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我還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時，被中央委員會借調去執行一項特殊的任務，把毛澤東選集的第四冊翻譯成英文，同時還要重新翻譯在50年代已經翻譯過的前三冊。

毛澤東選集新版本的印行，在當時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對於身為這個精英翻譯組裏的一員，我也覺得是極其光榮的事。

翻譯小組第一次開會，是在前法國大使館。我們這群人都是精銳，有中國最傑出的學者，經濟學家和英語人才。小組一共14 個人，9個中國人，5個外國人，小組領導是孟用潛（編者注：時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是中國的首席美國經濟專家，排名第二的是唐明照（編者注：中國首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以前是紐約地區的左派積極政治分子，後來負責中央委員會聯絡辦公室的英語工作。再者是冀朝鼎，是學者，也是收藏家，書法家，他同父異母的弟弟，外交部最好的英文翻譯冀朝鑄（編者注：被譽為“中國紅牆第一翻譯”，1991年至1996年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後來也加入了這個小組。

其他中國成員包括徐永英，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小組的組長；吳文壽，外語新聞主任；錢鐘書，這個大家都知道；裘克安，外交部翻譯組組長；陳翰笙，中國知名的歷史學家；以及來自外語學院的程振求，他擔任整個小組的秘書及處理所有雜務。

除了我之外，小組裏還有兩個美國人，一個是來自佛吉尼亞的法蘭克•柯（Frank Coe），是個馬克思經濟學者，在羅斯福新政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都在美國財政部擔任要職，後來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執行秘書長，為了反抗麥卡錫主義，流亡中國。另一個是他的密友艾德勒（Sol Adler），他在英國出生，也是經濟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美國財政部工作，加入了美國藉。

英國人是沙皮諾（Michael Shapiro），新華社的外國專家，負責潤飾英語新聞稿，還有一位是愛波斯坦（Israel Epstein），左派的中國史專家，他出生在波蘭，年輕時被帶到中國，在天津的美國學校裏長大。

我們在一起工作了近兩年，從週一到週五，每天八個小時，共翻譯出近500頁的毛澤東選集，包括1951到56年間曾在英國印刷發行的第一冊到第三冊，內容包括對日戰爭結束前的所有毛澤東著作。新的第四冊是包含從國共內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之間的重要文件，比如毛澤東有關人民民主專政的論文，他對美國國務院對中國問題白皮書的討論，還有一些重要的軍事文章。

毛澤東急著想發表這些作品，所以我們日夜趕工。他已經看過全部中文稿，中央委員會也都認可。但我們不是原始譯者，負責翻譯初稿的，是另一個中國人小組，在北京郊區的一個賓館工作，不和我們在一起，他們都是從外交部、廣播事業局和新華社調來的一流好手。但我們的層級高過他們，我們正式的名稱是“定稿小組”，負責潤飾，對譯稿的風格、準確性、清晰度及是否忠於原著，有最後決定權，可以質疑並改正任何有疑問的地方。

程振求每隔幾天就開車到郊區拿中國人小組剛剛完成的翻譯。他們的進度永遠在我們之前。他們奉命直譯毛澤東的原著，表現很稱職，但文體及措辭往往有不恰當的地方，要不就是翻譯的不夠準確。

我們的工作方式，首先，所有人圍坐在長桌旁，每個人面前都有一杯很濃的茶，組長坐在桌子的一端，先跟大家公佈當天的工作計畫，然後開始討論。

討論方式是兩人一組，逐字逐句審閱中國組員翻譯的草稿，並挑出其中個人認為有問題的地方。在我們分組討論的時候，程振求會記錄我們的討論。分組討論結束後，各組向全體人員報告，全部結束後，全體人員再重複最初的逐行、逐句、逐字討論，並針對彼此發現的問題進行辯論。在如此細緻的討論後，一天能完成半頁，大家就會慶倖進度不錯。但通常，我們一天只能完成幾行的討論，尤其是碰到毛澤東哲學式的筆法，有時一天只能完成兩行。

這種討論方式，常常令我們陷入口角。

我在組裏是比較麻煩的一個人。我主張直譯，對自己在兩種語言的政治性和精准運用上很有信心，因此對自己認為絕對能正確表達毛澤東本意及風格的翻譯，絕不輕易退讓，有時候別人的譯法也相當正確，而且文體較佳，但我認為不夠精准，會不惜長篇大論的爭論。

有時候我們會問毛澤東本人的意思，請老孟（編者注：指孟用潛）代為轉達，他就通過中央當局往上呈報，但他給我們的回答不是每次都有用。

有一次，我們問毛澤東一段有關土地改革的文字，大意是不要殺太多人，且不要毫無目標的亂殺，那麼多少人算是太多？他的回答是—如果多殺了一個人，那就是太多了。

有時我們為無足輕重的事吵得最凶。我們在重新翻譯毛澤東的《矛盾論》時，就為了如何表達“矛盾”這個詞大吵了一頓。一個矛（spear）和一個盾（shield）才合成了矛盾（contradiction）這個詞，由於中國沒有複數的表達，那到底是“矛盾”（contradiction）？還是“許多矛盾”（contradictions）呢？

包括我在內的一派認為“矛盾”隱含的意思是“處在矛盾狀態中”，或是“矛盾的一般觀念”。文章主旨是在闡述充滿宇宙的許多矛盾，並非闡明矛盾狀況的本質。因此，文章的題目要用單數，但不能同意內文全部使用單數。另一派則認為，“矛盾的觀念”是毛澤東文章中的重點，因此單數形式是唯一的選擇。在爭論好幾天沒有結果的情況下，我們終於決定根據文章中這個字的每個個別用法，來決定是用單數還是複數。

有時候毛澤東也會引用一些俚語，這把我們搞得更加天翻地覆。比如，他在一次演講中呼籲所有幹部，講話不要太冗長，太瑣碎，用了句湖南話“就像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絕大部分組員同意用slut來代表“懶婆娘”，我卻認為這個詞在美國代表著“娼妓”或者“蕩婦”，改變了毛澤東的原意，所以不能接受。如果毛澤東的原意是指英文中的“slut”，他就會用更加中國化的表達，比如“破鞋”，或者“野雞”，所以我認為更合適的詞是“slattern”（舉止隨便的女人）。

牛津字典支援用“slut”，而韋氏大辭典支持我的觀點，大家都很激動，爭得面紅耳赤。為贏得這場辯論，我不僅用“程式發言”阻撓會議，還遊說了一群在北京的美國人。

還有一件事，我曾翻譯過毛澤東最有名的一段文字，他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像遵守紀律般服從領導，以及像奉行原則般的追求真理”。在翻譯這段文字時，我特別用了“obedience”這個詞，就是“服從”。

唐明照激烈反對。他認為，我根本就不瞭解毛澤東理論的最基本教義。他解釋，所有黨員都必須服從黨的決定，即使個人認為是錯的也不得公開反對，但每個黨員依然必須堅守己見，並且一有機會，就應該不停在黨內向上級反映力爭。所以，唐明照覺得“obedience”這個詞過於被動、悲觀，而且這個詞無法兼顧個別馬克思信徒對原則的奉獻，以及領導者及被領導者間應有互動的雙重意義。所以，他建議用“compliance”（較積極，有承諾意味的服從）來代替。唐明照的意見獲勝。

整個翻譯小組雖然爭辯不斷，但是在如此緊密的空間下一起工作，有時必須結合起來以支援共同的想法，有時又要彼此辯論。大家經常一起吃飯，這些都使我們很自然而然變得親密起來。有時我們也一起休閒，比如結伴去看平劇（京劇）或是歌舞表演。

（李敦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