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复反思中蘇關係——讀《閻明复回憶錄》

一氣兒讀完洋洋近百萬言的《閻明复回憶錄》,感觸良多。領導人的回憶錄,不少都由助手執筆,而本書顯然是閻明复本人執筆,因而細節更加生動,情感更加真切。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一、二兩卷,包括六個部分。從童年目睹抗日戰爭烽火,到告別秦城監獄,參與開創大百科全書。內容可以歸為三大塊:少年時期和大學歲月,全總七年見證中蘇友好和中南海十年見證中蘇關係之變遷,文革十年和“大百科”。重心在第二塊,篇幅占到一半以上。

中蘇論戰的是非與責任

作者1949年到全國總工會擔任翻譯工作,1957年調到中央辦公廳擔任翻譯組組長,前後長達十七年。作為翻譯,他直接參與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共領導人和赫魯雪夫、蘇斯洛夫、柯西金、鐵托等外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會談,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他還參與了鄧小平與戈巴契夫1989年的會談。這些重大歷史的當事人多已過世。“經歷和參與過的當事人和決策者,健在的越來越少了。這部回憶錄再不全面客觀交代、講述這段歷史全過程,恐怕以後不會有既親身參與或者說經歷過那段歷史,又有機會接觸第一手資料,能夠全面記述那段歷史過程的書籍問世了。”(《閻明复回憶錄》 P125~126,以下引本書只注頁碼)

中蘇論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盛衰的轉捩點,也是20世紀世界歷史的重要一幕。我閱讀視野有限,在此之前也讀過吳冷西的《十年論戰――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伍修權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崔奇的《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和顧達壽口述,鄭少峰執筆的《直譯中蘇高層會晤》(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等親歷者的著作。相比而言,我感到《閻明复回憶錄》不但內容更加翔實,而且,更重要的是對這段歷史有嚴肅認真的反思。

反思是歷史記憶的靈魂。在此之前,阿爾希波夫已經對蘇聯方面的責任和失誤進行過鄭重的反思。中國人回憶中蘇兩黨兩國衝突的歷史,當然會打上中國視角、中國立場、中國情感的印記。對於中國人來說,最大的挑戰不是指出蘇方的責任和失誤,而是解剖中方的責任和失誤。在我看過的其他回憶錄中,這方面的內容或者是空白,或者很薄弱,相比之下,本書的反思就成為珍貴的亮點。

江澤民曾提出研究這個問題。由閻明复牽頭,於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舉辦了“關於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問題的討論會”,參加者多是當年大論戰的直接參與者與見證人,有外交部、中聯部的原領導和資深外交官,有中央領導人的翻譯,也有中央直屬研究機構的學者。討論的結果,先以文字上報。2009年11月4日至8日,江澤民、曾慶紅邀請閻明复等四人用三天時間當面陳述。這些重要情況,公眾沒有機會瞭解。而回憶錄的出版,使這些思考結晶得以和公眾見面。

我在中蘇論戰發生時,只是一個小學學生。論戰高潮時,剛剛邁進中學校門。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對當時反修引起的精神震撼已有很深的印象,何況比我年長的一代中國人?可以說,這場論戰,對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世界,尤其是中國,產生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得耶失耶,都無可回避。

當今中國的大眾傳媒,涉及那場論戰的風雲往事,往往側重于讚美中共領導人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的風采,而很少正視這場大論戰的是非和責任,很少討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而這,對於國人更加明智地走向未來,其實無益。

所幸在《閻明复回憶錄》中,我們看到這樣一些擲地有聲的觀點:

大論戰是歷史悲劇,從總體上應該否定。

中國反對蘇聯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為維護國家主權進行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這是對的。就中蘇從同盟走向分裂的全過程來看,蘇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應負主要責任。在意識形態爭論方面,中國在大論戰中堅持的觀點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極“左”來反“左”,因此錯誤更多,責任更大,難辭其咎。

從中國方面來說,大論戰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國內,一是發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準備戰爭,搞大三線建設,把原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完全打亂。在國際上導致“三鬥一多”,四面樹敵,處境孤立,為了同蘇聯爭奪影響,對第三世界進行超過國力的援助。

大論戰使各國黨陷入分裂,國際共運進入低潮,中國支援的左派黨大部分都沒有站住腳。

大論戰實際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形成和系統化是由兩個因素促成的:第一個因素是國內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條”。此文件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重要概念。與此同時,毛主席反復強調“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警惕赫魯雪夫睡在我們身邊”。第二個因素是“九評”《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提出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十五條。這十五條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國際反修一搞中蘇大論戰,國內防修就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者如同兩個輪子,相互配合,把中國最後帶入十年浩劫。(P910~913)

這些反思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極“左”思潮在中國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中國在大論戰中發表的“九評”,是極“左”思潮的典型。從思想上,它是發動文革的理論準備,從文風上,那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盛氣淩人的行文,那種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思維,幾乎讓整個中國的思想理論界中邪,遺風至今仍在中國的大地上遊蕩。清理極“左”思潮的排毒工作,其實遠遠沒有完結。

對所處時代的認知

中蘇大論戰的焦點之一是如何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于1949年,時值20世紀從上半葉到下半葉的當口。人類處於一個怎樣的時代?時代的特徵是什麼?不同的判斷會帶來不同的戰略選擇。現在回頭看,時代的特徵已經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而當時中國領導人仍然恪守列寧20世紀初的觀點,認為處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由此出發來制定內政外交的基本國策。後來發生中蘇大論戰,中方激烈批判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党、全民國家,強調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以推進世界革命為宗旨,反對各國共產黨走議會道路。中國支持一些國家的左派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鼓吹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使得中國同一些鄰國政府的關係緊張。直到毛澤東去世以後,才調整了對外政策,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戰略,與社會制度不同的鄰國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誤判時代的特徵,就不會把尊重別國的國家主權當作不應逾越的底線,就會以世界革命的名義干涉別國內政;只有承認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特徵,國家的對外活動才能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對時代的誤判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二戰結束後,戰火洗劫之處,面臨著在廢墟上恢復經濟的重任。美國實施馬歇爾計畫,西歐經濟率先復蘇。六七十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隨之起飛。在東西方的冷戰中,西方實行社會改良,科技進步很快,率先從工業社會進入資訊社會。而實行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僵化,不與國際市場接軌,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落後了一大截。

新中國在成立之初決定實行對蘇聯一邊倒。中蘇友好期間,引進了一百五十六個項目,奠定了工業化基礎。毛澤東拒絕參加經互會,但全盤引進了史達林的經濟模式。中蘇關係破裂以後,把市場經濟因素當作資本主義加以剷除和防範。文革中與蘇聯進一步反目成仇,國家關係幾乎陷入戰爭邊緣。中國為了備戰,搞三線建設,把大批工廠遷到中西部的山溝裏,大量基本建設項目效益低下,巨額財政投資打了水漂。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中國大陸的生活水準不但遠遠低於發達國家,而且大大低於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幾億人處於貧困線以下,連溫飽都達不到。就這樣,還對第三世界進行超過國力的援助。對時代的誤判使中國走了二十多年的彎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還有一個不應忽視的事實,在中國對外批判赫魯雪夫“三和兩全”的同時,也否定了黨內一些相對合理的主張。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主張“革命決不能輸出”,“保證持久和平,爭取同各國和平相處和友好合作,是我國外交的主要任務”,1959年受到批判。1962年初,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向中央建言,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採取和緩的方針,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P734),被當作“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斷然否定。直到1985年,鄧小平採納了當今世界的大問題一個是和平,一個是發展的觀點,並在1987年由中共十三大確認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以後雖有小的反復,但中國領導對時代的認知再沒有離開和平與發展的基本框架。

關於國際共運的領導權

“中蘇大論戰的實質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這是本書提出的重要結論。“中蘇大論戰形式上是意識形態論戰,實際上是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政治鬥爭。中國企圖通過意識形態鬥爭手段,剝奪蘇共‘馬克思主義正統’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從而摧毀它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在這場論戰中雙方都力圖把對方党的最高領導人搞下臺。”(P911)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什麼會出現領導權問題?原因要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歷史中尋找。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各國共產黨聚集到共產國際麾下。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產物,1919年3月由列寧宣導成立,第一任主席是季諾維也夫。當時,共產國際派人員,出經費,以統一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原則,到各國秘密建黨,形成了一個以共產主義革命為宗旨的跨國組織。按照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各國共產黨都是它的支部,一開始就形成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領導權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列寧在世時,國際共運的最高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列寧手裏。列寧去世以後,史達林在蘇共黨內鬥爭中先後戰勝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成為蘇共最高領導人。共產國際在1935年由季米特洛夫繼任主席,但最高決策權實際上掌握在史達林手裏。共產國際不但有權決定各國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和大政方針,甚至有權干預各國共產黨吸收黨員。劉瀾波回憶,1937年,中共要吸收閻明复的父親閻寶航入黨,就遇到了共產國際的阻攔。劉瀾波對閻明复說:“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報告。發展你父親入黨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們報告。延安報告了以後,共產國際的答復說閻寶航是國民黨上層反動分子,不同意吸收入黨。周恩來說,毛澤東說過,國民黨可以從我們的隊伍裏把人拉出去,我們也可以從國民黨的隊伍中把他們的人拉過來。”(P57)經過一番周折,閻寶航才成為中共秘密黨員。後來,就是這個共產國際不同意吸收的黨員,于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蘇聯提供了關於德軍進攻蘇聯日期的準確情報,並在蘇軍對日作戰前,提供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詳細軍事部署資料。這些戰略情報的價值太高了,史達林也要向他表示感謝。

共產國際雖是一個跨國的政治組織,但它的存在和蘇聯的國家利益發生矛盾時,史達林也可以讓共產國際的存亡服從于蘇聯的需要。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蘇聯陷入了生死危機。不與羅斯福領導的美國、邱吉爾領導的英國結盟,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難以反敗為勝。而羅斯福、邱吉爾原來是國際共運的主要鬥爭目標,為了與之握手言和,讓對方放心,特別是為了推動美英開闢第二戰場,史達林在1943年5月要求季米特洛夫舉行緊急會議,解散共產國際。當時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各國共產黨,事先並不知情,只能被動接受。

二戰結束前,蘇、美、英三國領導人召開雅爾達會議,按照實力劃分了戰後的政治格局,東歐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一些東歐國家建立了共產黨政權,由此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共產國際沒有恢復,但先後建立了共產黨情報局、華沙條約組織、經互會等跨國機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與蘇聯的關係各不相同,有的在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形成了自己的領導核心,有的則出於蘇聯的委任。這樣,是否接受蘇聯的領導,就形成不同的情況。鐵托領導南斯拉夫党和軍隊,獨立戰勝法西斯,實現了民族解放。史達林要建立損害南斯拉夫利益的聯合公司,遭到拒絕,於是將南共開除出情報局,給鐵托扣上了“叛徒”帽子,並和南斯拉夫斷絕外交關係。對於華沙條約範圍內的東歐國家,蘇聯不能容忍其執政黨的獨立意志。波蘭党領導人哥莫爾卡因為不贊成開除南斯拉夫,被解除領導職務,開除黨籍,關進監獄,史達林死後才放出來。1956年10月,波共中央開會要選舉哥莫爾卡當第一書記,赫魯雪夫不同意,出兵包圍華沙,遭到毛澤東反對,蘇聯最後承認了既成事實。接著匈牙利要求變革,蘇聯出兵干涉,處死了改革領導人納吉。1961年,霍查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勞動党在中蘇論戰中沒有站在蘇聯一邊,被趕出華約,斷絕了兩黨兩國關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布拉格之春,蘇聯把坦克開進布拉格,強迫杜布切克下臺。   中國共產黨最初也是共產國際出資派人參與創建的秘密政治團體。在本國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發展成為一個擁有武裝力量的大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執政黨。毛澤東最初不是共產國際選中的領導人。在共產國際安排的領導人遇到重大挫折,中共在長征中與共產國際一度失去聯絡的情況下,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1938年,在季米特洛夫、曼努依爾斯基等共產國際領導人支持下,毛澤東走上了中共最高領導崗位,並通過延安整風鞏固了領袖地位。40年代後期,中共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毛澤東沒有完全聽從史達林的指揮,而奪取了勝利,史達林懷疑毛澤東是“半個鐵托”。儘管毛澤東無保留地支持史達林對南共的制裁,也未能解除史達林的懷疑。直到1950年決定出兵朝鮮,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才取得史達林的信任。

中蘇關係破裂有幾個觸發點:一是赫魯雪夫提出共建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毛澤東出於維護國家主權,斷然拒絕,赫魯雪夫趕緊秘密訪華,收回提議,把責任推卸給尤金大使,說他傳話有誤,這個衝突算是解決了。二是對中國三面紅旗的看法。中國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些做法有向東歐蔓延的苗頭,赫魯雪夫忍不住加以批評,因而觸怒了毛澤東。三是中印邊境戰爭,中國認為蘇聯應當站在社會主義中國一邊,不應當採取中立的態度。這些分歧,在程度上並不比史達林對毛澤東的傷害更嚴重,但為什麼毛澤東與史達林的矛盾沒有導致中蘇兩黨分裂,而與赫魯雪夫的矛盾日趨激化,不可挽回呢?

本書提供了解開疑問的一把鑰匙。書中指出:“毛主席壓根兒看不起赫魯雪夫,認為史達林逝世以後,他是國際共運的當然領袖。”(P911)史達林活著的時候,毛澤東無論在口頭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承認和尊重史達林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權。史達林去世以後,毛澤東的想法開始發生變化。史達林去世時並沒有向赫魯雪夫交班,赫魯雪夫通過一系列博弈,特別是經歷1957年6月全會,擊敗了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對手,才站穩腳跟。他戰勝“反黨集團”,需要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支持。他派米高揚來中國通報情況,毛澤東當即支援了赫魯雪夫。赫魯雪夫一時興起,決定要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後來要與美國簽約,又反悔了。

無論革命資歷、人格魅力、國際影響,毛澤東當時都不遜於赫魯雪夫。史達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那種居高臨下的關係,到赫魯雪夫時代難以為繼了。1957年毛澤東率團赴蘇出席莫斯科會議時,已經與赫魯雪夫平起平坐。赫魯雪夫在禮儀上還讓毛澤東走前一步。(P396)中國堅持以蘇聯為首的說法,波蘭等國不接受,毛澤東出面說服,哥莫爾卡勉強接受了這種提法。毛澤東說,這時的關係從父子党變成了兄弟黨。其實他的內心,未嘗沒有萌生更上一層樓的想法。數年以後,中蘇大論戰開始,中國“一方面反對蘇聯的大黨主義,另一方面自己又搞大黨主義;一方面反對蘇聯作為‘中心’,另一方面自己又企圖當‘中心’。在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國家中,搞以我劃線,強加於人,對不同意自己觀點的党一律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結果,一時間世界絕大多數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都變成了‘修正主義’”。

歷史教訓表明,不是應當由誰擔任領袖,掌握國際共運的領導權,而是根本不應當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在人類世界劃分為民族國家的時代,出現超越國家的政治領袖,本身就不正常。鐵托在這方面受害早,覺悟早。1957年1月,周恩來讓訪問南斯拉夫的彭真向鐵托轉達中共建議,由中共和南共共同發起召開一次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以討論和協調各國黨的活動。鐵托的答復是進行雙邊以至多邊的會談為好,不贊成召開世界各國黨的會議。(P213)他可謂相當明智,是各國共產黨人中的先覺者。

1991年底蘇聯解體以後,國際上有些朋友希望中國出來扛大旗,第三世界有些國家也希望中國扛大旗,鄧小平冷靜地提出:“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權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鄧小平這個原則,具有普遍意義。不但中國不應當成為國際共運的頭,任何國家都不應當成為國際共運的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應當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同國家黨與黨之間的關係應當遵循“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四項原則。黨際交往和國際交往不應當糾纏在一起,黨際關係也不應當淩駕於國際關係之上。近幾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人再度拾起列寧的時代判斷,重提階級鬥爭,以兩個階級兩種制度劃線,想率領其他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者重啟國際共運。這些主張,無論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還是對於人類的前景,都是不切實際、有害無益的。

不批判史達林就無法開啟改革

對於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報告,本書也表達了重要見解:“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產生的消極影響是次要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過了四十年再回過頭來看,當時批判史達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動盪已經過去,而所產生的解放思想的意義是深遠的。”(P906)

如何看待1956年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半個多世紀以來眾說紛紜,看法不一。經歷過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中國人,應當理解50年代中期蘇聯思想解放的必要性。中國開展真理標準討論,否定兩個凡是,大規模平反毛澤東時代遺留的冤假錯案,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才有可能開闢改革開放的新局面。蘇聯也是如此。共產黨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實行的都是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史達林和毛澤東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時間都直至他們生命的結束。史達林權力高度集中,大搞個人崇拜,不要法治,製造了大量冤案。不否定個人崇拜,不糾正史達林遺留的冤案,蘇聯無法開創新的局面。現在知道,秘密報告準備過程比較倉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由赫魯雪夫自己宣讀,否則就可能在蘇共黨內喪失主動性。   赫魯雪夫的報告是對蘇共代表內部宣讀的,接著向外國共產黨代表團的領導人做口頭介紹。但是報告文本很快從波蘭洩露出去,被西方報刊全文披露。由此史達林的形象轟然坍塌,蘇聯和國際共運的光環破碎,許多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退黨。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感到措手不及。昨天大家還追隨蘇聯的調門稱頌史達林,今天他便從雲端墜落到深淵,實在難以自圓其說。連鎖反應又蔓延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年10月先後發生了波、匈事件。所謂迷惘和動盪,指的就是這些情況。同理,在中國否定文革之初,一些曾經追隨和稱頌中國的外國友人也出現過迷惘和尷尬,中國難道因為顧慮這些就拒絕撥亂反正嗎?

對赫魯雪夫的報告,毛澤東當時的看法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其實毛澤東對史達林早有一肚子的不滿。但在父子党的格局中,有意見也沒處去說,公開場合還得讚美。他前後寫了三篇讚揚史達林的文章,內心都是不情願的。現在可以公開批評史達林了,本來是一件快事。但毛澤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是國際共運的重量級人物,他當然要權衡中國和國際共運當下的利弊得失。赫魯雪夫做報告事先沒同各國黨商量,全世界共產黨因此出現了混亂,所以毛澤東說他“捅了婁子”。毛澤東不贊成彎子轉得太急,而主張對史達林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於是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發表了兩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表明了態度。

赫魯雪夫否定了史達林個人的歷史地位,但並沒有完全跳出史達林主義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沒有告別史達林的大國沙文主義,他在內政和外交上的新探索,也出現了不少失誤,在1964年10月被趕下政治舞臺。歷史地看,他是國際共運中思想解放的開啟者,是一個不徹底不成功的改革者。

毛澤東批評赫魯雪夫丟掉了史達林這把刀子,而他的晚年重蹈史達林覆轍,也搞了個人崇拜,製造了大量冤案。他擔心生前被百般稱頌,死後被全盤否定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強調警惕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睡在身邊,這成為他發動文革的動因之一。

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中國否定了文革,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也否定了史達林的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衝破教條主義的桎梏,毅然向市場經濟轉型,和國際市場接軌,煥發出巨大的經濟活力,國力迅速增強,人民生活改善,古老的國家終於走上復興之路,成為全球現代化進程的後起之秀。撫今追昔,對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那段往事,應當有更全面更公正的評價。

(丁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