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前，我的外祖父岸信介也曾站在這裏，開始他作為日本首相的演講”。

4月29日，安倍晉三成為首位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的日本首相。演講一開頭他就提到了58年前岸信介的演講。

當時岸信介做的事情，與今天安倍要做的事，幾乎沒什麼兩樣——強化日美同盟，推動新安保法案。

安倍晉三從來不諱言岸信介對他的影響，即便他的這個外祖父曾被列為甲級戰犯。因為，在安倍看來，“日本戰犯不是罪犯”，所以這並沒什麼問題。

2006年，第一次當上日本首相的安倍出版了一本書，《致美麗的國家》，他在書中坦言：“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

在更早時候，3歲的安倍晉三曾親眼目睹岸信介的“堅韌”，“安保鬥爭的時候外公被遊行隊伍圍困成那樣也還是幹得很好。要是放在今天支持率恐怕已經是零了。還是很厲害的。”

5月20日，第三次任首相的安倍，其在任時長已超過岸信介，“那一天有黨首討論。主題是安保問題。感慨頗深。”

外孫念念不忘外公，外公對外孫也自有期許。1961年，安倍晉三前往成蹊學園讀小學便是來自岸信介的推薦。

這座設有小學、中學、大學的學園，其聲名或許並不那麼如雷貫耳。但在二戰時期，它卻是培養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當時學校裏有一座“報命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雖然後來被強拆，但學校在1964年又建起一座“戰死者慰靈碑”用來祭奠那些參加侵略戰爭的儈子手。

岸信介將外孫送往此處的目的不言而喻。只是，或許他也沒有想到這個外孫能“出息”至此：不僅當首相的時間比自己長，還全盤繼承自己遺志，為修改和平憲法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如此看來，若我們想深刻認識當今的安倍晉三，或許還真得去認真瞭解岸信介。

目標：首相

岸信介1896年11月13日生於日本山口縣。這裏是日本維新先鋒人物吉田松陰的老家，他的“松下村塾”就開設在此。

這裏還誕生了包括安倍在內的8位首相：伊藤博文打勝了甲午戰爭，開始對朝鮮殖民；山縣有朋創立了日本陸軍，發動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桂太郎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寺內正毅決定吞併朝鮮；田中義一寫了以滿蒙為侵略擴張基地吞併中國的“田中奏摺”；而岸信介則是“二戰”甲級戰犯。

岸信介的成長時期正是日本同歐美列強對抗，走上帝國主義道路的初期。

他8歲時，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國民在攻陷旅順和日本海大戰勝利中利令智昏；9歲時，日本徹底獲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10歲，南滿鐵路會社在中國東北開張，日本勢力開始在東北擴張；13歲，日本併吞了朝鮮；中學時代，日本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

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時，岸信介是國粹主義者上杉慎吉的門生。在大二的時候，他看到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創立者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大為傾心。他後來承認，當時受到“大亞洲主義”的影響頗深。

岸信介在大學時成績一直很優秀。1920年畢業時，上杉慎吉希望他能留校任教，但岸信介拒絕了。理由是他志在做一個行政官僚，用自己的雙手實現理想而不是在象牙之塔內坐而論道。

這個志向被岸信介貫徹始終，他以後的所有反復無常、背信棄義似乎都可以用這個志向的最終目標來解釋。

那個時候，東京帝國大學就是一路奔跑開進日本政府部門的“直通車”。而按照岸信介的成績，進內務省謀個一官半職根本不在話下。

但岸信介的選擇讓所有的人都覺得意外——他選的是所謂第二流官廳的農商務省。農商務省和遞信省一起被認為是出不了頭的衙門，有人把遞信省和農商務省的第一個字加在一起的“遞農”取個諧音管這兩個省叫做“低腦省”，可見其人氣之低。

因為岸信介知道帝國大學真正的精英都集中在了內務省，如果去那兒的話，他只能老老實實地排隊等候出頭之日，反過來如果去了二流官廳的話則可能很快冒頭。

岸信介不像其他的人那樣把官僚的頂峰——次官的位置看成生涯的頂峰，他心目中的頂峰位置是首相。為了能更加接近這個位置，他想早日當上次官，至於哪個省的次官並不重要。

一切都照著劇本來。很快，人人都知道“商工省裏有個岸信介”（1925年，日本政府實施機構改革，農商務省一分為二，岸信介被分到商工省）。

事實上，在商工省期間，岸信介確實為日本經濟做出了頗大貢獻。

1931年日本出臺了在以後的國家統制經濟中起最大作用的《重要產業統制法》，這部法律連行文都是由岸信介完成的。在實施這個法律的時候岸信介更是沖在第一線。

1936年5月岸信介又主持制定了《自動車製造事業法》來促進汽車的國產化，這個法律指定只有日產、豐田和五十鈴才能製造汽車。《豐田王國》一書中記錄了當時汽車行業的後起之秀豐田為了擠進這個“法律指定”而進行的驚心動魄的活動。

而這份DNA也被安倍繼承下來，君不見“安倍經濟學”？

無論如何，在商工省的十來年裏，岸信介既進行了豐富的實踐，打響了名聲，也培養了人脈、圈子，為他之後進軍偽滿洲國夯實了基礎。

滿洲之妖

1932年，日本主導的偽滿洲國在中國東北成立。那個伴隨著辛亥革命“下課”後一心復辟的愛新覺羅•溥儀，在這裏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感覺。

但他終究是件擺設。偽滿洲國在軍事方面由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緊緊地控制，財政方面日本自然也要“一手抓”。這樣一來，日本在偽滿洲國出現了火急火燎的“幹部荒”，需要大量的專業幹部。

但是，那個年頭，想在日本政府中央機構裏面混出一個模樣的人，都不願意到偽滿洲國去，有的人認為去那裏是自己仕途的“貶遷”，有人認為去那裏是個人生涯的“流放”，有的人認為去那裏是官場的“一場危險賭博”，還有的人認為去那裏簡直就是譜寫自己人生的“滿洲哀史”。

1932年9月，日本一家名為星岡茶寮的餐廳舉行了一場歡迎宴會，主角是剛從中國東北回來的有末精三（後來的日本陸軍中將，總參情報部長）。他在宴會上大談特談中國東北蘊藏著豐富的資源，以及這些資源在侵華戰爭中的作用。

然而，出於上述原因，在場者響應寥寥。這時，角落裏傳來了一個洪亮的聲音：“有末君說得對！”聲音的主人正是岸信介。

岸信介知道，日本的野心不僅僅是東三省，而是地域遼闊的中國。一旦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東北的資源將成為日軍最有力的補給。在這樣重要的地方任職，一定能得到上級的重視。

在那次宴會之後，但凡有末精三組織東北問題研討會，岸信介都會出席。並在私下裏從各種渠道獲取偽滿洲國的情況。

岸信介在將手伸往軍隊的同時在客觀上造成了“東京沒有一個官僚能像岸信介那樣準確地掌握滿洲的知識和情報”的印象。而這個時候，用有末精三的話說就是，“岸信介去滿洲之前，已經相當徹底地滲透到陸軍內部裏”。

所以，當關東軍來要人的時候，岸信介順理成章地從商工省辭職，前往偽滿洲國。

岸信介是1936年11月到滿洲的，關東軍為他準備的第一個職務是“實業部總務司長”，一年之後升任實業部次長，成為偽滿洲國工商業實際上的負責人。

岸信介到新京後，關東軍方面給他的信息是，“你就放手幹吧。”

放手幹的岸信介隨後看上了手握兵權的東條英機，與他結成了盟友。

在日本軍政界，人們給東條英機取了很多外號，比如“記錄狂魔”、“馬糞”、“上等兵東條”等，大多可笑，但有一個是例外，叫“剃刀東條”。顧名思義，就是東條英機雖然死板教條，言行有點可笑，但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

在還是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時，東條英機打著追捕抗日人士的口號，在東北製造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屠殺。在岸信介看來，這種敢打敢殺的性格，在戰場上最容易獲勝，也最容易得到上級的重視。而其一心想擴大侵略戰爭的意圖與自己希望建立一種經濟體制供侵華日軍享用的打算不謀而合。

果不其然，時已過知天命年紀的東條英機，仕途的升遷才剛剛開始。1937年3月，其被任命為關東軍參謀長，成為僅次於司令官的二號人物。

當時，岸信介常常花大價錢請東條英機及其他軍官出入高檔酒店，喝酒嫖妓，兩人建立了一種親密關係。以致當有流言說日本政府打算將岸信介調回日本時，東條英機勃然大怒，“考慮到‘滿洲’的現狀，讓岸信介回國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時，岸信介憑藉著自己的人脈關係，拉來“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日產總裁鯰川義介等財閥一起為“經營”偽滿洲國出錢出力。再加上偽滿洲國總務廳長星野直樹，五人事實上掌控偽滿洲國，人稱“滿洲五巨頭”，而岸信介更被稱為“滿洲之妖”。

岸信介“經營滿洲”還有一手“毒招”——在當時的熱河省種植8萬畝罌粟，製成鴉片後銷售至中國各地。岸信介不僅主持制訂了具體的鴉片種植計劃，甚至親自帶著成噸的鴉片和黃金到上海與侵華日軍進行活動。

岩見隆夫在《岸信介——昭和的革命家》一書中轉引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查團的記錄：“1939年奉天總領事報告，當年鴉片銷售額已達9090萬8千日元，鴉片是‘滿洲’僅次於關稅的財源”。鹽田潮則在《昭和的怪物——岸信介的真實》一書專門列出一個小標題“鴉片與背後的人脈”，指出當時在偽“滿洲國”從事鴉片貿易的都是岸信介的身邊之人。

不過，大概岸信介早就預料這種做法不僅不光彩，將來被曝光以後，也會影響自己的晉升。於是，他一方面接受販毒者的不義之財，另一方面不斷地在“洗錢”。即使到了晚年，岸信介在回憶錄中，談到鴉片貿易的事情，依然是都推給別人，自己裝做什麼都不知道。

逃脫審判

1937年8月，東條英機在察哈爾戰役中表現“卓越”，隨後便被調回東京，擔任陸軍次官。

獲得晉升的東條英機沒有忘記當時還在東北的故交。1939年，東條英機推薦岸信介回國，做了商工次官。1941年，東條英機獲任日本首相，組閣時將商工大臣之位給了岸信介，使其成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戰時經濟的統帥。

在滿洲的經歷加上東條英機的提拔，岸信介爬到如此高位僅用了5年時間。當時年僅44歲的岸信介，在一眾滿臉皺紋的閣僚中尤顯突出。

東條英機與岸信介，一個指揮槍炮，一個管理後勤，要把日本變成戰爭機器。

接下來的歷史眾所周知，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屢戰屢敗，在中國戰場也停滯不前。而在日本國內，反對東條英機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東條英機的倒臺只在旦夕之間。

1944年6至7月，塞班島戰役期間。岸信介曾進言說：“無論如何要集中一切力量，在塞班島做最後的決戰，若現在丟了它，那就只能是束手就擒了。”

但是，並沒有將此場戰役看得那麼重的東條英機對此只是不屑地說了一句：“你們這些文官懂個屁！”兩人為此爭吵起來。

事後證明岸信介是對的，美軍攻陷塞班島後，以此為基地，整日派機轟炸日本，日本戰敗指日可待。

大概在這個時候，岸信介已準備好了與東條英機決裂。這位帝國大學的高材生明白，盟軍對東條英機是恨之入骨。如果能在此時與之決裂甚至踩上一腳，那麼，當戰敗日來臨的時候，自己是否能逃過一死？

而恰在此時，東條英機被逼重組內閣，派人來勸他辭職。岸信介借此良機，拒不辭職，逼得無法重組內閣的東條英機在1944年7月18日帶著全體內閣成員“下課”。岸信介的目的達到了，他成了東條英機倒臺的關鍵人物。

不過，也曾在對美宣戰詔書上簽下名字的岸信介大概覺得這不足以讓盟軍放他一馬。辭職後，回到老家山口縣的岸信介組織了一個叫“防長尊攘同志會”的團體，打著“反對東條”、“結束戰爭”的旗子進行演講。迅速地將自己塑造成一名“反戰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日本投降。這一天，岸信介得了猩紅熱，躺在山口縣的家中。聞聽此消息後他很失落——他能預見日本的戰敗，但很難接受“無條件投降”。

8月28日，美國佔領軍登上日本。緊接著，8月30日，美軍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降臨日本。9月11日，美國佔領軍司令部發出了逮捕第一批甲級戰犯嫌疑人的名單，岸信介就在其中。

多年後，岸信介回憶說：“（被帶走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可能再活著回來了。於是，把東條內閣任職時代寫的各種各樣的文件等全部燒毀了。”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不僅活下來了，甚至還免於被起訴。1948年12月24日，就在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絞死的第二天，岸信介被釋放出獄。

一個甲級戰犯嫌疑人就這樣被釋放？

或許，岸信介在“防長尊攘同志會”上耍的花招真的奏了效。

也或許是因為岸信介在獄中繼續深入撇清自己與東條英機的關係——誰能夠揭發東條英機、誰能夠做出促進東條英機死刑的證言，誰就是“態度好”，誰就可以免刑走出大牢。曾經做過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的岸信介，在“活著就是勝利”的信條下，真的這樣做了——岸信介曾把美軍對自己的提審內容劃分成29項追記下來，每項都極其簡單。其中就有“打倒東條英機內閣”的內容。

也或許是因為冷戰來臨，美國需要復蘇日本來幫助他們對付蘇聯，而持反共親美立場的岸信介能為他們所用。

總之，岸信介走出了巢鴨監獄。那天，身穿破衣、鬍子拉碴活像個乞丐的岸信介找到在首相府工作的弟弟佐藤榮作，抱頭痛哭之後，他對弟弟說，“我想吃金槍魚壽司”。

首相生涯

出獄後的岸信介曾在東京開設過一家公司，成員大多是右翼人士以及被剝奪公職的政界人士，他的影響力依舊巨大。

1951年9月8日，日本與美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簽署了所謂的《舊金山合約》，此合約一經生效，那些被禁止踏入政壇的右翼分子再一次堂而皇之地步入日本政壇。岸信介又能繼續追逐他年輕時定下的目標了。

1954年，岸信介與右翼分子鳩山一郎、吉田茂等人組建了日本自民黨，從此，這個黨派成為日本政壇的第一大黨，長期把持首相之位。

1957年，61歲的岸信介終於摘下心目中的王冠，如願當選自民黨總裁，出任日本首相。曾經的甲級戰犯登上了權利的頂峰。

在3年多的首相任上，岸信介卯足了勁幹一切自己想幹的事情。

在促進經濟這個老本行上，本就有財界關係密切的他制訂的經濟政策，滿足了財界的利益和要求。他制訂的《新長期經濟計劃》，提出自1958年開始的5年內，實現年均6.5%的經濟增長率。

結果，經濟增長速度大大超過政府設想。1959年後，日本出現所謂的岩戶景氣（意即開天闢地以來的繁榮）。可以說，岸信介為日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相比之下，不得不說，安倍在這方面遠不及他外公。

對外關係方面，在努力修復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外，岸信介一改前兩屆內閣重視對華關係的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敵視新中國的活動。

1958年4月，日中友好協會長崎支部舉辦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期間會場上懸掛的五星紅旗被兩名暴徒撤下撕毀，製造了震驚中日兩國的“長崎國旗事件”。

而岸信介居然稱，“日本刑法關於損壞外國國旗將受懲罰的條款，不適用於中國。”此事激起了中方的極大憤慨。同年5月11日，中國政府宣佈，中方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決定斷絕同日本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此後，中日關係倒退到戰後初期狀態。直到1960年岸信介下臺，池田勇人組織新內閣，中日關係才出現轉機。

當然，相比起這些，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才是岸信介最大的目標。還在獄中時，岸信介即對和平憲法不滿，認為這部憲法將日本變成了一個不正常國家。

但是，在戰後不久就想對和平憲法動刀，人們當然不會答應。岸信介的修憲努力受到了很大阻力。由於改憲遲遲無法進展，岸信介便在憲法的解釋上做文章。1957年4月，他在眾議院答辯的時候說：“擁有自衛所需要的武力是理所當然的，是不違反憲法的。”同年5月7日，他在參議院的答辯中說：“如果在自衛權的範圍內，擁有核武器也是允許的。”

在從政生涯中，岸信介自認的最大“勳業”就是強行通過“安保改定”（即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中的“美國可以保衛日本”，改成“必須保衛日本”）。而這個“安保改定”也是和修憲緊密相連的。

1959年1月，岸信介赴華盛頓在新安保條約上簽字。歸國後，等待他的是包圍國會議事堂的幾十萬人的示威隊伍。此時，岸信介政府竟然出動“特別行動隊”，殺害了東京大學學生領袖樺美智子，致使抗議運動升級。

這便是安倍口中，“外公在安保鬥爭中被圍困成那樣依然幹得很好”。岸信介曾說過，“修憲，今後也非搞不可。搞是搞，但在我還睜著眼期間恐怕做不到了。但是，我認為絕不能撲滅這個火種！”是的，如今這個火種已經安然傳遞到他外孫手中。

1960年6月，在輿論的壓力下，岸信介被迫辭職。但此後仍為自民党積極分子，到處活動，歷任自民党高級顧問，日美協會、日英協會、自由憲法制定促進國民會議議長等，成為在戰爭與戰後從未離開日本政治權利中樞的政壇人物。

1987年8月7日，岸信介病死，時年91歲。翌日，日本《朝日新聞》刊出這樣的評價：由於被指名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複出為首相，不少人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人無法明確追究戰爭責任的原因。

（廖維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