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諾貝爾獎是中國人孜孜以求的夢想。在世界範圍內，從1901年以降，共有超過700人(或組織)獲得過諾獎，包括近600名科學家獲得自然科學獎，美國就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以上。 即使是中國的近鄰、僅有一億多人口的日本，也有20人獲此殊榮。相比而言，作為一個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從1957年起到現在，共有16名在中國出生的諾貝爾獎得主，而這一數字並沒有讓中國人擁有痛痛快快的自豪感，因為除了其中一些華人諾獎得主已遠赴他國成為“外國人”，還有一些諾獎因歷史或政治因素的牽涉而始終伴隨爭議。

雖然2012年第一位中國籍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令人興奮，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更讓中國人充滿期待，因為它更能體現國家實力和科技水準。所以，當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消息傳來時，中國人難掩心中的激動。因為她不僅是第一位獲得科學領域這一至高榮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而且是第一位由中國本土培養的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沒有英雄的英雄主義時代

然而，舉國歡慶之餘，似乎又遭遇了一種尷尬： 使得屠呦呦獲獎的與青蒿素有關的研究主要是在上世紀70年代文革期間進行的，而且，這一代號為“523”的專案發起的目的與戰爭有關，而與全球健康的宗旨相去甚遠。當年“參戰”的科研人員在取得最終的成果時，他們可能並沒有料到，青蒿素類藥物會在後來超越戰爭與國界，成為全球治療瘧疾的最有效的療法，並在非洲和亞洲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沒有人能夠否認，青蒿素研製成功的意義，與當年“兩彈一星”、核潛艇、沙眼衣原體的發現、牛胰島素合成和雜交水稻的種植推廣相比毫不遜色。那是一個沒有英雄的英雄主義時代。事實上，不少人默默無聞，即使有科學論文發表，也很少強調個人的作用。直到很多年以後，世人才知道，這些科技成就的背後都有著一個個閃光的名字：王淦昌、鄧稼先、彭桓武、湯飛凡、鈕經義、袁隆平…… 他們可能無法像古希臘伯裏克利時代的希波克拉底、柏拉圖、歐幾裏德等人那樣在歷史的星空中閃爍，但是，他們所取得的一項項科學成就，增添了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底氣;在那個年代，也被用來激發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為革命理想而獻身的雄心壯志。

猶記得小時候的夏日，在農村仰望天空時，忽聽有人指著天上一顆一閃一閃、緩緩移動的星星說：“看，那是我們的人造地球衛星! ”不論是否聽到過從那裏傳來的《東方紅》樂曲聲，那一刻，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份自豪和憧憬。

在談到這些歷史性的成就時，我們不得不提及舉國體制下的會戰式科研。在這種體制下，科學研究的通常的做法是：上級下達研製任務後，相關機構——即使相互之間沒有隸屬關係——立即組織調動人力資源，投入精兵強將進行科研大會戰，力求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成果。這種科研模式是與當時的政策執行體制高度契合的。毫不奇怪，在一個政治資源高度集中而政府機構的功能性區分不明顯的科層體制下，領導人的一言一行都被賦予了政治含義，而任何在政策執行中的消極態度，都會被詮釋為對領袖個人權威的挑戰。在這種一呼百應式的體制下，每個人都不敢懈怠，都有強大的動力、壓力和激情，通過積極的行動來表達對制度和領袖的忠誠。

在此意義上，運動式科研體制能夠在較短時間裏克服官僚體系的惰性，有效動員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投入到上級指定的科研專案中。同時，它也採用重點攻關、大協作、集體主義精神和公開學術討論等形式，其中的很多形式也符合現代學科發展的重要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交叉、融合、綜合性等必備的特徵。正如屠呦呦本人所說的那樣，“全部的研發團隊大協作，努力促進了青蒿素的研究、生產和臨床(試驗)，解決了當時國內外投入大量工作而沒有得到結果的耐藥性瘧疾的治療問題。”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中國雜交水稻的研究上。1972年，雜交稻被正式列為國家重點科研專案，全國性的協作攻關開始：30多個科研單位參與、使用上千個水稻品種與袁隆平團隊發現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進行了上萬次測交和回交轉育試驗。在此基礎上，袁隆平選育成功中國第一個應用於生產的不育系水稻。1975年，在當時國家領導人的支援下，雜交水稻在中國南方得到加速推廣，最終解決了中國數以億計人口的吃飯問題。

舉國體制與政治之禍

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在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所有重要科研成果幾乎都是仿製或趕超型的。不論是汽車、飛機的製造，還是“兩彈一星”的研發，都不完全是原創性成果。雜交水稻研究雖然在中國是具有開創性的，但是世界上首次成功的水稻雜交是由美國農業專家亨利・ 貝切爾( Henry Beachell)於1963年在菲律賓完成的，因而他也被認為是世界上優化稻米品種的最重要的人物。

1965年9月17日，中國科學家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種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質——結晶牛胰島素。雖然楊振寧有意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提名這一研究成果，但最終結晶牛胰島素的研究並沒有拿到諾獎。曾有傳聞稱，這一結果是因主要參與者太多，且中國官方當時出於政治原因而拒絕了楊振寧的提議。然而，根據參與這一課題的北京大學化學系研究組組長張滂教授的觀點，諾獎必須是完全創新的成果，但中國合成胰島素用的都是已知的、每個國家都應用的多肽合成的方法，並非完全創新，所以無緣諾獎也不奇怪。

當然，中國並非沒有完全原創性的科研成果，但說這些成果與舉國體制有關則很牽強。數學家陳景潤對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的突破性進展自不待言，沙眼衣原體的成功分離，可以算得上是真正諾貝爾獎級的成果——由於湯飛凡教授的發現，人們尋找到了治療沙眼病的藥物，使一度是致盲重要原因的沙眼病病例迅速減少。但這項研究從1954年發起到1958年取得突破，整個過程幾乎全部是湯教授領銜，在他的實驗室裏獨立完成的。

相反，在那個科學為政治服務的年代，舉國體制的弊端暴露無遺。建國初期，蘇聯偽科學家李森科的遺傳學理論被國內接受為正統學派而得到強制推行，這不僅導致對談家楨等人篤信的摩爾根學派遺傳學理論的壓制(後者被認為是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理論有衝突的“資產階級科學”)，也影響了中國的農業政策。大躍進時期(1958年-1961年)，中國大力推廣基於李森科偽科學理論的密植措施(把種子遠密於常規來播種，並且假設這些種子間不會相互競爭)，導致農業大幅減產，成為最終造成嚴重饑荒的重要原因。

（黃嚴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