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有一批同情中國學生運動的外籍教師，他們對母親(龔澎——編者)的成長和影響至深，如眾所周知的埃德加.斯諾，1933年至1935年他是新聞系擔任客座講師的外國記者之一。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則在校內旁聽哲學與美學等課程。斯諾對待學生平易近人，他喜歡用啟發武教學，不久，很多學生都成了他的朋友。

母親很快結識了斯諾夫婦，大家經常在一起談天，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當時國民黨軍警不能隨便進入外國人的住所，因此，斯諾夫婦的家就成了相對的安全島，進步學生在這裏可以看到外面看不到的“禁書”，比如史沫特萊寫的《中國紅軍在前進》等深受歡迎的書籍，還可以聽到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以外的聲音。  ”

1937年3月的一天下午，母親和趙容聲、柯華、陳龍、王向立、朱邵、李執、鄭懷三、靳明等20多名同學，課後相聚在夏仁德教授(Randolph Sailer，美國人，燕京大學心理學教授——編者)家中的客廳裏，大家聽取了愛德格.斯諾介紹的陝北蘇區之行，並且榮幸地首先看到即將問世的《紅星照耀中國》  (Red  Star OveI.China)的英文打字原稿。

愛德格.斯諾在書中寫道: “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些清新生動的文字和圖片立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該書於1937年10月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傳遍全世界。1938年在上海由秘密共產党人胡愈之安排譯成中文，以“複社”的名義出版，為了適應當時的環境，中譯本書名改為《西行漫記》。此後斯諾夫人海倫再次采訪延安。撰寫了《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中文版譯為《續西行漫記》。

斯諾夫婦向同學們展示了200餘張陝北照片，還為他們放映了在延安拍攝的小電影。由於長期以來國民黨對紅色根據地的封鎖，人們很難看到解放區的真實面貌。正如海倫.斯諾所說，在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任何其他的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書刊上講出真話。

解放區究竟是怎樣的一片天地呢？在斯諾家的小小銀幕上，母親第一次看到了生氣勃勃的延安和兵強馬壯的紅軍，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革命領袖神采奕奕的形象，她仿佛來到了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世界，呼吸到一縷清新的空氣。

會後，母親向斯諾夫婦借閱了《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原稿，並利用業餘時間翻譯列印了其中的精彩章節，開始在燕大同學中傳閱，而後開始在北平的各大中院校傳閱。可以說，她是第一個把《紅星照耀中國》部分章節翻譯成中文並在學生中傳播的人。在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刊出的一張照片中，我看到了母親和大姨，她們和參加學生運動的幾位同學站在一起，盡管打著傘，我還是認出了她們年輕的身影。

《紅星照耀中國》對幫助當時青年學生瞭解認識中國共產党和它的卓越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傳方式所無法替代的作用。在此前後，很多當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都先後奔赴延安，母親與斯諾的友誼也持續了一生。

1937年初夏，母親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在母校聖瑪麗亞女中教授地理課，並以此為掩護，在上海基督教學生團體聯合會(簡稱“上海聯”)進步學生中開展地下黨活動。

在此期間，母親認識了許多高校學生領袖。此時斯諾夫婦也住在上海，他們與燕大的同學一直保持著聯系。

這一年的8月13日，日軍進攻吳淞口，上海軍民浴血淞滬保衛戰，為支援前線，母親積極參加地下黨組織的賑濟扶傷活動。10月間，斯諾夫婦在位於上海泰興路的公寓中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母親把斯諾和他的夫人海倫介紹給在場的近20名進步學生。那一次，正巧遇到胡愈之先生把胡仲持等《世界知識》雜志的同仁們剛翻譯好的《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稿帶到上海，在場的學生們有幸看到了這本中文全譯本。母親又先睹為快，情不自盡地朗讀起來……

11月11日，上海淪陷。一個月後，南京失守，30萬軍民慘遭日寇大屠殺。祖國半壁江山已是遍體鱗傷.

深思熟慮後，母親決定和幾個燕大同學一起奔赴延安。她向姥爺告別時，沒有說出真正的去向，但老人已猜到了八九分。在上海家中，姥爺已經看過母親所譯《紅星照耀中國》的部分章節，他對書中描述的紅軍領袖十分敬佩。雖然姥爺很希望女兒留在自己的身邊，可他憑著自己的判斷，認定女兒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老人默默地同意了，他堅定地對母親說:  “如果你認為你的選擇是正確的，那麼你就要堅持下去，不要回頭!”

（董柞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