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党開展了一系列積極的外交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過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先後訪問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贏得了蘇聯對新中國的大量援助。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開始，由於中蘇兩黨嚴重的分歧，再加上後來蘇聯單方面撕毀協定，突然撤走援華的全部專家，從而導致中蘇關系破裂並一度走向對立。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中蘇關系恢複正常化，中蘇兩國才再度開展軍事技術合作。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蘇聯還是俄羅斯都對我國進行了大量援助，並對我國建立完善的工業體系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蘇聯單方面撕毀援華協議，不僅給新中國的建設造成難以估算的損失，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以至於長期以來，人們一提起蘇聯對華援助就想起了它的背信棄義，從而全盤否定蘇聯的對華援助。近年來，蘇聯時期的檔案解密和中國外交部60年代的檔案解密，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本文在梳理新近解密的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僅就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加以綜述，以使人們能夠真正瞭解蘇聯對華軍事技術援助，並客觀公正地看待兩國關系的歷史。
史達林時期由懷疑轉向支持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就考慮到未來新中國一系列建設的問題，並於1949年6月，第一次派出以劉少奇為團長的正武代表團秘密訪蘇.這次中共代表團訪蘇的主要任務有兩項:一是向蘇聯介紹中國革命的形勢、任務和必勝的前景；二是爭取蘇聯並通過蘇聯爭取世界各友好國家對新中國的支持和承認。因為在此之前史達林曾一度對中國革命能否成功有疑慮，並在1945年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受這個條約的制約，蘇聯當時一直不敢公開支持中共。為避免中國內戰，史達林還於1945年8月給中共中央發電報，他認為:“如果中國內戰爆發，將導致中華民族的毀滅。”
然而，中國革命的形勢與史達林的預見相反，中國共產黨僅用三年多的時間就即將奪取全國的勝利。特別是史達林在會談中聽了劉少奇對中國革命形勢以及成立新中國的全面介紹後，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並主動作了檢討。他在一次會談中歉疚地說: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過你們的，你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們的講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瞭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講錯話。不過，如果我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得好，我們會注意到的。史達林主動向中共代表團公開作自我批評，讓中國代表團深感意外，同時也感到史達林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很大改變。
在接下來有關對中國援助的會談中，史達林對劉少奇說，打算給新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年息l%，每年6000萬，5年貸完，中國10年償清。當毛澤東得知此事後，非常滿意，便打電報給史達林說，l%的利息太低了。史達林幽默地對劉少奇說:“我們給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貸款利息都是2%，考慮到中國還在打仗，所以優惠點。如果你們願意高一點，我們也接受。”但蘇聯很快又提出了貸款附加條件，主要是要求中方“將中國不再使用的全部剩餘的鎢、銻、鉛、錫提供給蘇聯政府”，期限為14年，前4年以易貨方式提供，從1955年開始作為償還貸款的供貨。而蘇聯提出數額遠遠超出了當時中國的生產能力，據此，周恩來在後續談判中提出免除鉛、減少錫和銻的供貨，經過反復談判蘇方最後接受了中方的請求。然而，這個附加條件的提出，以及蘇聯要在協定中解釋年息l%是對中國的特別優惠條件，已經使中方，特別是毛澤東感到莫斯科盛氣淩人的味道。這或許也是毛澤東不願意向蘇聯多貸款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些貸款遠遠低於蘇聯對東歐國家援助的數額。毛澤東對此解釋說:“我們所以不提較多的要求是因為在目前數年內多借不如少借為有利。”
新中國成立僅兩個多月後，毛澤東第一次出訪就選擇了蘇聯。這次訪問時間較長，從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為史達林70壽辰祝壽，再就是要與蘇聯重新簽訂一個友好條約。在第一次與毛澤東會談時，史達林也表達了蘇方的想法，他對毛澤東說:您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這與中方的想法不謀而合，毛澤東便幽默地說: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然而，史達林和蘇方人員對這種表達方式難以理解，全都目瞪口呆，貝利亞竟然笑出了聲。於是，隨行顧問兼翻譯師哲直譯後又解釋說: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讓世界上的人看到的是冠冕堂皇的；好吃，就是有內容、有味道、實實在在。
毛澤東又接著說:劉少奇回國後，中共中央討論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問題。史達林這才搞清楚中方的意圖，說:這個問題可以討論解決。可他又提出需要明確的是，應當保留1945年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呢，還是聲明將對它進行修改，或現在就做修改呢？史達林的顧慮在於這個條約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的，他的想法是不要在法律上給美國、英國留下任何藉口。因為新中國不受雅爾塔協定的約束，所以毛澤東說:在國內討論時沒有考慮到美國和英國在雅爾塔協定上的立場問題。
在談到旅順口蘇聯駐軍中長鐵路問題時，史達林表示要根據中方的要求做，可以名義上保留(不修改協定)，實際上撤離。毛澤東則認為，旅順口和中長鐵路目前的狀況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海軍，蘇聯繼續在旅川頁口駐軍，可以增強新中國抵禦侵略的力量；中長鐵路可以給中國培養鐵路幹部和工業幹部。
然而，在簽訂條約問題上，史達林認為蘇聯受雅爾塔協定的約束，希望中國能主動提出，這樣蘇聯可以避免“強加於人”之嫌。而毛澤東則認為，蘇聯是對華援助的一方，簽訂條約應該由蘇方提出，可是當他聽了史達林關於雅爾塔協定的一番話，以為史達林是在托詞，是蘇聯要繼續維持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所有條約和協定，不願意再與我們簽訂新的條約。在後續談判中，史達林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便顯現出來，盡管他主觀上對中國，特別是對毛澤東很尊重，與他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領導人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但在會談中還是不自覺地表現出了“老子”的“威嚴”。尤其是在會談條約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史達林甚至提出了干涉中國內政的內容，這讓毛澤東無法容忍和接受，因而在會談中屢屢出現不快。
多次會談後，中蘇兩國領導人對條約的原則和內容基本達成一致。隨後，由蘇方起草了一個條約草案。周恩來看了後說:不對，我說的許多內容沒有包括進去，要修改。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的匯報後說:“我們自己重搞一個吧。”於是，周恩來又把王稼祥和陳伯達找來一起商量。毛澤東與大家商量定下條約基本原則和框架後，主要由周恩來起草。周恩來花了整整兩天時間寫出文本，再讓師哲譯成俄文，交蘇方徵求意見。沒想到蘇方看後，沒做什麼大的改動，表示完全滿意。
經過中國政府代表團和蘇聯政府的共同努力，《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其他各項有關協定均已敲定，於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舉行了簽字儀武。雙方簽字代表是周恩來和維辛斯基。其實，按史達林的本意是想由他本人和毛澤東親自簽署所有條約和協議。在他看來，這樣對外界來說更顯得冠冕堂皇。可毛澤東不想由自己簽什麼條約和協定，這種思路上的差異，使得兩人始終心存戒意。盡管史達林對毛澤東不信任和心存不滿，但他在對中國的援助上還是給予支持的。後來，盡管蘇聯又提出了十分苛刻的附加條件，使毛澤東深感不快，但這筆貸款對於新中國收拾滿目瘡痍的經濟爛攤子無疑是雪中送炭。
中蘇結成同盟關系後，進一步加強了新中國在經濟上對蘇聯的依賴性，蘇聯也承擔了為中國提供全面的經濟援助的義務。然而，中蘇條約談判的過程及結果使得史達林和毛澤東都心存芥蒂，從而導致相互之間的猜疑和不滿，並造成中蘇經濟關系發展中的心理障礙。促使史達林對中國態度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朝鮮戰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美國在仁川成功登陸，朝鮮面臨危機，史達林和金日成都要求中國出兵朝鮮挽救危局。史達林還表示，蘇聯將派出空軍協助作戰。可是，當中國政府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支援朝鮮抗擊美國侵略者之後，史達林卻只答應為中國入朝部隊提供武器援助，並以蘇聯空軍還沒有准備好為由，表示空軍無法立即出動。盡管如此，中國軍隊還是按計劃入朝參戰。這一舉動確實讓史達林感動，於是他決定蘇聯空軍盡快提供空中支援。11月1日，蘇聯空軍的戰機開始出現在鴨綠江上空。此後，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軍事援助逐漸加大，同時為向志願軍提供武器裝備而設立了專用軍事貸款，並根據1951年2月和9月的協定，分別提供了4億和6億盧布的軍事貸款。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64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起初，中方認為接受蘇方的裝備，是作為他們對抗美援朝的貢獻而接收的。可事後蘇方卻要求將裝備折價算作對華貸款。盡管後來蘇方也無償提供了一些裝備，但大部分裝備系有償(半價)提供，蘇方對此的解釋是援朝應“共同負擔”，兩國各出一半的錢，而當時中國對朝鮮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無償的。中國由此欠下蘇聯軍火債30億人民幣，在當時折合13億美元。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向中國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占了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以上。盡管如此，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志願軍掌握這些武器，對迅速提高部隊戰鬥力和戰術技術水準起到了重要作用。
赫魯曉夫時期由蜜月轉向破裂
1953年3月史達林突然去世，這使蘇聯領導層出現最高權力的爭奪。同年9月，赫魯曉夫在最高權力爭奪中獲勝並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但他的地位並不穩固，無論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還是在國內及黨內，赫魯曉夫的影響力都無法與史達林相比。因此，他急需通過與中國搞好關系來贏得中國的支持，以穩定自己的地位。
為此，赫魯曉夫決定以大幅度增加對華援助作為首次訪華的禮物。但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遭到伏羅希洛夫的反對，他在發言中認為這是蘇聯經濟難以承受的。赫魯曉夫則認為，如果不這樣就不能使中國人感到蘇聯的友誼。果然，赫魯曉夫在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慶典時，為中國帶來了豐厚的禮物。在這些禮物中，有一個用純金鑄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竟有一噸多重。還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每人一份禮物，所有禮物整整拉了一節車皮。當師哲把這些情況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的直接反應是兩個字:“行賄”重要的是打這以後，赫魯曉夫一改史達林時期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不再賣給中國已淘汰的武器裝備，而是改為直接提供蘇聯現役裝備樣品和生產技術。
在中國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史達林同意幫助中國建設14l項重點工程。赫魯曉夫上臺後，不僅繼續履行這些援華合同協議，而且又向中國提供了5.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並於1954年又追加了，15項重點工程，從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著名的“156項重點工程”。這些重點工程大部分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實施和完成的，實際上只落實了150項，其中軍工企業占44項，包括航空工業、艦船工業及兵器工業等。
從1954年11月起，蘇聯開始向中國提供更先進的武器裝備。如原合同是蘇方向中國提供米格一15飛機樣品及技術資料，這時已改為提供最先進的米格一17樣機和全套技術資料及援建飛機生產線。僅用不到兩年時間，在1956年7月，新中國就試制成功噴氣武殲擊機，它被命名為殲一5型殲擊機。這使中國一躍跨進噴氣時代的先進行列。
這期間，蘇聯先後又向中國提供了AK一47自動槍、C一41半自動步槍、捷克加列夫輕機槍等一批常規武器技術資料，中國於1956年分別仿製成功56武沖鋒槍、56武半自動步槍、56武輕機槍。接著，蘇聯又向中國陸續提供了現役的T一54坦克、各種火炮的樣品及圖紙，中國於50年代末仿製成功後命名為59式坦克和帶“5”字頭的各式火炮。
蘇聯對中國的這些援助，使中國用很少的代價(折算幾十億人民幣)，僅用不到10年時間就建立起配套的現代國防工業基礎，並在常規武器領域已接近或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準。
早在1954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時，毛澤東就提出希望蘇聯在核彈和導彈技術方面幫助中國，被赫魯曉夫婉拒。毛澤東雖然表示這個問題以後再談，但內心很惱火。然而，不久東歐出現了反對蘇聯控制的波匈事件，再加上蘇共党內的元老派這時又要求推翻赫魯曉夫，使赫魯曉夫的領導地位又面臨新的危機。盡管赫魯曉夫在掌握軍隊的朱可夫的支持下，採取斷然措施打倒了中央主席團的反對派，但並沒有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為此，赫魯曉夫在1957年7月派米高揚來中國介紹情況，希望中共中央予以支持。毛澤東連夜主持會議研究，中共中央最後決定為照顧中蘇關系，並考慮到赫魯曉夫是當時蘇共領導中比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開表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這讓赫魯曉夫非常感動.
鑒於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國，聶榮臻提出，應利用這一機會交涉核技術援助，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後馬上做出安排。此次蘇方反應異常迅速，7月20日，蘇聯駐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復。據新近解密的蘇聯檔案記載，赫魯曉夫當時不顧軍方堅決反對，力排各方阻撓，毅然決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技術，以及幫助中國建立核工廠。
1957年9月，聶榮臻率中國代表團訪蘇，10月15日，聶榮臻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別爾烏辛，分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上簽字。在這個協定中，蘇聯答應在原子能工業、導彈、火箭武器、航空新技術以及導彈和核試驗基地建設等方面，對中國進行援助。
同年11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六十一國共產党、工人党會議，在大會發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魯曉夫戰勝“反黨集團”，同時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地位。這不僅為赫魯曉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樹立了威信，而且在兄弟黨面前也給足了他面子。隨後，蘇聯立即開始履行協議，先後向中國提供P一2導彈和“543武器系統”等技術資料及樣品，為中國發展導彈事業奠定了基礎。1958年，蘇聯又向中國提供了所需的核工業設備，並派出各類專家來華，幫助中國分別在湖南和江西建成鈾礦，在包頭建設核燃料棒工廠，在酒泉和新疆建設研製基地及核試驗場等，使中國成為世界為數不多的開始擁有核技術和核工業的國家之一。
然而，隨著赫魯曉夫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日漸穩固，中蘇之間的矛盾又顯現出來，主要問題還是蘇聯在處理一些事情上又顯露出大國沙文主義。如赫魯曉夫一廂情願地想與中國搞“聯合艦隊”和在中國海南合建“長波電台”，這是一個關系到中國主權的大問題，不僅讓毛澤東震怒，而且理所當然地被他嚴正拒絕。隨後，蘇聯對中國的一些援建項目開始延緩。先是“暫緩兩年”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製造技術，直到最後單方撕毀合同、全部撤走在中國核工業和軍工部門的專家。赫魯曉夫甚至譏諷說:“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著這堆廢銅爛鐵吧!”
蘇聯突然背信棄義，給新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但也激發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骨氣和精神。當蘇聯撤走全部技術專家的消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時，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氣魄說:不要怕，沒什麼了不起!我們還是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很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算的。
蘇聯背信棄義的行為，不僅沒有嚇倒中國人，反而促成了中國自行研製“兩彈”的歷史性轉折。在蘇聯撤走專家和所有技術資料後，中國人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自己動手，從頭做起來，准備用8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中國廣大科技工作者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一個個技術難關，僅用4年多時間，於1964年10月16日15時，在西北羅布泊上空成功爆炸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赫魯曉夫隨著中國蘑菇雲的升起黯然下臺。後來，毛澤東風趣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勛章。”
盡管蘇聯背信棄義的行為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客觀地講，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聯對華的軍事援助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最多和最高的，盡管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給中國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即便留下的是一堆“半拉子”工程，但比我們白手起家要好得多。實際上，中國的國防工業和核工業基本上還是在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來的。對蘇聯的這些援助，中國人民永遠都不會忘記。
戈爾巴喬夫時期由敵對轉向友好合作
赫魯曉夫下臺後，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這一時期中蘇關系繼續惡化，到20世紀60年代末兩國關系降至冰點，繼而轉向敵對狀態，以至於在中蘇邊境頻頻爆發武裝沖突。盡管雙方都試圖尋求改善兩國關系，但沒有實質性進展。
直到1984年底，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應姚依林副總理的邀請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才使中蘇關系出現新的轉機。阿爾希波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組長，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做出了貢獻。他對中國很友好，即便是在兩國關系惡化年代，也從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為此，中方給了他很高的禮遇。在這次訪問中，雙方簽署了《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中蘇成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的協定》，使兩國中斷多年的經濟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復。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後，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才使中蘇關系有了突破性進展。同年7月，姚依林副總理回訪蘇聯，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舉行會談，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雙方在發展經貿合作方面談得很順利，簽署了《中蘇關於1986－1990年交換貨物和付款協定》等文件，中蘇貿易額從1984年的26.5億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億瑞士法郎。雙方對兩國的高層交往和貿易的大幅增長表示滿意，中方同時敦促蘇方在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上拿出行動，指出障礙不消除，兩國關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成功訪華後，中蘇關系才真正恢復正常化.尤其是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舉行了歷史性會晤，使中蘇關系步人一個新階段。鄧小平在會談中，用簡潔準確的語言，回顧了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總結了幾十年風風雨雨的中蘇關系。他強調指出，導致中蘇關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是蘇聯把中國擺錯了位置，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但盡管如此，中方從未忘記，蘇聯在新中國成立的初期曾幫助中國奠定工業基礎。在談到中蘇那場有關意識形態的爭論時，鄧小平說，他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那些爭論，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講到這裏，他特別強調，講這些過去的事，目的是為了前進。不是要求再和蘇方進行辯論了。這些歷史賬講了，問題就一風吹了，重點是放在未來。戈爾巴喬夫表示，關於俄國、蘇聯與中國關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東西蘇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評價，但在不太久遠的過去，蘇中關系的有些方面，蘇聯是有一定的過錯和責任的，並贊同過去的問題就講到此為止。
實現了中蘇關系正常化後，雙方經過努力，很快就恢復了經貿往來。其中也包括開展軍事技術合作。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世界政治和軍事格局變化劇烈，再加上“台獨”勢力有所抬頭，根據國際形勢和台灣地區的形勢變化，為了加強新時期的國防力量，中國又開始嘗試與蘇聯開展軍事技術合作。1990年3月，中央軍委批准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謝光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這次訪問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多瞭解蘇聯，探討與蘇聯開展軍事技術合作的可能性，從而拉開了新時期再度與蘇聯開展軍事技術合作的帷幕。
同年4月下旬，李鵬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與蘇方會談時，表示中方對航太和航空方面深層次的合作感興趣，並建議成立混合小組具體討論。李鵬的這一表示立即得到蘇方的回應，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當即表示同意，並明確蘇方小組組長為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部長會議軍事工業問題國家委員會主席別洛烏索夫，由蘇聯外經部部長、航空工業部部長、通用機械部部長等組成蘇方混合小組成員。中方也很快組成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擔任組長，由國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空航太工業部部長林宗棠、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李嵐清等為組員的中方混合小組，並接受蘇方邀請，於5月訪問蘇聯。
在正式訪蘇之前，根據軍委常委會議的精神，劉華清於5月3日召集丁衡高、林宗棠、李嵐清等同志，以及四總部有關領導同志，專門研究了與蘇聯開展軍事技術合作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明確了中蘇軍事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中方人員組成、訪蘇代表團的組成、主要任務、與蘇聯的合作方武、經費來源等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是決定在訪問蘇聯時，簽訂兩國開展軍事技術合作的協議，並與蘇方商談購買蘇一27飛機及其相關技術，以及探討多種合作方式和支付方式。經中央批准後，開始按計劃實施。
1990年5月31日，劉華清率中國代表團訪蘇。這次訪問，是中蘇關系中斷30年後，兩國軍隊高層領導的首次交往。對此，蘇方給予高度重視，多次談判都進行得很順利，氣氛也非常友好。會談後，劉華清與別洛烏索夫分別代表中蘇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於在國防科學、技術和工業領域合作的協議》，標志著中蘇兩國在軍事技術合作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向中國出售蘇–27飛機問題引起了蘇聯軍方的強烈反對。為此，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力排軍方的壓力，一方面做了大量說服工作。最後，終於統一了各方意見，並決定以蘇聯政府的名義向中國提供蘇一27飛機及有關配套技術。在中國代表團結束訪問之前，別洛烏索夫向劉華清透露，蘇聯政府已原則同意向中國出售蘇一27飛機，並准備在下半年召開第二次混委會。這有些出乎中方的意料，沒想到蘇聯政府對這項軍事技術合作答復得這樣快。由此可見，蘇聯方面對這件事的重視程度。
劉華清回國後，立即向軍委常委會議匯報了訪蘇情況，並對加強與蘇聯的軍事技術合作問題提出具體建議。很快，中央軍委於6月30曰召開常務會議，再次研究進口蘇聯戰鬥機問題。在會上，傳達了正在住院的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書面意見:同意從蘇聯進口一些飛機，以應當前急需，但不要多買，要買還是買蘇一27，它的發動機比較好。這次會議決定，原則同意進口蘇聯戰鬥機。當劉華清向軍委主席江澤民匯報了訪蘇情況和軍委會議情況後，江澤民仔細詢問了蘇聯空軍的裝備性能，以及國內飛機的研製和經費等情況後，同意這次軍委會議討論的事項。他對劉華清說:尚昆同志的意見是好的。講的原則，我都同意。
隨後，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主要對蘇一27飛機進行專項技術考察，並摸清飛機的技術狀態和作戰使用特點，以及蘇方向中方提供飛機的商務條件。
10月25日，別洛烏索夫應邀率領蘇聯政府代表團到達北京。當天下午，中方就在釣魚台舉行了第二次中蘇政府間軍事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會議。在會談中，劉華清首先重申了中國政府對發展中蘇友好關系的立場，接著向蘇方通報了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最後著重就中蘇軍事技術合作的有關問題向別洛烏索夫表明了中方態度。並希望雙方採取靈活多樣的方武，積極開展軍事技術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別洛烏索夫也向中方介紹了蘇聯國內當時的形勢。在談到蘇中軍事技術合作時，他介紹說，蘇聯政府做出向中國提供蘇一27飛機的決定是相當不容易的。關於向中國提供飛機技術及開展軍事技術合作與交流問題，可由雙方對口部門進一步商談。10月27日，李鵬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別洛烏索夫率領的蘇聯政府代表團.別洛烏索夫在聽取李鵬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介紹後，表明了蘇方有關蘇中兩國經濟、軍事、技術合作的態度。他說，蘇方對加強同中國的經濟技術合作是有誠意的。服務和發展蘇中關系，不僅有利於蘇中兩國人民，而且有利於世界和平。蘇聯領導人同意向中國出售蘇一27飛機，是為了體現對中國的感情。隨後，又經過多次會談，雙方終于達成一致意見。11月1日上午，雙方簽署《中蘇政府間軍事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要》。
然而，這時蘇聯國內政局急劇動蕩，給剛起步的中蘇軍事技術合作帶來陰影。好在蘇方代表團於1990年12月如期來華繼續商談.盡管這次商談進行得非常艱難，但最後雙方還是縮小差距，達成共識。並於12月28日，雙方在北京國貿大廈簽訂了蘇聯向中國提供若干架蘇一27飛機的合同，使中蘇軍事技術合作終於進入到具體實施階段。但蘇聯政局動蕩愈演愈烈，使剛剛開始的中蘇軍事技術合作變得非常脆弱，盡管雙方已經簽訂合同，也隨時可能變成一紙空文。僅過一年時間，1991年12月，蘇聯宣告解體。中蘇一切軍事技術合作項目都隨之擱淺。
值得慶幸的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遺產，也承擔了一切條約債務方面的全部責任。這樣一來，中國與蘇聯的軍事技術合作得以繼續。回顧中國與蘇聯兩國軍事技術合作歷史，盡管出現過許多波折，但總體上還是以友好合作為主流的，這主要是由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所決定的。因此，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以至於將來，我們都不能忘記蘇聯對中國的援助。
（徐秉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