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是概念，不是數字，而是由細節組成的。“文革”時期，16開的中學生課本，沒有情節只有概念，那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表現

在浙江省金衢盆地的西部邊緣，有一座建立於1955年的十裏豐監獄，在沒建監房沒有電燈的年代，也極少發生犯人逃脫的情況。文革期間，這裏曾經關押過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當中有很多都是普通的農民。

2011年，一個叫徐星的外地人，扛著攝像機，背著行李包，跑遍整個浙江，在各個村子裏四處打聽那些曾經在十裏豐監獄農場勞動改造的農民。他的手裏拿著22 份當年入獄的犯人登記表，每找到一人，他就和對方坐下來，跟他聊聊過去的事情。

2014年，歷時三年的拍攝，這部名叫《罪行摘要》的紀錄片才製作完成，有14 位來自浙江農村文革時的農民受害者，出現在了徐星的鏡頭中。他們用親身經歷，展現了文革中來自最底層的荒誕與苦難。

上世紀80年代，曾是全聚德烤鴨店職員的徐星憑藉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轟動文壇，與劉索拉等人一起成為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而如今，徐星再次回到公眾的視野，卻是以獨立紀錄片導演的身份。他的絕大部分紀錄片作品都繞不開“文革”。這與他個人的“文革”經歷有關。

徐星的“文革編年史”

1956年，徐星出生於北京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大量古代詩詞和外國文學的薰陶中度過。文革開始後，徐星正好10 歲。他的父母受到衝擊，被下放到不同的地方勞動。為了能讓徐星接受更好的教育，母親堅持把徐星留在北京。年幼的徐星被安排進一間14 平方米的小房子裏，開始了一個人的獨立生活。

在他16 歲那年，混亂的時局讓徐星產生深刻的懷疑，他發現真正的民間並不如宣傳所說的那樣鼓舞人心，文革中人們的粗俗野蠻他也盡收眼底。就在這時，一位叫穎滔的女同學成為了徐星傾慕的對象，經過一段時間的心裏掙紮，徐星鼓起了勇氣給穎滔寫了一封未署名的情書，傾訴了他精神世界的煎熬和對現實的追詰。

單純的穎滔收到這封匿名的情書驚慌失措，最後決定將它交給最信賴的班主任老師。哪知這封信卻讓有著公安工作背景的中學老師繃緊了神經，通過筆跡鑒定，人們找出了書寫情書的作者。這場無結果的戀愛最後以徐星逮捕入獄而告終。此事徹底改變徐星的命運。

2007年底，徐星的一部以自身經歷為主線，追蹤文革時期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完成剪輯。值得一提的是，人們在片中看到，當年的穎滔特地從美國趕到中國，在鏡頭面前，講述自己當年如何傷害了無辜，與徐星一起回憶曾經的“文革”。此片折射“文革”浩劫對人性對生命的踐踏和漠視的同時，還“為展現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種解讀”。

然而讓徐星遺憾的是，在長達兩年的拍片過程中，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在鏡頭前，承認自己在“文革”中打過人、抄過家。

2010年，一張在北京宋莊畫家賈和震那裏的人像草稿，讓徐星進一步接近了“文革”的另一面真相。徐星發現，草稿的背面竟是一張文革時期的“犯人登記表”，問起來才知，這是賈和震在十裏豐監獄作為“牆報犯”負責宣傳工作時，用來偷偷臨摹人像的草稿。徐星繼續翻找，一共找到22 張，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間“現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農民。

登記表讓徐星十分震動，在“犯罪事實摘要”一欄裏，徐星看到五花八門的罪名：吹捧劉少奇、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像、協助反革命首犯投遞匿名信、啟蒙領導核心小組等等。

徐星意識到，普通農民在“文革”研究和記錄裏缺席，並且想挖掘這段歷史的真相。“拍攝題材的敏感並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想展現時代洪流裏流動的人。因為歷史不是概念，不是數字，而是由細節組成的。而歷史的細節就在於關注小人物的命運。

更重要的是，徐星認為，和那些默默無聞的普通農民一樣，他自己就是一個“小人物”。

小人物和底層者

“閒散人員”、“三無人員”、“啃老族”是今年58 歲的徐星自嘲時用到的頻率較高的詞語。

在旁人看來，徐星現在的生活並不十分如意，他蝸居在北京北四環一個不到60 平方米的房子裏，沒有正式的工作，也沒有多少收入來源。而這和他曾經輝煌的青年時代形成鮮明的對比。

1977年，徐星入伍當兵。上世紀80年代，退伍後的徐星被調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鴨店，當上了一名勤雜工。因為在大山溝裏的部隊待了太久，回京後的徐星被動適應著那個時代無處不在的變化。

“曾經和我一起生活的同伴們都在瘋了似的考大學。以前我們都是工農兵，覺得窮人最光榮。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都是不穩定因素”，徐星在心裏暗暗想：“不會是資本主義復辟了吧！”

於是他利用業餘時間寫作，用文字表達著自己的困惑。1986年，徐星的處女作《無主題變奏》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立刻引起轟動，被評論界認為是與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齊名的中國先鋒小說的開山之作，徐星因此成為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時間，烤鴨店職員徐星成了名人。京城各大報紙的記者都去採訪他，狂熱的文學愛好者幾乎踏破烤鴨店的門檻。因為鋒芒太盛，徐星丟掉了月工資30 多塊的全聚德職員工作。而在那個“市場經濟”還沒有概念的年代，“出名太早”的徐星並沒有因此收穫財富。

後來，徐星在一家雜誌社當編輯。雜誌停刊後，徐星再一次失業。而這也是徐星人生當中最後的一份工作，從此以後，徐星再也沒有上過班。

再後來，他接受了西柏林藝術大學的邀請離開中國暫居德國。1994年，徐星回國，又面臨檔案盡失，辦不了低保，甚至連父親留下的房子都無法繼承的生存現狀。

2004年，徐星在他的長篇小說《剩下的都屬於你》裏寫道：“你到了這塊大陸燈紅酒綠的盡頭，在這麼一個醉醺醺的黃昏裏，你心裏充滿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為總會有無限的什麼，會鼓舞著你去刨根問底、鼓舞著你心底裏殘存的對神秘的一絲渴望。現在你知道的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這些，用不著你費盡心思，剩下的就是這些，這些都屬於你。”

這種落寞的心境，在徐星見到那些老人的時候，更加強烈。

“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是徐星找到被訪者時，幾乎每個人都說過的話。家住山坑村的林品新，是受訪者當中判刑最重的一個。

1972年，林品新寫了封對“文革”有疑問的信，而這封信讓他被判了20年，罪名是“惡毒攻擊文革和社會主義制度”。入獄時，他才25 歲，如今連第一天發生了什麼都記不清。出獄時，妻子已經跟他離婚，他縮小的腳踝留下了那50 多斤重腳鐐的痕跡。

最讓徐星心痛的是，這些農民出獄後，擁有的只有一紙釋放證明，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賠償。一位老人說，釋放後，他們曾經向政府要求賠償，但政府讓他們“等國家富強起來再說”。然而40年過去了，這些農民仍舊沒有等到賠償。有農民拿著《國家賠償法》去法院，得到的答復是，該法只適用於1995年1 月1 日以後的問題，法律的原則是不溯及既往。

林品新的父母都八十多了，還種地、挑紅薯，住著風雨飄搖的木房子，連窗戶都沒有。

“剩下的都屬於你，其實，剩下的也不屬於你，我乾脆全招了，其實，什麼也沒剩下。”徐星在他的微博裏感歎。

往事並不如煙

徐星不是能言善道的搭訕者，每次提問，他都要很努力地招架被問人的疏離和謹慎。潮濕的江南，徐星一人背著沉重的行李翻山越嶺，經過無數的路牌、村鎮、房屋和村民，鏡頭裏有時候是江水白鵝的美景，有時候僅僅是一段難走的路，還有他沉重的喘息聲。

最苦的時候，他也曾動搖過。疲憊時，他甚至氣憤，“這不是國家該做的事情嗎？國家為什麼不做這些對歷史、後代有交代的事？”可他又放不下那些人，“就算生活還是一窮二白，現在讓自己死掉也值”。如果不是徐星，老人們或許永遠也沒有表達的機會。他們會自己為自己找到認命的姿態，在歲月裏漸漸老去，也不會有人知道他們荒誕又讓人唏噓的人生。

三年的拍攝，徐星常常和老人們促膝長談，從最初的疏離到後來的一發不可收拾，徐星發現，40 多年風雲變幻，那個特殊年代留給老人們的傷痛和影響，依然如影隨形。

讓徐星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按照登記表的指示，去常山尋找在“上水二弄”的陳雲水。他費了好大的勁，也找不到“上水二弄”。“有‘一弄’、‘三弄’，卻沒有‘二弄’，這在邏輯上過不去啊！”徐星在鏡頭後急得團團轉。後來才知道，這片地方已被出租出去，在那裏的人都不是當地人，而是外地來打工的。“二弄”拆得早，後來就沒有了。

當徐星終於見到陳雲水，徐星發現，每跟他說一句話的時候，陳雲水會下意識地立正。老人年事已高，記憶都變混亂，連表達也不清楚了，卻不忘“立正”的習慣。

而當年被朋友告發入獄的徐興林，則選擇再也不交任何朋友。從監獄出來快50年了，徐興林一直獨居，雖然自己家離縣城很近，但他從來沒去過一次。談到政治，徐興林說：“你要是說我偷東西，你拿出證據來，政治這東西，說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還這麼想。

周明夫比其他人要幸福得多，他的妻子孩子一直等著他出獄。周明夫被抓的時候，妻子22 歲，十年後出來一看，32歲的妻子頭髮全白。他當年的罪名是“用氣槍污蔑偉大領袖畫像”。徐星把當年的判決書給他看，他說，到現在都覺得可笑：“那個時期，人都是沒有心的，誰壓倒誰，就上去墊一腳，自己就高一點。為了表現自己比別人更革命，更愛毛主席，都是為了這個。”

紀錄片中，家住樂清的朱碎夫不斷重複那一句話，“希望政府根據黨的偉大政策，給點補貼”。他因“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吹捧劉少奇”的罪名被判了20年，在監獄內，身心受到了極大折磨，結果落下了精神疾病。

農民翁志渝是當時農村少數因為獨立思想被捕的，他是徐星在尋找“犯人登記表”上的胡俊錄意外找到的。翁志渝、胡俊錄和程德華被定罪為“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並參加其反革命集團妄圖顛覆的行動”。監管人員審訊時，為了避免“串供”，就將其分開審問，要求他們交代“反革命組織”的名稱。翁志渝實話實說，“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審訊員就用槍把子在他腦袋背後敲一下，不說就再敲。

逼問之下，翁志渝意識到，他們是一定要問出名稱來的。

翁志渝有讀報看報的習慣，家裏會訂《浙江日報》，他想起了報紙上有“啟蒙”兩個字，意思是“中國百姓糊塗了，要啟蒙，不能這樣下去”，翁志渝覺得“啟蒙”沒有錯，於是就“交代”了。就這樣，“啟蒙領導核心小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幾個農民的反革命組織名稱。而那幾個老鄉“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這麼多年過去了，程德華一直怨恨翁志渝，他認為就是翁志渝當年的“啟蒙”兩個字，把他害得妻離子散。

徐星覺得，翁志渝身上有古代“士”的氣質。對文革搞個人崇拜這個問題，他有著清晰的認識，當時的大喇叭裏天天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大救星”，而《國際歌》裏又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這不是個人迷信是什麼”，翁志渝對著鏡頭激動地說。

後來，徐星勸說程德華：“在刑訊逼供下，別說是‘啟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認。”兩個老人因此冰釋前嫌。一次酒席上，兩個老朋友喝的老淚縱橫，抱頭痛哭。

之後，拍攝三位老人的過程中，徐星有一次意外的收穫。眼看器材快沒電了，徐星就跑去村裏買電池。三位老人並不知徐星的攝影機還開著，便相互熱烈地聊開來。

程德華說：“都70 多歲的人了，什麼平反啊，冤枉啊，都無所謂了，我不要平等，我明白，平等是不可能的，這個社會平等了，也就不可能發展了，這是規律。但我在監獄十年，每天出工，沒有在裏面白吃白喝，農忙的時候每天工作16 個小時，一小時算一分錢的話，也得給我這10年的工錢啊。這全世界，無論到哪去，我給人幹活，也得有報酬啊。”

徐星聽見了，眼眶一濕，在鏡頭背後感歎：“真好看，你們三位老人家真好看。”

毛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