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地勢險要，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抗戰中，這裏曾是八路軍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是華北抗戰的主戰場。當年，抗戰名曲《在太行山上》，以戰鬥的姿態成為插人侵略者心臟的一把“鋼刀”。

寫在香煙紙上的抗戰名曲

《在太行山上》這首歌的曲作者眾所周知是冼星海，詞作者桂濤聲卻鮮為人知。

桂濤聲，原名桂獨生，1906年出生在雲南沾益縣卡郎村一個回族農民家庭。15歲時，桂濤聲以優異成績考入學制5年的雲南省立曲靖師範公費學校讀書，後被雲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破格錄取。期間，他深受反帝愛國新思想新文化的薰陶，積極投入學潮，因而被校方開除學籍，後回曲靖母校擔任美術教員。他結合教學活動，不失時機地在學生中傳播馬列主義，因而被指責搞異端邪說遭解聘。

1928年4月，桂濤聲經友人介紹，到廣東韶關國民革命軍第十六參謀處擔任上尉書記。同年5月，經中共地下黨組織考察後，他被吸收入黨，肩負在國民黨軍中秘密策動官兵參加革命的特殊任務。全國抗戰爆發後，愛國知識分子紛紛投入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桂濤聲與柳堤、周巍峙在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帶領下，奔走山西，進行抗日宣傳。

1937年9月3日，李公朴帶著桂濤聲去太原見周恩來和彭雪楓。周恩來向桂濤聲談到了正在組建“國民革命軍戰爭總動員委員會”的事，桂濤聲便以“戰總會”宣傳部工作人員名義，參加了陵川縣犧盟會的民眾幹部訓練班。按照党的指示，桂濤聲任“第二戰區行營遊擊隊第一支隊”政治代表。

太行山地區東部陡峭，西部徐緩，戰略地位至關重要。抗戰期間，八路軍在太行山區站穩腳跟，建立起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使這塊戰略要地真正成為中華民族的脊背。當年日本人說:“打開了太行山就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

陵川縣位於中原腹地，地處晉豫兩省交界、太行山南端最高地帶。抗戰爆發，山西實行專署建制之後，陵川屬山西省第五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管轄。該專署原為閻錫山所轄政權機構，不久變為共產黨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政機構。

桂濤聲來到陵川，為太行山的壯觀景色所驚嘆，更為抗日軍民的救亡熱情而感動。作為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太行山區的人民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桂濤聲忙著參加犧盟會的各種活動，到街頭演說，宣傳“遊擊戰爭”、“統一戰線”。為增強宣傳鼓動效果，桂濤聲與冼星海等配合，創作了許多富有鼓動陸、戰鬥性的抗日戰歌。如《送棉衣》、《歌八百壯士》、《點後曲》等歌詞就是在這時期創作的，並在《戰鬥》和《救中國》雜志上發表.

1938年4月初，日軍3萬餘人分9路進攻八路軍總部，企圖摧毀太行山根據地。八路軍貫徹毛澤東的遊擊戰思想，粉碎了敵人圍攻，殲敵.4000余人，進一步奠定了以太行山為中心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的基礎。在隨遊擊隊轉戰陵川的過程中，桂濤聲目睹了太行王莽嶺的“千山萬壑”後，又親身感受到了抗日軍民才是真正的“銅壁鐵牆”，觸景生情，醞釀半年多的詩篇《在太行山上》從心底進發了出來，他隨手寫在香煙包裝紙上。

歌詞是歌曲的基礎。一首讓人心潮澎湃的歌曲，必然有讓人熱血沸騰的歌詞。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看吧!

千山萬壑.鐵壁銅牆!

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

敵人從哪里進攻，我們就要它在哪里滅亡!

當時正是國共兩黨聯合抗戰的高潮期，尤其在山西一帶，國共兩黨部隊共同抗擊敵人，成為當年合作的模範區。熟悉太行山地理的人都知道，“千山萬壑、銅壁鐵牆”的山川地貌，以隆起最猛烈的陵川東部最為明顯，此處與“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丘陵風貌截然不同。六泉地處陵川縣東部山區，境內的佛山，海拔]791米，被譽為南太行的最高峰。少有人知的是，這裏是抗戰名曲《在太行山上》誕生地。

家住陵川的老人趙志存和武文德，成為那段歷史的見証人。趙志存曾回憶:“我是18歲那年，也就是1938年間給桂濤聲做通訊員的。當時他是八路軍第二戰區行營遊擊司令部的黨代表，大家都稱呼他‘桂代表’。他住在城隍廟縣政府所在地，早上我給他煎三個荷包蛋，做一碗小米稠飯，上一份豆芽、豆腐小菜。我經常看到他拿著鋼筆不停地在紙上寫著。卻不知道他是在搞歌詞創作。”趙志存記得，桂濤聲愛講話，經常帶領他們年輕人喊“中華民族萬歲”。

武文德回憶，1938年春天，一些抗日武裝來到了陵川，他們住在八蠟廟，貼出了招收文藝兒童團的廣告，一共有17名兒童參加了陵川抗日兒童文工團，當年14歲的武文德是其中之一。武文德記得裏面有一個“桂代表”，他曾多次陪著吃派飯。“桂代表”帶領兒童團下鄉，老百姓給他做雞蛋拌湯，他堅持吃糊飯(當地用小米和玉米麵做的糊狀早餐)，非常樸素。

武文德在回憶中提到:1938年5月3日晚，在太行山脈佛山腳下的六泉，他所在的兒童宣傳隊演出抗日劇目，次日淩晨3時便由六泉村一位叫做牛雙泉的農民帶路，走了4個鐘頭登上佛山山頂。當師生們登上佛山頂時，一輪紅日蓬勃而出，大家不禁歡呼起來。披著圍巾的陵川民眾小學女教師李曼激動地指揮隊員們唱起革命歌曲。“當時桂濤聲、冼星海也和我們一同登上佛山，二人即興創作了一首歌曲，並教給大家一起唱了起來。”武文德說，教唱的歌曲就是後來的《在太行山上》。

響徹太行的戰歌

1937年10月，冼星海隨上海救亡演劇二隊到武漢，年底進入由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音樂科主任，主持抗戰音樂工作。冼星海一邊參加演劇二隊的演出，一邊忙於組織歌詠隊，深入學校、農村、廠礦，教唱救亡歌曲。在冼星海等人的努力下，武漢出現了上百個歌詠隊。在為《在太行山上》譜曲前，冼星海已為桂濤聲的《送棉衣》譜過曲。

1938年6月的一天晚上，冼星海剛剛回到音樂科所在地武昌曇華林，桂濤聲急匆匆地來了，說:“我是從山西來的桂濤聲，想請星海同志為太行山的戰友們譜一支隊歌。”冼星海趕忙出來迎接。桂濤聲寫的歌詞把太行山中游擊健兒的緊張戰鬥生活和勇敢頑強、樂觀開朗的性格描繪得活靈活現，冼星海看完歌詞興奮不已，隨即音樂靈感來了:由舒展寬廣明朗向上的小調主旋律，引出戰鬥性的進行曲旋律，既充滿青春朝氣，又有豪邁精壯的氣勢。冼星海趕緊用筆把思路記了下來。

送走客人，冼星海依然被遊擊健兒們的事跡深深感動著，坐在鋼琴前反復琢磨、構思，連夜將歌詞譜寫成一首二部合唱曲。歌曲旋律兼有抒情性和進行曲風格，實現了戰鬥性與革命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

7月，周恩來和郭沫若正在武漢做組織紀念抗戰一周年群眾歌詠大會的准備工作.得知桂濤聲和冼星海創作了這首《在太行山上》，確定《在太行山上》在武漢紀念抗戰一周年歌詠大會上演唱。

不久，冼星海先將作品拿到“星海歌詠隊”試唱，又對個別曲譜進行了修改。這年了月，武漢紀念抗戰一周年歌詠大會盛況空前，《武漢文史資料》這樣記載:長江“水上歌詠大會”尤其動人，無數條大小船隻上都有歌詠隊在唱歌，高亢的歌聲以武漢江面為中心，匯成了洶湧澎湃的歌的狂潮。《在太行山上》由張曙、林路、趙啟海等在大會上演唱後迅速在大後方、在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廣泛傳開，鼓舞和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抗日民眾奔赴戰場。

冼星海在《創作劄記》中說:《在太行山上》“寫成後在漢口抗戰紀念宣傳周歌詠大會上由張曙、林路、趙啟海等唱出，聽眾大聲喝彩，要再唱，此後又傳遍了全國。現在太行山的遊擊隊以它為隊歌，老百姓、小孩子都會唱，到處聽到‘敵人從哪里進攻，我們就要它在哪里滅亡’的句子!”

《在太行山上》受到熱烈歡迎，被廣泛傳唱，極大地鼓舞了全中國人民的抗8.0青緒，收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特別是在太行山區影響最大，隨即成了遊擊隊隊歌，根據地內掀起了新的參軍熱潮。朱德總司令聽到這首歌曲後，十分喜歡，大加贊賞。他不但要求八路軍總部機關人人會唱《在太行山上》，還親自把《在太行山上》歌詞抄錄下來，隨身帶，不僅自己學唱，還要求全軍學唱。很快，《在太行山上》風靡太行山區，歌詞“敵人從哪里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里滅亡”成為最響亮的戰鬥號角!

《在太行山上》這首膾炙人口的抗日經典歌曲體現了太行兒女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英勇頑強的革命精神，是太行山區軍民向天而歌的戰鬥號角，是中華民族頑強不屈的洪鐘大呂，是民族抗戰的英雄史詩，表達了全中國抗日軍民的心聲和億萬華夏兒女的報國熱情，成為鼓舞全國廣大抗日軍民英勇殺敵，消滅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推動力。

太行精神穿越時空

1938年8月，桂濤聲到國民黨第九軍四十七師政治部擔任少校幹事。1939年秋，國民黨在軍官中號召，“凡非常國民黨黨員軍官，必須加人國民黨，違者革職。”桂濤聲桂與幾位進步軍官蹉商認為: “既處此情況，那就不管它是六畜同槽還是大垃圾箱，為便於開展我們理想中的工作，看來只有參加了：”桂濤聲與他人集體參加國民黨後，得到師長裴昌會的信任，委任為師部秘書，並交代：凡屬秘書的一切公務要斟酌處理好，不要事無巨細都去找他。從此，凡國民黨上級來件.都經他親自訴閱，如發現有攻擊共產黨的、有礙統一戰線不利團結抗日的公文，他就冒著風險一燒了之。但他的活動，終被特務懷疑，作為監視目標遭到搜查，不久即以“吃國民黨的飯，幹共產黨的事”為罪名將他抓捕。軍長陶峙嶽對所控內容逐條審訊，桂濤聲一口否認。在毫無証據的情況下，便將桂濤聲關押在政工大隊待查處。後雖得到師長裴昌會保釋，但桂濤聲在軍中已無法再工作下去。

1941年2月，桂濤聲脫離國民黨軍營後，到洛陽中學要求教書.校方仰慕其名而應允，分配他擔任語言教員。從此，他又在學生中繼續堅持宣傳馬列主義，又被學生中的一個三青團頭目盯住，向校長告發，不久被辭退。

1943年4月，洛陽失守在即，桂濤聲奔走西安另謀生路。途中被土匪浩劫一空，忍飢挨餓，徒走到西安，巧與原在“幹訓團”的同事董文淵相遇，受邀到其主辦的“大陸圖書公司”參與編輯出版《金絲鳥》雜志。1944年2月，又到李繼穀私人辦的鳳翔進修班教書。據說在西安時，有人“勸說”他把《在太行山上》一曲的某些詞句作一改動，但他一口拒絕，一字不動。

l945年抗戰勝利後，桂濤聲從西安到上海複興中學教書.由於校長依仗權勢，蠅營狗苟，貪贓枉法，他十分不滿，僅任教半年便托人介紹，轉入上海育才中學任教。因他有被捕又出獄、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後一系列曲折經歷尚待查証，重新人黨之事便被擱置下來，雖然黨組織關系未獲得恢復與解決，但桂濤聲衷心擁護和熱愛中國共產黨，把黨的事業看成自己的事業，為黨和人民忘我工作。從1950年至1977年，他一直兼任上海音樂協會副主席，為党的文藝工作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吳志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