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片《旋風九日》揭秘鄧小平訪美

涉及國家領導人題材的影片不勝枚舉，敢走市場、上院線的卻不多。導演傅紅星10多年前拍了《周恩來外交風雲》《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票房輝煌，甚至超過當年的賀歲片。如今，他又帶來《旋風九日》，把鏡頭聚焦於鄧小平訪美。

《環球人物》記者去採訪時，傅紅星的工作室已經整潔很多，“之前裏面全是電腦、資料，人都進不來”。他很健談，但對電影拍攝過程講的不多，而是津津樂道於鄧小平訪美那9天的每一個細節，所有的人物、地點、時間、活動、背景，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腦海中。如果說製作領導人題材電影需要的是藝術家的投入和政治家的敏銳，那在傅紅星這裏，還有一種歷史學家的精確和對現實的觀照。他稱鄧小平訪美是當年全世界都矚目的“一場路演，比馬雲他們盛大多了”。

拍“超人”鄧小平，也拍“萌版”鄧小平

拍攝前，傅紅星堅信自己能過審。果然，《旋風九日》2013年9月立項，2014年5月就開機了。作家劉震雲曾說：“最能創作故事的是政治家。”傅紅星把這句話再引申——“能創造偉大故事的政治家才是偉大的政治家。”為什麼懷念鄧小平，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他能創作這個時代的偉大故事。改革開放這場驚天動地的事業已經進行了36年，開幕大戲就是訪美這9天。”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報》發表；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開始改革開放。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應邀訪美。《旋風九日》劇組搜集了這9天關於鄧小平訪美的所有視頻影像資料，中國的、美國的、歐洲的，歷史鏡頭之外，還穿插了當事人的回憶。按傅紅星的話說：“我們有個理論，現在是一個碎片化的時代，影片就把歷史打碎了給觀眾看。”

他想拍一部有高度、有深度、有溫度的鄧小平。

高度，體現在出鏡人員的身份上。除了當年陪伴鄧小平訪美的中方官員、中南海保鏢，美方的相關人物也都傾情出鏡，其中包括美國前總統卡特、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等。從2014年5月開始，傅紅星帶著團隊，在美國跑得馬不停蹄。“我希望這個影片的視野很開闊，不是狹隘地只有我們中國人自說自話，而要去事情的發生地，看看美國人怎麼說。”

去布熱津斯基家，傅紅星見到了一個小本子，已經發黃了，上面記錄了誰在他們家吃過飯，包括每一頓飯的座位圖。這讓傅紅星感觸良多。“我們採訪的許多美國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去參加鄧小平歡迎宴會的請柬等他們都留著，保存得很完好。我們提的問題，他們的回答都有根有據。”

深度，體現在對影片的把握上。影片不是純粹地按鄧小平的訪美日程表羅列鏡頭，而是“像所有好萊塢大片一樣，作為主人公的鄧小平，他在電影裏是有任務的。為了圓滿完成訪問任務，他要克服一系列阻礙與問題。”圍繞這些阻礙與問題，傅紅星精心設計著情節。

溫度，則體現在對珍貴瞬間的捕捉上。如果說，《旋風九日》前半部分展現的是一個“超人”鄧小平，用一己之力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刮起“鄧旋風”；影片後半部分展現的就是一個“萌版”鄧小平，他會在參觀美國NASA時，面對著航天展示台裏的宇航服和樣品露出癡迷的表情，就像一個眼睛一眨不眨盯著玩具櫥窗的小孩；他會很調皮地對美國人說：“我用一句話來表示我的感謝，這句話用中文講叫謝謝，用英文講叫Thank you。”感冒中的鄧小平、吃牛排的鄧小平、坐進月球車的鄧小平、任孫女在膝上玩鬧的鄧小平……“看著這樣的鏡頭，你能感受到偉人身上最有人情味、最人性化的一面。”傅紅星說。

當然，對一部解密歷史的影片來說，尺度的把握也相當重要。傅紅星在這點上毫不含糊，用尺度來挑戰大銀幕。公安部前副部長、國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長淩雲曾披露，當時收到情報，顯示臺灣方面買通槍手要暗殺鄧小平。傅紅星就去找淩雲核實。3K党成員路易斯•比姆在鄧小平訪美期間搞了場突襲，還好被白宮特勤人員及時攔下。《旋風九日》裏，這段情節被渲染得極富戲劇張力，並增添了2014年在美國尋訪路易斯•比姆的過程。

對一些沒有影像資料的情節，傅紅星還別出心裁地用動畫代替。“一開始審查時有點擔心，畢竟領導人嘛，用漫畫有點不敬的感覺。但時代畢竟越來越開放，沒有任何問題就通過了。”鄧家人看過後說：“‘文革’時關於老爺子的漫畫我們看多了，那會兒都是被打倒的，現在更沒問題。”

曾“打敗”過張藝謀、馮小剛

拍攝《旋風九日》前，傅紅星笑稱自己的工作是“守了7年倉庫”。他在中國電影資料館“雙肩挑”，既當館長，也任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實際上，從1985年復旦畢業，傅紅星基本沒離開過電影工作。“我在上海長大、讀書，專業是中文，但是想拍電影，就來了北京，到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下文簡稱新影廠）工作。它當時有在全世界拍片的條件。”

剛參加工作時，傅紅星拍過很多與邊疆少數民族相關的電影，比如西藏。那個年代，去西藏並不容易。因為條件艱苦，很多人也不願意去。1988年，廠裏要派人去拍藏族同胞過藏曆土龍年，領導最初分派的一位導演不願意去，因為拍攝期間也是漢曆春節。又找到傅紅星，他很開心地說：“求之不得。”簡單收拾一下就走了。

那時的傅紅星，身上有股敢闖敢拼的猛勁。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傅紅星出於新聞紀錄片導演的敏感，帶著一個團隊，從胡耀邦悼念活動開始，天天扛著攝影機拍，像記日記似的。

中國人總說：“三十而立。”33歲時，傅紅星決心要拍一部關於周恩來的紀錄片。他和同事們思考再三，把目光聚焦到周恩來的外交工作。辛苦製作兩年，《周恩來外交風雲》於1998年2月登陸院線。僅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此片的單片票房就突破了150萬元，創造了國產影片在一家影院單片放映的最高票房收入紀錄。而此片1998年的全國票房，則超過了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和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當時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評價它是“新中國外交史的一部教科書”。

觀眾對《周恩來外交風雲》的熱情還未散去，傅紅星又趁熱打鐵，於1998年11月推出了一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片子講述了劉少奇為探索中國命運所走過的風雨歷程，以及他個人命運留給人們的深深反思。讓人最為感動的是片尾。“文革”中劉少奇在遭受批鬥時曾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裏，像恩格斯一樣……你們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結尾部分，正是沉冤得雪後，遺孀王光美攜子女們將劉少奇骨灰撒向大海的情景。

製作完這部片子，傅紅星為自己拍了一張照片，和以前的照片對比，他覺得自己成熟了很多。“一下子懂得了不少人生的哲理，懂得了不被人善待之後，如何豁達地面對苦難。”片子更深遠的影響是對當時的新影廠，“大家突然發現，歷史解密的電影其實是很受市場歡迎的。當然，講好故事也很重要。”

電影與過去不同了

“電影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傅紅星再一次執起導筒已是2014年，對10多年沒有拍過作品的他來說，首要的感受是製作方式。“我拍上一部影片時，還是導演中心制時代，這部影片已經轉變到製片人為中心的時代。大製片廠時代結束了，以前你在一個大廠子裏完成後期的所有制作，現在不可能了。數字化以後帶來的是全球化，你不需要屬於哪里，你屬於你自己就行了。只要你自己夠優秀，就會被選入某個好團隊。”

傅紅星的父親傅泉是一位老革命，12歲就加入陝北公學，當了個“娃娃兵”。“他一輩子把毛主席當成偶像，信奉革命，是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傅紅星也遺傳到了這種理想主義，尤其在導演之路上。“我不想走老路，想超越自己。”他捨棄掉過去駕輕就熟的方法，在新時代裏按新方式來製作《旋風九日》，同時堅持要讓這部片子經受市場的檢驗。因為他更想讓“80後”“90後”瞭解鄧小平的魅力，“這不是什麼老掉牙的歷史，歷史它從來不會走遠，而是會照亮未來。從小處說，年輕人愛喝的可口可樂，愛吃的肯德基、麥當勞都是因為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更不要提那麼多人赴美留學、勤勞致富，他改變了我們這代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你們的命運。”傅紅星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在電影資料館7年，讓傅紅星對電影有了更深的理解。“每個入學的研究生，我都會問他：電影是什麼？他們大多數會認為電影是藝術，我會告訴他們，藝術是電影最裏面的東西。電影可以是政治、是外交、是教育、是語言、是經濟、是歷史、是檔案……它是一切。藝術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把電影做好，才能成為藝術。”

傅紅星知道，“現在的市場很奇怪。有人說《狼圖騰》是文藝片，可是它能賣出7個億的票房。都說願意為電影花錢的是年輕人，可我去影院時，那一場《狼圖騰》的觀眾很多都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你說演員管用，那《太平輪》多少大角；導演管用，《黃金時代》呢，《一步之遙》呢？所以不能責怪任何人，時代發展成現在的樣子，自有其道理，我充分尊重。”

所以，對他來說，拍片子完成自己內心的理想才是正經事。他還有一個最大的夢想，那就是拍一部關於毛澤東的電影，“要讓觀眾熱血沸騰的”。為此，傅紅星已經做了20多年的功課。“毛澤東與鄧小平不同，他本質上是個詩人，非常浪漫。本來藝術就是來源於生活的，而真實的歷史會比虛構更精彩。”

（王晶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