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走向獨裁

蔣介石生於亂世，後來成為亂世領袖。雖然蔣以軍人身份參加辛亥革命，領導北伐、抗日，但是早年蔣的性格卻有過人的度量。如蔣在北伐成功以後，一再容忍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的叛變，抗戰期間能統合所有地方派系一致對外。蔣一生用人也大致能做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蔣在國政大事上雖有主見，但亦不偏聽。施政雖嫌專斷，但亦常博采眾議。但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共內戰日趨不利。蔣在眾叛親離以後，性格漸漸產生變化。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桂系聯合孫科等反蔣及內戰失利的情況下，第三度下野。

蔣在下野當天日記中說：“本日為餘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覺心安理得。感謝上帝恩德，能使餘得有如此順利引退，實為至幸”。此時離蔣當選總統僅8個月。

蔣雖在日記中表示心情平靜，但是面臨這樣大的挫敗，尤其是許多老同志、老部下的背叛，心情憤懣可想而知。

1月26日蔣在日記中反省：“桂系叛離已有四五次之多，豈啻今日始乎！往日大好機會肅奸建國，二十年來，屢得屢失，豈獨桂系？而中共亦無不如此。所謂政治寬大與民族仁愛之精神，今皆成為自取滅亡之禍根矣！政治果真非殘殺與橫霸不可乎？”

蔣第一次在日記中檢討失敗的原因，歸罪於自己太仁慈、寬大。

2月19日蔣日記中，上星期反省錄第二條“今日離叛及反對與加害我者，皆為餘昔日所提攜之人也……此次所受之教訓，政治上毫無恩義可言，殊為痛心耳。蔣對親信叛離之痛恨，情見乎詞。

此後又反省：“張發奎、李漢魂等，所謂舊四軍系，自十五年北伐以來，屢叛屢撫所養成之後患，致有今日忘恩負義與以怨報德之惡果，可知政治只有執法以繩叛徒，只有畏威而不懷德，絕不能以情與誠所感召。此次下野之經歷，不僅增進我政治常識，亦是改變政治觀念，發現我往日仁義政治之錯誤也。”

蔣對過去的領導作風，做了全盤否定。這也是蔣性格的一個轉捩點。蔣開始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獨裁者。

在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之際，內部派系依然明爭暗鬥。蔣對此異常痛恨。如當時空軍總司令是周至柔，副總司令是王叔銘。蔣常單獨召見王叔銘，周在蔣面前常表不快。6月11日蔣召見林尉、陳誠、周至柔、桂永清等。會後用餐，餐後留周訓斥之。日記曰：“聚餐畢，訓示周之觀念錯誤與危險，說明余之革命領袖權力，並不關於總統名義、職位之存否，尤其無總統職位，不必有法律之限制，故今日對革命軍隊，有絕對無上之權力也。”

6月12日蔣的日記：“續昨（反省）余為復興革命，徹底反省，以往領導幹部之無方，不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幹部對余之觀念與認識，有如此錯誤，僅重視法定總統之職位，而不以革命領袖之身份待之，殊為慚怍。但餘在台，絕不放棄革命領袖之責職，任何人亦不能加以違抗也。”

從以上的日記看，蔣把大陸失敗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自己待人太仁厚，太重視制度，太尊重法定權責，所以造成眾叛親離的局面。在臺灣決心做一個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革命領袖。

為了貫徹反省，修正以往的錯誤，蔣到臺灣後採取了以下舉措。

一、所有軍隊抵港後徒手下船，接受整編。徹底完成軍隊國家化。非中央嫡系之將軍皆不再准其帶兵，多授以戰略顧問名義，解甲歸田。

二、從事黨務改造，任用新人。瓦解孔、宋及二陳勢力。放逐陳立夫到美國。

三、整頓並擴大特工組織。合併中統、軍統為調查局，加強警備司令部權力。並將特工系統的整合、指揮權力交給蔣經國。

四、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強化軍政幹部革命思想。

五、成立政工幹部學校，培養各種軍中人才。

六、整肅任何有共產黨嫌疑或美國支持之軍人。孫立人案即是一個案例，蔣懷疑美國人支持孫立人反蔣而將其罷黜並終身監禁。

完全不同的反省

但是以胡適為首的大批追隨國民黨到臺灣的學者，以及雷震、陶百川、蔣廷黻、王世傑等官員，他們對大陸失敗的檢討與蔣介石大不相同。他們認為大陸失敗是因為蔣獨裁，國民黨腐敗，以及沒有及早推行民主憲政的結果。

這批外省學者、國民黨開明派官員，加上一批台籍精英，他們于1949年11月20日創辦了《自由中國》半月刊。

《自由中國》創辦之初得到了蔣介石與陳誠的支持。當時蔣對失去大陸也在痛定思痛，進行黨務改造。而《自由中國》標榜的宗旨標示在每一期前幾頁的小框框中：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乍看之下無論反共、政治改革、推動民主，都與當權者的目標一致，再加上《自由中國》集團許多是國民黨的黨政要員，《自由中國》成立之初曾向蔣介石報備，並得到蔣及陳誠的支持，所以開始雙方有很短暫的蜜月期。但是雙方對民主法治的認知不同，標準不同，對大陸失敗的原因的檢討更是南轅北轍，所以雙方必然以決裂收場。

《自由中國》上市以後銷量蒸蒸日上。1951年夏道平先生（《自由中國》編委）寫了一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批評當時保安司令部的金融管制政策，雙方關係開始惡化。

祝壽專號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70歲生日。蔣宣稱避壽，鼓勵大家用“建言”、“壽人不如壽國”來為蔣祝壽。當時《自由中國》信以為真，就出了一期“祝壽專號”。胡適寫了一篇《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總統祝壽》，諷諫蔣先生應該像艾森豪一樣，注意分工、授權，不要事必躬親。 　　此外雷震、陶百川、蔣勻田、徐複觀、徐道鄰等都寫了批評時政的文章。

“祝壽專號”一出，洛陽為之紙貴。國府動用各種機關、媒體、御用學者攻擊《自由中國》，甚至誣以勾結共黨“為匪張目”者，但是“祝壽專號”聲勢一直不衰。到1957年3月16日已經印了第九版。

“祝壽專號”使國民黨與《自由中國》徹底翻臉。國民黨出動大批特務，監控雷震（時任《自由中國》發行人）行蹤。同時恐嚇印刷廠不得替《自由中國》雜誌印刷。雷震迫於無奈甚至求助黃少谷，希望黃出面向特工單位求情，不要恐嚇印刷廠。黃少穀在政界雖以圓融見稱，但黃知道特工官員不會買他的賬，但又想幫這個忙，情急之下居然向雷震說：“我找老闆（印刷廠老闆）來說何如？”

國民黨打壓《自由中國》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但是國民政府不少要員暗助《自由中國》，蔣介石也一直隱忍不發。1957年《自由中國》推出一系列的社論，名曰“今日的問題”，從政治、經濟、軍事、民主、法治到反攻大陸問題、容許反對黨問題等。尤其對反攻大陸問題要實事求是，勿唱高調，被當局指控為宣導“反攻無望論”。

早在《自由中國》創辦之初，雷震即有另組政黨之考慮，但是胡適態度模棱兩可，殷海光則不贊成。但隨著《自由中國》影響力越來越大，隨著國民黨對《自由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壓迫，雷震、傅正組黨的念頭日益強烈，認為國府根本沒有改革的誠意，臺灣只有另組新黨，發揮監督、制衡力量，臺灣才有前途。《自由中國》集團支援此一論調的人也日漸增加。

反對連任

1960年蔣介石兩任總統任期屆滿，依法不得連任。但從各種跡象來看，蔣是準備連任的。《自由中國》連發數十篇文章反對連任。

1月7日文章說：“飯後我說，端木說過，蔣先生如三任則是偽朝，胡先生不能事偽朝，必須辭職，故我們元旦號寫這篇文章，以求發生萬一的效力。端木繼雲，今後如三任，他做不做律師是個問題，因為法院皆偽也。”由此可見當時知識份子對蔣連任的態度，也可見當時臺灣知識份子的風骨。

3月1日的《自由中國》可說是反對連任專刊。內容有社論《不要再玩政治魔術――告國民黨當局》，一篇是《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另一篇海外聯合宣言《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攻擊力道之猛，已經超過了蔣政權的紅線。

但是反對終究無效，後來蔣通過大法官釋憲以及修改臨時條款的方式達到連任的目的。蔣連任成功以後大家非常氣憤。

3月16日文章說：“上午到社，十一時上南港，在胡先生處午飯，他對《自由中國》再版、三版，極為憂慮。怕當局在勝利之後，得意忘形，故將蔡孑民先生辭北大校長登報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告訴我，希望我注意及之。因為大家喝彩，使當局妒嫉，可能使《自由中國》夭折。……飯後談天，我問他今後怎麼辦？他說只有民青兩党和國民黨民主派和臺灣人民合組反對黨，如果組成了，他首先表示贊成，他自己不參加，留幾個無党無派分子比較好，如果他參加，我們推他做主席，那便無法推卸了。”

胡適內心深處是希望組党成功的，但是也預料到了危機。故以“殺君馬者道旁兒”這句話來警告雷震。

決心組黨，悲劇收場

蔣三連任成功。雷震決心組“中國民主黨”。政府當局雖通過各種管道恐嚇《自由中國》不要組党，但是雷不為所動，堅持組黨。1958年，雷震日記記載：“自治研究會立案，政府未准，且對他們很注意。就是反對黨之先聲。惟此組織地方色彩太重，將來可能流血。我過去勸胡（適）先生出來領導者，就這一方面說，可以消滅臺灣和內地人之隔閡，且可減少流血。”

當局成立雨田（雷）專案，羅織傅正、雷震叛亂及知匪不報罪叛刑入獄。《自由中國》停刊，結束營業。但臺灣自由主義、民主、法治的火種並未熄滅。1961年李敖投稿《文星》雜誌“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批評老人政治，批評中國文化，引起東西文化論戰。

《文星》一度變成筆戰擂臺，銷量扶搖直上。《文星》風格漸漸蛻變成《自由中國》雜誌的接棒者，除了引進西方學說，同時嚴厲批評時政，1986年終因一篇《論國法党限》文章遭當局勒令停刊，結束營業。《文星》雜誌負責人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中央社創辦人，曾是蔣的重要幹部，所以蕭孟能免遭牢獄之災。但是臺灣自由主義的幼苗自此被連根拔起。長達十餘年之久，臺灣特務橫行，學界淪為官方宣傳工具，臺灣一度變成文化沙漠。

《自由中國》雜誌，在臺灣的近代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無論政治、經濟、法律，以及民主、法治、人權，從觀念、理論到制度，其影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

《自由中國》雜誌被整肅，雷震、傅正等人為莫須有的罪名坐牢。這在臺灣的民主發展史上是個悲劇。臺灣無論民主、法治，甚至學術都不進反退。對蔣介石而言落得個殘害忠良的駡名。

經驗與反省

但是經過多年的沉澱，所有當事人都已物化。遺憾、悲痛、憎恨都還諸天地。筆者平靜地省思這段歷史，漸漸有不同以往的理解。

一、蔣介石失去大陸原因很多，但是連費正清都批評：“蔣介石有婦人之仁，把品德、能力都不夠的軍頭拉入革命陣營而不及早消滅他們，是蔣失敗的主因”。再加上內戰失利，很多親信叛變，使蔣十分痛心。所以到臺灣後決心用集權、獨裁治國。但是蔣在這種情況下能容忍《自由中國》跟自己作對十年之久，可見蔣的性格有寬厚能忍的一面。如無國共內戰，沒有眾叛親離的經驗，蔣可能還是個豁達大度的領袖，臺灣不搞白色恐怖，蔣的歷史評價肯定更高些。但蔣的霹靂手段也保住了臺灣。

二、《自由中國》集結了當時臺灣一流的學者，其文章範圍之廣、內容之精，至今沒有一個雜誌可比。民主、法治、人權、現代財經都非傳統中國文化所有。把中國打造成一個現代化國家，是一種文化轉型工程。以憲法而論，《自由中國》持續地討論臺灣的憲政問題，介紹英、美、德、法等國的憲法，其文章對百姓對政府官員都是一種教育。《自由中國》的成員都是高級知識份子，他們學問各有專精，都有真知灼見。他們應該一秉書生報國的志向，提升國人知識水準，包括政府現代化知識，尤其是民主、法治、財經等現代化知識方面。其困難的程度不是我們當年所能理解。我們一直到今天還在學步階段。結果《自由中國》諸公不能忍一時之忿，既踩到蔣政權的紅線，又要涉入現實政治。這是棄己之長，暴己之短，結果以悲劇收場。我們假設當年《自由中國》在言論上如果稍能自我約束，不組黨，不介入實際政治，扮演一個政府監督者、現代化的推動者的角色，繼續經營下去，則臺灣無論百姓、政府對現代化的認識會更深刻些。如果再假以十年，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文化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現實政治。當初經營《自由中國》的精英見不及此，沒有充分發揮自己所長，誠憾事也！

三、蔣到臺灣未及數年，政權已經十分穩固。黨、政、軍、特皆能完全掌控。假如當時當局准許雷組黨，有台籍精英參加，由胡適做黨魁，這將是一個集合高級知識份子，又沒有地域色彩的反對黨。又比民進黨早了那麼多年，這個党的水準肯定比今天民進党高得多。以胡適溫和之個性，不容易與蔣決裂，《自由中國》雜誌的壽命也會更長些。果真如此，臺灣民主法治將是另一個面貌。

兩蔣推延民主進程的結果，最後迫使民進黨煽動民眾，製造族群仇恨，進行去中國化，主張臺灣獨立，造成今日臺灣民主發展的窘境，也成為兩岸關係、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對一生奮鬥追求國家統一的兩蔣而言，如果地下有知，當深悔昔日之非計也！

《自由中國》以悲劇收場，蔣介石背負了殘害知識份子的罪名，但是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國內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自由中國》的許多主張如放棄反攻大陸、專心建設臺灣，實踐民主法治、尊重人權、尊重憲法、實行自由經濟等，由國民黨主導的政府一一實現。

從《自由中國》的案例我們更應該醒悟到知識份子在學術、思想上的努力，其影響往往比現實政治大得多。

（武之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