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早已享有盛譽，從“文革”研究史的學術史而言，其較早確立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基本框架。

2012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譯本第三卷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至此，這部著作的中文全譯本已經全部面世。

哈佛大學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早已享有盛譽，第一卷《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出版於1974年，第二卷《The Great Leap Forward:1958-1960）》（《大躍進：1958-1960》）出版於1983年，此書第三卷《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浩劫的來臨：1961-1966》）推遲到1997年才出版，旋即獲得當年的列文森獎。此前的列文森獎曾經頒給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洪業：十七世紀中國滿人對帝國秩序的重建》，以及周錫瑞（Joseph W．Eserick）的名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其權威性毋庸質疑。但是由於國內外的贊譽太多，加上很多普通讀者沒有讀過這三卷本，因此本文主要以介紹性和批評性爲主，以爲一家之言、一孔之見，以饗讀者，並求教于方家，共同研討“文革”起因。

1　由於麥克法誇爾寫作前兩卷的時代較早，所接觸到的材料和後來的研究者相比不占任何優勢，但是從“文革”研究史的學術史而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較早確立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作者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隻追溯到了1956年——麥克法誇爾認爲1956年發生了兩個關鍵性質的事件，中國合作化的完成和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它們隨後引發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終不可避免地導緻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麥克法誇爾認爲，合作化的完成在毛澤東本人看來是鞏固共産主義政權的最後一步，由此開展了兩個經濟上“大躍進”的第一個，但是三年困難時期的來臨迫使中共調整路線，由此將毛澤東和他的同事放到了對立面，而更重要的是災荒在黨內給毛澤東的權威當頭一棒，從而引起了毛澤東的疑慮：他的同事正在試圖剝奪他的權力，但是麥克法誇爾認爲毛的這種疑慮是多餘的，而當時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則迫使毛澤東重新思考黨群關系並加以重視，於是毛發起了黨內的整風運動。由於劉少奇、彭真等人在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意見，毛澤東隨後停止了整風運動，但是毛並未擱置疑慮，反而重新思考蘇聯社會，試圖理解是什麽使得蘇聯偏離了毛澤東所認爲的真正的列甯主義道路，文化大革命首先便是毛澤東試圖爲中國開創的一條新的道路。

麥克法誇爾這一觀點的形成，與其早年的一系列著作密不可分，1960年他出版了《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百花齊放與中國的知識分子》），次年又和友人合著了《The Sino-Soviet Dispute》（《中蘇論戰》）一書，十年之後寫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主要觀點基本上都是承襲了這兩本書，但是由於麥克法誇爾對當時的“百花齊放”運動並沒有接觸到更多的資料，尤其是1980年代許多“反右”運動親曆者的口述回憶，所以參考資料隻有當時的批判材料和毛澤東的公開講話，因而論證上存在著諸多漏洞。

譬如麥克法誇爾在第一卷中花了三章比較簡略的篇幅談“反右”運動，卻無法將“反右”運動與此前的胡風案結合起來談，很明顯麥克法誇爾對于當時胡風案是不敏感的，而胡風案的本身，又直接和後來的“反右”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系，和當時社會主義改造結合起來看，麥克法誇爾過度強調了中國黨內八大和整風運動的影響，而忽視了胡風案乃至“反右”運動一以貫之的政治邏輯。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沈志華在《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中，則明確將革命成功之後新政權對于知識分子的態度作爲考察這一時段新政權的主要依據，沈志華指出，1956年和1957年在共和國的曆史上反差極大，1956年初新政權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中共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積極動員和團結社會各界，全力投入經濟發展。但是在中國宣佈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巨大挫折——蘇共二十大對蘇聯的社會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的質疑和批判，而且揭露了蘇共前領導人斯大林的種種錯誤，而波匈事件的發生，則直接促使了新政權重新祭起了“階級鬥爭”的法寶，毅然發動了“反右”運動。

沈志華援引蘇聯解密檔案進一步指出，從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到其後的胡風案等等涉及到知識分子的運動，其核心問題就是爲瞭解決知識分子的思想順從和政治忠誠問題，爲此毛澤東曾經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談時表示，中國大部分的知識分子與馬列主義缺乏聯系，而且頭腦裏有一大堆資産階級的偏見，尤其是從美國人那裏繼承而來的思想。毛澤東同時還表示，我們一定要使資産階級思想在黨員的心目中和人民群衆、非黨員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名聲掃地，即使不能做到徹底，至少也得使其極大地名聲掃地。此處毛的講話飽含敵意，已經明確將知識分子視爲社會公敵。

但是具體規劃的實施，肯定由周恩來執行。周恩來在曆史上由於其出身與修養，和知識分子保持了密切的關系，同時與許多高層文化名人有良好的個人友誼，因此周恩來負責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改造問題，並且收到了不錯的效果。但是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波匈事件的發生，新政權的知識分子政策亟須調整，於是“反右”運動得以展開。

“反右”運動得以産生的背景，據沈志華分析，主要是當時共産黨內部整風進展發生未能預料的結果，導緻了毛直接將整風轉變成爲“反右”運動。在此之前李慎之和章立凡的研究顯示，整風和“反右”實際上是一回事，發動整風就是爲了“反右”，而且毛澤東一開始就設計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但是沈志華認爲整風和“反右”是兩個不同階段，沈志華更批評了麥克法誇爾關於當時整風運動中的相關論述。

開展整風運動時，當時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談到了爲何需要整風運動，這與當時毛澤東的論述和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精神沒有原則性的區別，但是麥克法誇爾認爲社論與中央指示有著嚴重的分歧，理由是社論有意識地貶低批評官僚主義和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意義，沈志華認爲這樣的判斷是牽強的，因爲當時毛在談論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些詞時經常調換順序排列，而且社論在論述毛澤東的講話時，也沒有忘記突出其新的理論發展。

當然對於是否可以將整風運動以及“反右”運動視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此說也值得商榷，文革發動時官方的解釋是自新政權建立之後，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與劉少奇所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長期鬥爭的結果，這樣的解釋今天看來顯然缺乏說服力。而即便是麥克法誇爾反其道而行之，以人們心照不宣的方式將劉的路線視爲正確路線，但是毛澤東當時與劉少奇在許多問題上並沒有産生嚴重的分歧，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以分析“人民內部矛盾”來作爲敍述“文革”這一段曆史的前奏，顯然是不合適的。

2　1974年第一卷發表之後，時隔9年的第二卷，由於當時“文革”已經結束，因此麥克法誇爾有了更多的時間研究“文革”結束後散佚出的一些資料，因此第二卷比第一卷顯然更有說服力。麥克法誇爾在第二卷中強調，正是因爲“反右”運動成功之後毛澤東率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成功40周年慶典，在莫斯科毛澤東受到了赫魯曉夫的鼓勵，雖然兩人在外交政策乃至意識形態上有著諸多的分歧，但是兩人對於經濟的看法令人滿意的相似，毛澤東爲赫魯曉夫在蘇聯實行經濟權力下放感到鼓舞，成爲其發動“大躍進”的曆史根源。

沈志華根據近年來披露的蘇聯檔案和回憶資料指出，當時毛澤東在莫斯科大會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作用，成爲這次會議的幕後總導演。在莫斯科會議上，中共已經和蘇共平起平坐，也就是在這時，中蘇同盟達到了頂點。但是正是這種到達頂點的關系，暗藏著分裂的危險。毛澤東在後來離開莫斯科前的閉幕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性的優勢，如今是世界上兩個陣營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從今以後西風壓不倒東風，東風一定要壓倒西風。毛澤東同時表示要趕英超美，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越英國。可以說，莫斯科會議是毛澤東決意發動“大躍進”的直接原因。

而“大躍進”爲何得以順利進行，毛澤東的黨內同僚對此爲何不加以制止，或者至少在執行方面打些許折扣，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毛澤東回國之後爲了發動“大躍進”，政治局委員幾乎全體離京，到各地視察，陳伯達還發明瞭“人民公社”一詞爲“大躍進”服務，但是局勢很快出現問題。1958年3月初蘇聯科學家在中國考察時發現農田裏很少有人耕作，這些人全部在煉鋼，隨後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含蓄地承認了大煉鋼鐵的荒謬，毛澤東因此準備“轉右”，調整了人民公社。而當時武漢、廣州等地也陸續調整，對大躍進進行有限度的“陽奉陰違”。也就是從此時開始，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有了苗頭，直到廬山會議之後，兩人的矛盾已經在黨內成爲公開化的秘密。

由於麥克法誇爾當時所獲取的資料有限，未能充分注意到在“大躍進”期間中國外部環境對於國內政局的具體影響。林蘊暉在《烏托邦運動》一書中便曾經指出，“大躍進”開展時大陸和台灣因爲炮擊金門事件鬧得不可開交，而西藏也因爲叛亂問題招來中央政府的彈壓。而正是因爲台灣問題的局勢緊張和西藏地區的叛亂問題，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央領導人要求加緊國內發展的意念越來越強，由此大躍進及其後來的調整，都和當時的政局有著密切的關系。國內著名黨史專家林蘊暉和麥克法誇爾一樣，專門討論了中蘇分裂與論戰，但是麥克法誇爾忽視了中蘇分裂對於當時國內政局的影響，而林蘊暉則特別指出，由於當時赫魯曉夫堅持撤走蘇聯專家直接導緻中蘇同盟破裂，毛澤東決意自力更生，同時確定了“保糧”和“保鋼”的方針，“大躍進”到此時，實際上仍未停止，全國性的大饑荒，由此開始蔓延。

而麥克法誇爾在論述廬山會議中彭德懷上書之時，忽略了林彪在這一時刻的出場和之後“文革”發動的具體聯系。正是因爲廬山會議上林彪對于毛澤東的出手援助，讓毛大喜過望，最後在1961年之後毛決意要聯合林彪發動“文革”。已故曆史學家高華曾經指出，早在1958年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毛任命爲黨的副主席，成爲中共核心層第六號人物，排名在鄧小平之前，此舉和林彪無關，完全是毛的佈局，卻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時彭德懷雖然還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佈局已經公開化。而廬山會議上毛下決心將彭德懷罷官，隻不過是彭德懷上書提供了一個理由而已，而毛也恰好可以借彭德懷爲理由，恢複之前的“大躍進”的方針。高華更指出，廬山會議上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廬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懷的調子最高，罵彭德懷是“僞君子”、“野心家”、“馮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下令當場扣押爲彭德懷辯誣的鍾偉將軍，並發表文章，不指名尖銳批判彭德懷和捧毛。

但是毛澤東的路線方針，很快演變爲全國性的大饑荒而難以收場；毛、劉之間也因爲路線分歧發生激烈沖突，更說出了“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這樣的激憤之語。而高華指出，此時的毛澤東在武漢和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明確表示，他死後劉少奇是接班人，毛澤東向蒙哥馬利放話，是事先有準備的一項精心安排，重點是面向國內高層，其目的是爲了平穩渡過當時他所面臨的難關。此時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一番和大會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話，深獲毛的賞識。實際上“文革”的起源，至少在七千人大會後已經鐵闆釘釘地將要發生。日後江青透露：“七千人大會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氣”。1963年初毛澤東發表了《滿江紅》，詞中有雲：“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當時人們普遍認爲“蒼蠅”指的是赫魯曉夫，但是“文革”之中人們終於明白，“蒼蠅、害人蟲”，指的是劉少奇。

3　在第一卷中，麥克法誇爾在後來增補的部分中專門寫了一篇附錄，名爲《中國領導層的“一線”與“二線”》，這是毛在“文革”中透露出來的。毛在1957年便有意退居二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而且在“大躍進”開始時的1959年，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但是毛深感大權旁落，曾經在“文革”中說：“1959年之後，鄧小平沒找我商量過一件事情。”毛澤東的抱怨恰恰說明瞭一個事實，雖然毛在名義上退居二線，直到“大躍進”結束時毛澤東依然對政策的制定有不二的權威，而在“大躍進”結束後，毛澤東才真正退居二線。陳伯達爲此寫道：“1963年，一線和二線的問題提了出來，主席退居二線。這是一項組織措施，可是鄧以爲他現在有了全部權力……劉、鄧二人利用毛主席休養之際，在下層推進錯誤路線。”陳伯達的話毫無疑問地表明，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之後，才在真正意義上退居二線，由此“文革”註定難以避免。

而毛此時真的退居二線了麽？顯然不是，他依然在政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否則也無法解釋其後他發起的一系列諸如四清運動、社教運動等花樣翻新的各種運動。毛澤東意在以此在意識形態方面占領高地，重提階級鬥爭。高華便曾經犀利地指出，嚴格說來其實毛澤東一天也沒有退出一線，但毛所處的“二線”地位給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體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卻是最高的監國者。高華舉出實例證明，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1961年應召開中共九大，此時開會，毛有可能會轉任八大黨章設置的“名譽主席”一職，但毛無意在此時開會，於是誰都不敢提開會的事，誰提開會的事，誰就有“逼宮”之嫌，結果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後的1969年，也就是時隔中共八大13年後，才召開了中共九大。高華進而指出，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毛，因爲1943年3月的中央決定說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劉少奇則是這個決定的主要參與制定者。

從這裏也可以清晰地看出，麥克法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的結尾以“延安圓桌的終結”來解釋毛澤東與黨內同僚的決裂，進而發動“文革”，顯然是認爲直到“文革”爆發之前，中共黨內存在平等，是從延安時期開始的“延安圓桌”制度，對此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後常成曾經對麥克法誇爾提出批評。其實麥克法誇爾整個三部曲中一直沒有提到“延安圓桌”的概念，但是一直暗含“延安圓桌”的假設，即在延安時期中共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爲首，但相對平等的精英領導層。但是由於麥克法誇爾對延安的浪漫想像，使得他對“文革”根源的考察隻能推導至“百花齊放”與“反右”運動，而不能想像“文革”的根源可能在延安，以至於貫穿三部曲的“路線鬥爭”解釋也愈發不能自洽。常成同時敏銳地注意到，2006年出版的麥克法誇爾與瑞典隆德大學教授沈邁克合著的文革史《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延安圓桌”這個概念已經被麥克法誇爾拋棄。

而劉少奇在“文革”發動前，是否有過不妥的行爲，也頗值得深思，當時毛、劉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並不明顯，可是毛爲何對劉的不滿與日俱增？高華爲此提出瞭解釋，當時劉少奇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唯有毛澤東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1962年，爲了要從認識論的高度解釋困難時期全黨犯錯誤的原因，劉特地把自己抗戰時期的舊作《人爲什麽會犯錯誤？》重新翻印，發給高級幹部閱讀，毛迅速作出反應，針鋒相對寫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劉的任何一點和毛相異的觀點都有可能被放大，被解讀爲“離經叛道”。說到底毛的領袖欲望過盛，才是毛澤東決意發動“文革”的具體原因。

而高華的敏銳在於對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則”的熟悉，這是麥克法誇爾作爲一個外國教授的短闆。高華指出，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風頭太勁，曾經攜夫人王光美去了14個省市巡迴演講“桃園經驗”，劉一路開講“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在中共黨內由領導同志坐鎮，陪夫人巡迴做報告，這是第一次。也正是因爲如此，麥克法誇爾用了“女戰士”一詞來形容江青的出場，此時“文革”已經箭在弦上。

1965年5月，當時重新回到井岡山的毛澤東寫下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這首詞，詞中有雲：“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鼈，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毛此時已經決意發動“文革”。高華指出，在10月份國慶之後，毛澤東離開北京，直到1966年7月才返回北京，其間毛澤東秘密返回韶山滴水洞，寫下了《七律•有所思》，詩中有雲：“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此時毛澤東已經對“文革”的發動成竹在胸。時隔一個月，當時已經73歲高齡的毛澤東突然在武漢現身，在排山倒海的“毛主席萬歲”歡呼聲中橫渡長江，文化大革命終於不可避免地爆發，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內亂和浩劫，以這樣一種意味深長的方式，轟轟烈烈地得以展開。

（周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