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初，通曉俄文的瞿秋白將《國際歌》譯介到中國。毛澤東對西洋音樂似不甚瞭解，但對這首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規定的共產黨黨歌，應當耳熟能詳。在他筆下最早出現的有關《國際歌》的文字，大概是1930年7月所作的《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

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

百萬工農齊踴躍，席捲½¬西直搗湘和鄂。國際悲歌歌一曲，狂ì¬為我從天落。

這首詞連同另外五首作於同一時期的作品，以《詞六首》為題，首次發表在1962年5月號的《人民文學》上。郭Ĭ若為此撰寫《喜讀毛主席的〈詞六首〉》。在這篇萬言詮釋文字中，對這兩句作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說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軍，在½¬西、湖南等地，卷起了一次特大的革命風暴，就像從天而降的一樣。“國際悲歌”就是《國際歌》。為什麼要加上一個“悲”字？因為那歌詞是很悲壯的。請聽，那歌聲在呼喚：“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國人民是起來了，在党和主席領導下卷起著一陣又一陣的“狂쬔。

然而，對“國際悲歌”有不同的理解。1964年1月，《毛主席詩詞》擬出版英譯本，毛澤東應譯者請求，逐一解答了32個疑難問題。其中第5個問題即是“國際悲歌歌一曲”，毛的答復是：“悲”是悲壯之意，顯然是認同郭Ĭ若的解釋。（可資佐證的是，毛澤東在審閱郭文時，刪去瞭解讀《憶秦娥・婁山關》的一大段文字，興之所至，以郭的口吻重寫了一段長達600餘字的釋文。）

令人費解的是，郭Ĭ若在“文革”中對這兩句詩又作了“改是為非”的解釋。1968年3月，他在答復北京師範大學《毛主席詩詞淺釋》編寫組的信中道：關鍵在於“國際悲歌”作何解。我曾解為“國際歌”，恐不確。應該是指第三國際的不正確的指揮。宜注意到“席捲”字面，是指廣大農村，並非城市。這可能就是當年英譯者向作者請求解答的疑難所在。此外，1970年夏，林林拜訪郭Ĭ若，亦談到毛澤東詩詞――“話頭一轉，轉到1930年7月《蝶戀花》那首詞，他（郭Ĭ若）反問我，‘國際悲歌歌一曲’你怎麼理解？這出乎我的意外，我說一般都當做國際歌解釋，他不以為然，搖了一下頭。說道那牽涉到第三國際的背景問題，意思是指立三路線的錯誤有國際的關係。”

1962年5月，毛澤東刪改郭文，重寫600餘字，以“解詩之難，由此可見”作結。雖有“詩無達詁”的古訓，但郭Ĭ若的這番改是成非，卻是由理解的重心側向“立三路線”所致。兼為政治活動家的郭Ĭ若，在解釋所崇拜的領袖詩詞時，常有這類出人意表的選擇。

1962年4月，毛澤東審改《詞六首》，吟哦“國際悲歌歌一曲，狂ì¬為我從天落”的詞句，對悲壯的《國際歌》確有追昔撫今的情致。這年除夕淩晨4點半，毛澤東寫給½¬青一則批語：“這裏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後退我。”這則批語寫在12月11日出版的當年第12期《文藝報》上，三篇文章即刊載其中的張光年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歌手》、蕭三的《第一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之歌》和時樂蒙的《唱著革命的戰歌前進！》。《文藝報》編者不失時機地編成這個專¼¬，顯然是對時事的感應。

張光年即《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光未然，時任中國作Ь書記處書記、《文藝報》主編。張文是在《國際歌》作者歐仁・鮑狄埃逝世75周年、皮埃爾・狄蓋特逝世3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蕭三作為國內外知名的詩人，其文側重紀念詞作者鮑狄埃；時樂蒙作為創作過傳唱廣泛的《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歌唱二郎山》等作品的軍旅作曲家，其文側重紀念曲作者狄蓋特。

張光年的主題報告無疑表達出中樞藉《國際歌》兩位作者逝世紀念日的機緣，推進漸趨白熱化的國際“反修”鬥爭的意願：

今天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完全繼承了當年第二國際右翼社會黨人的衣缽。他們自稱為共產黨人，也堂而皇之地唱《國際歌》，但是他們同《國際歌》所讚頌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國際歌》號召全世界勞動者起來鬧革命；他們卻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別人革命。《國際歌》號召打碎舊世界的反動統治，消滅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他們卻極力美化帝國主義的首惡元兇，用和平主義和改良主義來幫助鞏固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國際歌》號召勞動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起來救自己；他們卻不承認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自己解放自己的權利，反而要破壞和出賣各國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事業。《國際歌》號召無產階級思想解放，衝破資產階級的精神牢籠；他們卻用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人類愛的囈語來麻醉群眾，使他們重新墜入牢籠。《國際歌》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他們卻用沙文主義、民族主義和宗派主義來分裂和破壞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團結。《國際歌》號召把革命的爐火燒得通紅；他們卻要釜底抽薪，並且在Ŭ火燃燒的地方大潑其冷水。這就是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他們完全玷污了《國際歌》！對於他們來說，哪里還有英特納雄耐爾的明天呢？

若干年前，毛澤東曾致信張光年等人，批評其文字“政治性不足”，“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上引張光年報告的這段文字，在毛澤東看來，應是政治性十足，文采斐然的罷。毛澤東在推薦張光年等所作紀念《國際歌》作者的三篇文章的同一時段，兩次批示在第一線主持“反修”鬥爭的總書記鄧小平。一次是12月14日，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一文，批示“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從而揭開了點名批判蘇共追隨者的序幕；另一次是12月30日，就《陶裏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批示“可以於今日下午廣播，明日見報”。用毛澤東1964年1月解答毛詩英譯者的話說，就是“從去年起，我們進攻”。

毛澤東看重張光年等人的三篇文章，乃是一貫強調“革命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這一革命功利主義使然。也正是在推崇《國際歌》的同時，1962年12月26日，在七十初度這一天，毛作《七律・冬雲》，歌吟“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次年1月9日，賦《滿½¬紅・和郭Ĭ若同志》，發出“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的號令。

毛澤東將宣傳《國際歌》的三篇文章批示½¬青而不是其他官員，似有深意存焉。在這年9月下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令，並以所謂“反黨小說”《劉志丹》為鑒戒，強調：“凡是要推・¬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½¬青自稱是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哨兵”，在進讒京劇《李慧娘》“鬼戲有害”，《海瑞罷官》“影射現實”的同時，開始了以京劇為主項的“文藝革命”。

自1963年“反修”進入“反攻”階段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不但在播送“反修”文章之後播放《國際歌》，而且將每天早晨的“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以及晚上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的結束曲改為《國際歌》。伴隨著“反修”鬥爭的一陣又一陣風暴，多少國人追隨領袖，憧憬四海（・¬騰雲水Ŭ）五洲（震盪風雷激）出現“國際悲歌歌一曲，狂ì¬為我從天落”的前景。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每天淩晨的開始曲《東方紅》與深夜的結束曲《國際歌》奇妙地結為一體，這真是1960年代的中國極具象徵意義的寫照：一面在傳播媒體上張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旗幟，一面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推行個人崇拜。

張春橋在“文革”中聲稱，無產階級文藝，從《國際歌》到京劇“樣板戲”出現之前，是“一片空白”。À¬大旗作虎皮，《國際歌》 在“文革”中還真交了好運 。1970年問世的鋼琴Ь奏曲《黃河》的收尾，不但糅進《國際歌》的旋律，而且將《東方紅》完整嵌入。筆者鬥膽說一句：這非僅不倫不類，還真是糟蹋了冼星海的曠代名作《黃河大合唱》。

1971年9月下旬，½¬青在觀看京劇《海港》後指示：“用《國際歌》貫串全劇。”此時正當毛澤東為整肅林彪而又一次推崇《國際歌》的嚴重關頭。

1970年8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毛澤東以陳伯達在華北組發表煽動性講話為由，開始整肅“林陳反黨集團”。先是從陳伯達在廬山整理的一份《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入手，毛澤東於8月31日寫出“專批天才論的”《我的一點意見》。為穩住林彪，毛澤東在這篇堪與整肅劉少奇、鄧小平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媲美的Ϭ文中說：

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隨著整肅的步步進逼，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澤東南巡，途徑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分別召見劉豐、華國鋒、劉興元、韋國清、程世清、韓先楚、南萍、王洪文、許世友等各地黨政軍要員，連續發表矛頭直指林彪的談話，為在9月下旬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給林彪定案作輿論準備。毛澤東談到了《國際歌》：

要學習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的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ˬ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 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檔，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麼！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

毛澤東提到的列寧一文，稱《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稱鮑狄埃“是一位最偉大的用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其中有這樣一段流傳廣泛的文字：

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會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將文藝的政治功能發揮到極致的毛澤東，無怪乎稱道列寧的這篇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 然而，不誇大地說，毛談馬克思主義，多半不外乎“六¾¬注我”。如果一方面欣賞和鼓勵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卻一再稱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其實是對《國際歌》的嘲弄和褻瀆。

（馮錫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