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人理論隊伍最早興起於1972年的批林整風，成形於1973年的“批林批孔”，火爆於1974、1975年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

到了1976年1月，北京市委宣傳組統計表明，全市先後辦起了10958所業餘學校，有241，3萬多人參加學習(其中工人業余學校6833所，學員79，5萬多人)，此外，還有十萬個青年業余學馬列小組，經常有百萬人參加學習。全市竟有240多萬人參加政治學習，大規模地捲入了理論熱潮，很快達到“文革”期間當局所能預期的人力規模極限。

小廠能作大文章

1975年8月8日，北京市委、市革委會負責人丁某在市工農理論隊伍工作座談會上說:“工農群眾直接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積極參加理論戰線的鬥爭，這是歷史的一個創舉，是上層建築領域出現的一個新生事物。”他還指出，這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太差別，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實現黨的基本綱領和無產階級偉大歷史使命的戰略措施。

丁某的講話文本是市委秀才們起草的，這是上世紀70年代黨內最為時興、日漸圓熟的理論腔調，張春橋、姚文元尤其擅長此類寫作，語氣空泛而生硬，來回名詞“拉鋸”，只是滿足官方的一時急需，缺乏紮實的學理。影響所及，北京工人理論隊伍所寫的文章也大都呈現此類空洞文風，由於涉及艱深問題，理解不便，行文更為晦澀、突兀，論及歷史性、理論性較強的話題更要裝腔作勢，擺出“非我莫贏、你錯我糾”的鬥爭姿態。

北京汽車修理公司五廠是一個只有職工829人的小廠，1973年4月就建立起117人的理論隊伍，組建了13個研究小組，其中黨史組准備用一年時間，立志寫一本大部頭的中共黨史。廠黨委王副書記在1975年8月6日市理論工作座談會上，極為高調地表態:“這是時代賦予我們工人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要實現這樣廣泛深刻的革命，只靠研究機關和少數專業人員是不行的。必須放手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我們要想全局，有遠見。不怕廠子小，就怕志氣短。”

“小廠寫大文章”，北京市委宣傳組向市委的報告中屢屢提及汽修五廠的成果。據統計，該廠在幾個月時間內，已寫了四十多篇專題研究材料，譬如政治經濟學小組《正確處理企業內部的生產關系問題》、歷史小組《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所進行的鬥爭)、哲學小組《領導班子執行什麼路線是決定企業性質的根本問題》、中共黨史小組《從解放後四次路線鬥爭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陸)、國際形勢小組《蘇修是怎樣復辟資本主義的)等等。

現在再翻閱這些“很受職工歡迎”的文章，味同嚼蠟，價值全無，只是朦朧地視為當年曾經紅火過的荒唐無趣的歲月物証，看出那個時代社會語言環境的單調和硬梆梆的特性。對于一般工人而言，像“資產階級法權”“商品生產”之類均是一個個拗口費解的理論難題，本無深意，卻硬要從中尋摸出“正確性”。

日益強勢的理論隊

上世紀70年代前期，北京市有文科專業的高校七所，文科教師2100多人，其餘理工科院校有政治教師300多人，再加上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和出版單位專業理論工作者2000多人，這都是北京工人理論隊伍所要倚靠的外部人力資源。同時，高校也有“走出去”的政治任務，迫切希望與工廠建立掛鉤關系。

從快速出成績的考慮，各高校都願意同大廠、重點廠、離市區近的廠建立聯系，主要集中在機械、儀表、鋼鐵、汽車等行業。北京汽車製造廠已有14個掛鉤單位，第一機床廠在一個月內就接待17個高校要求掛鉤。這些大廠不好推卻，只能要求市里統一安排。反過來，有的學校一個熱門系就和五十多個工廠發生過掛鉤關系。

從一些高校上報的材料看，不少教師的理論水平並不為工人理論組成員所看重，時常挑剔出諸多毛病。北大哲學系總支李副書記1975年8月在市里一次座談會上承認:“在今年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時候，拿到工農群眾中去一講，往往就講錯了，許多工農同志提出了意見，糾正了我們的錯誤。”有的教師滿以為自己讀了多少年馬列主義的原著，擔心工人理論隊伍佰水平低，寫不出高標准的材料，就預先擬了一個提綱，從內容到形式都做了詳細規定，然後交給工人照著框框去填寫。

結果工人師傅認為此舉是輕視的行為，嚴厲批評說:“你們所定的條條框框，就像一堵無形的牆把我們兩支隊伍隔開了。”

日益強勢的工人理論隊伍得到官方的支持鼓勵，多方表彰，儼然已是主力軍的姿態，1974年秋季推廣大連紅旗造船廠的經驗，組織了理論分科研究小組，北京全市一時間高達2400多個，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國際形勢、文藝創評等五個學科，標志著當局有著更高的期許目標，彰顯工人理論隊伍正向學術全面進軍的姿態。

此階段，已有個別工人理論輔導員被分派去高等院校和上級機關參加教課和寫書，長期回不了工廠。

北京市樹起幾面標杆性的旗幟，其中北京汽車製造廠以馬鳳鳴為代表的歷史研究小組，寫出《讀封建論》、《鹽鐵論選評》、《水滸選評》、《論劉邦)等書稿，共計25萬字，他們的著書經驗馬上在全市推廣。以老工人金清凱為代表的新華印刷廠國際研究小組，研究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和蘇修的政治經濟危機，編寫了兩本小冊子，在報紙上連載，並在廠內外輔導三十多次，聽眾近十萬人，著力顯現了工農研究國際形勢的最新水準。

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過後總會有一批積極分子受到重用，譬如市級讀毛著先進人物升任市總工會副主任、市公用局工會副主任等職。市機械局共有570多位工人理論小組成員被提拔班組長或工段、車間幹部，有的擔任廠的領導工作，有4020餘名被評為先進職工。在全市範圍內，大多數小組成員則是被廠宣傳部門、工會、共青團、車間黨支部“多頭”抓，經常抽去搞突擊任務，成為企業政冶工作所要仰仗的中堅力。

據1975年5月統計，全市94個區、縣、局級單位大換血，共配備青年幹部159人，其中擔任副書記33人，副主任77人。京棉三廠工人一位輔導員被破格提拔為西城區委副書記，在區委內部“旗幟鮮明地對某些同志的錯誤展開原則鬥爭”，“揭開基層老大難單位階級鬥爭的蓋子”(市委報告語)。市委領導對這種“迎著風險敢挑重擔”的工人行事風格予以贊賞，認為這股新鮮血液強化了無產階級專政戰鬥指揮部的作用。

工人理論小組發展到鼎盛之時，其張揚無比的滲透力在各單位起著不凡的作用，無處不閃現理論的“威力”。譬如市百貨大樓工人小組學習了商品二重性理論之後，同職工一起研究改進服務工作，擴大商品拆整賣零，方便顧客，盡量揮商品的使用價值。有些售貨員懂得了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以後，帶頭把代親威朋友購買緊張商品的錢退了回去。理論骨幹同食品糖果組售貨員一起分析，認為賣給熟人雜拌糖時挑挑揀揀，實際上是裝進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壞思想。

毛澤東去世之後，政治格局演變劇烈，工人理論隊伍起初還承擔丁批判”四人幫”的任務，但難違時勢，不可避免地整體走向衰敗，以至漸次瓦解。

（陳徒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