普通公眾而言，中國奧運軍團的金牌項目有很多只能遠觀，無法參與。作為最草根的運動，足球有足夠的魅力成為伴隨人們一生的運動習慣。公眾對足球運動的普遍參與，比以乒乓球為代表的、影響力有限的“精英體育”奪取100枚、1000枚金牌，更能體現體育強國指數。
足球不僅是世界第一運動，同樣還是體育產業領域裏的第一產業。“足球世界盃所拉動的消費，可以與奧運會相媲美。中央深化改革組專門為一項運動來制定改革方案，這是非常罕有的，也說明了足球在所有運動中的地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京張冬奧研究中心主任陳劍如此評價。
與足球深化改革相呼應的是，中國體育產業的大發展。去年10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大力發體育產業的46號文件，計劃到2025年基本建立佈局合理、功能完善、門類齊全的體育產業體系，體育產品和服務更加豐富，市場機制不斷完善，消費需求愈加旺盛，對其他產業帶動作用明顯提升，體育產業總規模將超過5萬億元，成為推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近半年多來，舉國上下高度重視，各省市體育局、發改委都忙著出策劃、定政策，制定中國體育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可是真正能夠明確方向、付諸實踐的行動幾乎沒有。如今，萬達祭出如此重大的體育產業大手筆，可謂是平雷一聲驚雷。要知道，眼下中國體育產業非常落後，僅占GDP比重的0.6%(如果扣除體育服裝、裝備等製造業領域收益，純粹的全民健身、體育賽事和體壇偶像創造的價值，更微乎其微)，遠遠低於發達國家2%-3%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王健林果斷收購世界知名體育營銷公司，既是看中其中的巨大商機，也是在響應國家號召。有分析者認為，萬達收購盈方與國務院發展體育產業的精神相承接。當今世界的體育產業，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固有的體育思維範疇，不再是競技，而是經濟。就目前世界體育產業的發展趨勢來看，其特點是整個的體育產權是被少數幾家公司壟斷掌握。所謂的知識產權、核心資源，舉例來說，即奧運會、世界盃、單項組織賽事等大型賽事的電視轉播權，Logo使用權益等等。現在，萬達通過收購盈方，可以把對方現有的知識產權直接“拿來”，加速我國體育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收購的方式，直接控制體育產業的上游資源，也就等於掌握了“遊戲規則”。通過運營體育產業，一方面可以獲得資金，反過來，可以推動體育事業的發展。從這層意義上說，收購盈方，是借助資本的力量，重新整合中國體育產業。
與王健林一樣敏銳的還有另一位企業大老闆許家印，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中國體育的時代脈搏，7月1日強力推出恒大足球股票。作為中國足球第一股，恒大這一破冰壯舉於恒大、於其他俱樂部乃至整個中國職業足球都意義非凡。聯姻資本後，早已成為中超旗艦的恒大俱樂部更加令人高山仰止，無論是現實競爭力還是可持續發展空間都非其他俱樂部可比，國安、上港和魯能們欲與爭鋒，必須同步實施俱樂部資本屬性和體量機制等層面上的戰略升級。自此，中國職業足球對接了馳騁資本市場的路徑，也打開了資本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通路，甚至是天路。
全運變味，體育早該回歸本源
前不久，全國很多省市體育部門都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紀念毛澤東同志“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題詞63周年活動。其實，翻開全運會歷史，最開始被賦予的使命恰恰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從第一屆全運會至今，56年過去了，全運會早已完成了其歷史使命。為此，早在12年前，在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體育界知名人士張燮林、樓大鵬等人提出了要求取消全運會的提案，提案中說，“全運會是前蘇聯體育體制的產物，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依靠國家的大量撥款，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現在真的到了該考慮取消全運會的時候了。
客觀地講，儘管直到現在全運會依然在國家奧運戰略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現在看來奧運戰略是否同樣應該調整依然值得商榷。自北京奧運會以來，國家和人民早已不像建國之初那麼在乎“體育政治”了。以往的“金牌狂熱”早已大大降溫，如今人們關注金牌榜上的名次，更關注的是以人為本、享受體育的奧林匹克精神。在競技體育的推動下，全民體育的強盛將成為中國躍升為真正體育大國的最關鍵的特徵與指標。
與時代發展潮流相匹配的，恰恰需要來自體育體制的一場革命。事實上，北京奧運會後，國家領導人已經給中國體育指出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我們應該立刻轉型和轉軌，把重視競技體育轉變成重視全民健身，淡化金牌，強化國人體質和健康，提倡大體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讓體育理念真正回歸本源。幾年前，有一組官方數據引人深思：中國有1.6億人患高血壓、1.6億人患高血脂，有2億人超重或肥胖；城市裏，每5個孩子就有1個小胖墩兒，高中生裏85%以上的學生是小四眼兒；和日本孩子比，我們的中學生在身體素質多項數據上差很多；我們參加運動的體育人口只有28%，人均體育設施在世界上排百名開外……在亞洲，我們的體育人口和體育設施人均比絕對排不進前10名，就在中國競技體育取得輝煌成就的這20年中，中國人的體質正在明顯滑坡！
而全運會上，金牌則早已演變成了各省市體育局官員的政績。新華社體育記者楊明曾採訪過多次全運會，很多地方體育局官員對他說：我們不要奧運會金牌，就要全運會金牌。什麼項目冷門，便花重金，下大氣力去搞。當時甚至有人在算劉翔還有幾年退役，“在這幾年內絕對不碰110米欄，碰了也沒戲，何苦來的”。
全運會的功利性還體現在每屆全運會獎牌設置上。著名體育專家、國家體育總局競體司原司長吳壽章為這些“隱形金牌”起了個名字，叫“政策性金牌”，“從當時來講，這麼搞是有必要的。”“政策性金牌”始於上世紀90年代，其用意在於確保奧運戰略的實施、整合全國體育資源。但發展到今天，“規程越加越多，老百姓越來越看不懂，這應當納入改革的視野之內”。吳壽章說，“八運會就有人問我，全運會金牌到底有多少枚。我當時開玩笑說，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相信，也沒人算得清。”從奧運的角度調整全運，始於1987年六運會之後，當時，全運會在奧運會前一年舉行，各省為了全運會傾盡全力，運動員的狀態被提前釋放。1988年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戰績不佳，引起人們對全運會的反思，這使得七運會時隔6年之後才舉行，放在了1992年奧運後一年。全運會4年一屆的節奏由此延續至今。有人將全運會稱為“各省的奧運會”。從這種說法就不難看出，國家層面的奧運戰略和各省層面的全運戰略要想協調一致，存在難以避免的結構和利益衝突。因此，全運會如何為奧運會服務，始終是規程改革的重點。
從1997年八運會開始，按照“縮短戰線，突出重點”的原則，全運會的項目設置進行調整，取消了七運會的9個非奧大項，到十運會實現與奧運會設項的全面接軌（包括冬季項目）。從七運會開始，在奧運會上獲得的獎牌按照1:1的方式計入全運會參賽代表團；十運會上，又加大了奧運會獎牌帶入的力度，1枚奧運會獎牌按2枚計入到全運會參賽代表團。
由於三大球發展乏力，第十一屆全運會起又實施了三大球一金算三金，增設青少年組等規程，希望調動起各省對三大球的投入力度。此外，從七運會開始的運動員交流政策，從八運會開始的解放軍運動員與原輸送單位的兩次計分政策，都是為了解決全運會發展中出現的爭議問題。
然而，由於全運會功利性太強，而且比賽幕後還存在諸多利益關注，為此近些年國家體育總局對全運會政策經常是“朝令夕改”，公信力越來越低，爭議越來趙多，曾引發各地方體育局極大不滿。為此，關於取消全運會的呼聲也是越來越高。
近些年，每逢談及“取消全運會”的話題時，肖天總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在兩年前的十二運會上，肖天就曾明確表示：“大家對全運會的批評或質疑，體現了社會的進步，不過我認為有些觀點過於偏激。比如質疑整個體制，呼籲取消全運會。”他認為，全運會是中國競技體育存在的基礎，“取消全運會，我認為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同時，肖天還強調，全運會既要堅持，也要完善。全運會下一步的改革，主要體現在項目設置上。他同時指出，不能把高水平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混為一談，高水平競技體育就是要為國爭光，展示中國的綜合實力，群眾體育就是要讓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來，“兩者相得益彰，但不能用簡單的邏輯對比。”
由此可見，中國體育體制改革、全運革命最大的阻礙恰恰是來自國家體育總局內部高官。其背後根深蒂固的利益鏈，使得許多人不希望運轉了半個多世紀的全運會就此消亡，追溯中國體育腐敗根源，恰恰是出在“全運會金牌政績觀”上。總局正是很好利用“地方省市高度重視”這一點，將奧運會成績計算到全運會各代表團獎牌榜上。於是，外界發現，每逢奧運會年，各地方體育局想盡一切辦法做工作、拉關係、走後門幫助本省運動員獲取奧運參賽資格。如果淡化甚至是取消了全運會獎牌排名，無異於切斷了全運會利益鏈，這將是建國以來中國競技體育從未有過的重大改革！
數十年前，蘇聯和東歐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推崇舉國體制，每年花費巨額國民財富用於培養精英運動員，其結果是國民大眾的體育與趣愛好和強身健體的需求因此被置之不理——體育經費就那麼多，都用於爭金牌去了，一般國民的體育鍛煉自然受到削弱。我們看到，當年在實行舉國體制金牌戰略的國家，雖然在運動會上金牌多多，但其國身體素質和國內大眾體育運動，都遠不及發達國家。與此同時，選拔有運動天分的青少年進行封閉式集訓，其目的僅限於去爭奪獎牌，結果犧牲了數以萬計運動員的青春，甚至給許多運動員造成終身傷害，毀了他們的一生。當年，在蘇聯和東歐80％的運動員退休後因為沒有文化，沒有一技之長，謀生艱難，其中很多人還因運動過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為殘疾。因為舉國體制形成了一個明星運動員、教練和體育官僚三位一體的龐大利益集團。金牌給運動員和教練帶來巨大名利，給體育官僚帶來官運亨通的政績，由此使舉國體制成為體壇腐敗的催化劑。
如今，俄羅斯和東歐很多國家早已拋棄了舉國體制，將體育推向市場，結果國民體制得到了極大提升，競技體育水平依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整個體育事業發展也步入更為陽光、健康的軌道。眼下，隨著“實力派”肖天落馬，外界也看到了看中國體育進一步深化全運體制改革、打破舉國體制束縛的希望。知名體育專家羅京生曾一針見血地說：“全運會就該取消！美國沒有類似全運會這種賽事，更沒有我們體育總局這種機構。它們已經協會化，職業化。”如今，中國已經到了體育大變革的前夜。
（仲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