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汪辜會談”選在新加坡?

當兩位先生隔著長方形會議桌相視而笑,相互伸出手——終於實現了兩岸高層人士四十多年來的首次握手。那種經過戰亂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的場面,讓我有一種“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資政促成了“汪辜會談”。

這要從1992年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說起。楊主席在與李光耀會談時說,海峽兩岸談政治問題,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談經濟。李光耀立刻問楊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話轉告給李登輝?楊主席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之後,據我駐新加坡大使館轉達李光耀的通報稱,他專程到臺灣,將楊主席的話帶給了李登輝。一段時間之後,李光耀又告訴中國大使館,李登輝同意兩岸對話,由兩會會長辜振甫和汪道涵談經濟,地點就在新加坡。我們同意了。

“汪辜會談”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行。作為“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的主談人,我4月23日就飛赴新加坡,與臺灣海基會邱進益副董事長磋商會談的有關事宜。

但是,兩岸開創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極其艱難的。這從當時雙方對一些細節的處理可以看出來。

因為舉辦“汪辜會談”是我們主動邀請辜先生的,出於禮貌,海協方面建議汪先生在辜先生抵達新加坡時,到機場接機。但是當時李登輝主張到新加坡談有一個目的,即,要在國際上體現兩岸對等,所以海基會非常強調這一點。海基會方面認為,雙方都各自來到新加坡,不必由誰接誰。因此對我們的建議,海基會沒有同意。

李光耀資政也想舉辦一個招待會歡迎兩會會長。在北京,新加坡駐華使館特意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沒有異議。但是,我當時就感到臺灣方面不一定接受。例如,兩會的領導人誰先到誰後到,誰坐在李光耀先生的右邊或者左邊,恐怕臺灣方面都會計較,很難弄得非常妥當。不出所料,臺灣方面果真沒有同意。這樣,細緻周到的李光耀先生改成分別會見兩會領導人。

4月27日早上,汪先生和辜先生第一次見面,新加坡方面安排在海皇大廈26層的一個房間。令人意味深長的是,兩位領導人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談,其話題竟是從中國的國粹——京戲談起。

76歲的辜振甫先生從小就會唱京戲,對京劇研究甚篤,他曾對我說他鍛煉身體的秘訣就是一個禮拜唱兩次京戲,因為唱京戲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雖然不會唱京戲,但他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深厚。兩位老先生顯得十分相熟,相談十幾分鐘後,新加坡方面請雙方下樓到四層會場。為了體現兩岸的“平等”,新加坡特別安排雙方分別乘坐兩部電梯。

那天會場上的熱烈場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腦海中。

因為兩老已經在上面握過手,因此進入談判會場,他們在談判桌前落座,準備開始會談。但記者們希望他們先握手照相。我馬上向汪先生轉達了記者的意思。汪先生高興地站起來將手伸向對面的辜先生。當兩位先生隔著長方形會議桌相視而笑,相互伸出手——終於實現了兩岸高層人士四十多年來的首次握手。那種經過戰亂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的場面,讓我有一種“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

圍在四周的記者們興奮了,他們使勁地拍啊。兩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老還開玩笑地說“我們當演員了”。自此,汪辜二老開創了兩會商談必先握手之風。

日後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有當天晚上的宴會。在新加坡董宮酒店,汪道涵伉儷宴請辜振甫伉儷。飯店巧妙地將兩岸同胞之情嵌入九道菜名中,兩會人員在一起出席宴會就是“情同手足”,雙方同是“龍族一脈”,今夕是“燕語華堂”,“琵琶琴瑟”合鳴,譜一曲“喜慶團圓”,祝身體健康、“萬壽無疆”,並祝“兄弟之誼”能“三元及第”、“前程似錦”。

在宴會即將結束的時候,海基會的朋友興致勃勃的拿著這張寫有“汪道涵伉儷宴請辜振甫伉儷”字樣的菜單,請雙方代表團的成員簽名,留作紀念。大家都在功能表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在談判桌以外非常和氣,友善。畢竟大家同屬中華民族,都講中國話,都有同樣的愛好:喝白酒、飲茶、吃中國菜。記得大家在一起喝酒時,當年海基會的副秘書長,現在是鳳凰電視臺主持人的石齊平先生,因為酒量大,大家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十七瓶”;曾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焦仁和,則獲得同名字諧音的“叫人喝”。

不過,“汪辜會談”也並不總是這般喜氣洋洋,而是一波三折。

海基會方面希望海協會同意簽一個台商投資保護協定。海協當然贊成保護台商投資的正當權益。事實上,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頒佈了鼓勵和保護台商投資的法規。但是,如果要由兩會簽相關協定,兩岸雙方都應當允許直接投資。而由於臺灣當局的限制,當時來大陸投資的台商都是間接投資,他們是作為新加坡、美國、日本、香港等法人來大陸投資的。因此,我要求臺灣方面首先要開放直接投資,並且取消對台商投資的許多限制。但由於李登輝實際上並不希望台商來大陸投資,因此海基會不同意開放直接投資和取消各種限制。所以,雙方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陷入僵局。

此時,汪辜會談已接近尾聲。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之時,28日下午,兩位會長開始“拐彎”。辜先生說,我們兩會商談已經開了個頭,很多事情還需要再談,這次就到此為止吧。汪先生也表示,可以再會、再議。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決,終於使會談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據兩位元先生的意見,我和邱進益先生以及兩會的同事們為起草此次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汪辜會談共同協定》絞盡了腦筋,特別是在寫兩岸經濟交流要遵循什麼原則的措辭上,因為要照顧到雙方的立場,費盡思量。

例如,《共同協議》中寫進了“互補互利”四個字,作為兩岸經濟交流的原則。這是因為汪先生和辜先生在第一場會談時,都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們就建議把這四個字寫入,海基會接受了。終於做到雙方滿意,皆大歡喜。《汪辜會談共同協定》規定:“雙方均認為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這是1949年以來,除了《金門協議》,除了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以後,第三個最重要的協議。在這個協定之後,在大陸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到大陸投資的台商一浪高過一浪。

4月29日上午,兩會領導人鄭重地在雙方達成的《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汪辜會談共同協定》等四項協定上簽了字。

在簽字時,臺灣方面仍然要突出兩岸的“對等”。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右為尊。兩位元老人要簽四個協議。因此,根據海基會方面的建議,在簽了兩個協議後,兩位元老人互換位置。站在他們後邊的兩會成員換不換位置呢?如果站在後面的一二十人也跟著換,現場就亂了。我跟邱先生商量後,雙方就原地不動了。

這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辜先生後面站著的是海協會的我,汪先生後面站著的是海基會的邱進益。有一張照片記錄下了這個特殊而珍貴的鏡頭。

在“汪辜會談”之外還有一個小插曲。在“汪辜會談”舉辦之前,十幾個民進黨人也跟到新加坡。他們每個人的西裝裏邊穿著的T恤衫上,都寫了字。他們分散在會場的大樓的前,汪老的車隊一到,他們就立刻排成隊,將穿的西裝外套一脫,露出了每個人的T恤上寫著的一個字,連在一起是“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新加坡員警發現後,很快就將把他們驅散了。

我的第一次臺灣之行

“汪辜會談”之後,為了落實《汪辜會談共同協定》等問題,1994年8月,我受時任海基會駐會副董事長焦仁和的邀請,率海協會的同事訪問臺灣。那是我第一次到臺灣。離京前,有一些臺灣朋友打電話來北京稱,民進黨想藉機鬧事,你可能有人身危險,最好暫時不來。我當然感謝這些朋友的關心,但還是按經中央台辦報請中央批准的海協訪問團赴台方案,按原定計劃啟程赴台。

飛機降落在臺北的桃園機場,我一出了天橋,幾十個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就在離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對我高喊“唐樹備滾回去”,而且亦步亦趨,我一路走,他們一路跟著在我耳邊叫喊。我知道他們這批人是想激怒我,希望我發脾氣,有的記者也想拍下我發火的鏡頭。但是我沒有上他們當。記者們一路拍,卻始終沒有拍到我面露怒容的鏡頭。

這時,在機場大門口,幾百名民進黨組織的群眾,舉著台獨標語,要在我出機場大門時,攔我坐的汽車鬧事。他們還帶著雞蛋、番茄,準備丟我。與此同時,由臺灣中國統一聯盟組織的幾百名臺灣民眾,舉著“歡迎唐樹備先生”的標語,在機場大門附近集結,準備熱烈地歡迎海協代表團。民進黨組織的群眾,看到中國統一聯盟的成員高舉歡迎我的標語,竟出手打人,中國統一聯盟的多名成員因此而受傷。

據說,臺灣方面為我們準備了三個離開機場的方案。第一方案是走機場大門出口。第二方案是走出天橋後再坐電梯下去,重回停機處,直接從跑道附近離開機場。第三方案是坐直升飛機,飛往下榻的飯店頂層陽臺,為此在機場停放了兩架直升機。最後臺灣方面實施了第二方案。

在我走進下榻的飯店,臺灣的員警排成兩隊,形成夾道,每人都持著一人高的長棍。我就在他們中間走進電梯。據說,當天臺灣方面一共出動了3000名員警,保護我和海協代表團。

我在飯店的大堂裏,看到帶著孩子去飯店吃飯的父母們,他們客氣地向我點頭打招呼。

進入房間後,焦仁和先生趕來,代表辜先生向我道歉。

在當天舉行的記者發佈會上,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機場上發生的事,不是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我還說,飯店大堂裏向我點頭打招呼的臺灣民眾,更能代表多數臺灣民眾歡迎兩岸關係改善的心聲。

第二天開始會談。民進黨組織的群眾,用高音喇叭對著會談場所大呼台獨口號。我在會談開始時即興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說,兩岸關係是“剪不斷,理還亂”。有人想剪斷,是不可能的。

由於受到西方某些政治勢力支持的少數頑固堅持台獨立場的人欺騙宣傳的影響,由於國民黨過去長期對臺灣民眾的高壓統治和“反共”宣傳,再加上大陸方面幾十年來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有曲折、失誤,這使相當一部分臺灣民眾對大陸不瞭解、有疑慮,甚至受到台獨思想的影響。這需要時間來化解。但是,兩岸要走向和解,要走向統一,儘管需要花很大的力氣,但這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住的。關鍵在於把大陸自己的事辦好。對此,我深信不疑。

1995年5月,經中央台辦報經江澤民總書記批准,我第二次率海協代表團訪台。我和焦仁和先生達成了同年7月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的協定。但因李登輝訪美,兩會的接觸商談被迫中止,第二次汪辜會談也無法舉行。

以後,焦先生離開了海基會。焦先生的夫人後來到北京來旅行,我請她吃飯,談起往事時,焦夫人說,一天,焦仁和在看電視,得知他被免去海基會副董事長的職務。而在此之前,焦仁和一點也不知道。

在自家地方實現“汪辜會晤”

1998年10月14日,81歲的辜振甫先生偕夫人嚴倬雲踏上久違53年的大陸土地,他將與汪道涵進行“汪辜會晤”。因為與過去雙方事先商定議題的汪辜會談不同,這次只是交換意見,沒有商定的議題,只算是會晤。但這次是在中國自己的地方談,就自己的問題交換意見,而不是在外國。

“汪辜會晤”在上海和平飯店舉行,雙方達成了四點共識。其中最重要的共識是兩岸可以進行政治、經濟對話,另外一項共識是邀請汪老訪問臺灣。較之過去只可以談事務性問題,現在兩會可以談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這對兩會和兩岸關係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突破。

我和夫人到上海接機,參加汪辜會晤。辜振甫一如上次“汪辜會談”中一樣幽默風趣、儒雅健談。

“汪辜會晤”結束後,我和夫人陪著辜振甫先生及夫人從上海到北京。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參訪、會晤活動。55年前,辜先生曾到過北京。經過兩岸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如今再訪北京,辜振甫不禁感慨萬千地說:“無論如何,總算是來到了北京!”

在北京,錢其琛副總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義會見了辜振甫。雙方的談話集中在臺灣的國際政治活動空間。我記得辜先生對錢其琛說,臺灣目前的國際空間是大陸打壓的結果。錢其琛則告訴他,不是大陸打壓臺灣,而是形勢發展的結果。因為中國大陸發展了,在國際影響大了,很多國家要和我們建交,自然就和臺灣斷交。這個趨勢還會發展。

江澤民總書記是在釣魚臺的四季廳接見的辜振甫,十月的北京正值最好的季節,從四季廳放眼窗外,一片片的樹林層林盡染,各種樹木的葉子呈現出綠、黃、紅的色彩,非常富有立體感,美不勝收。在這樣的美景中,江澤民和辜老先生愉快地交談了兩個小時,在平靜、坦率的氣氛中對涉及兩岸關係的重大問題交換了彼此的看法。

酷愛京劇的辜振甫,在大陸方面的安排下,先後在上海的蘭心大戲院和北京的長安大戲院,出席了名家薈萃的京劇晚會。辜先生也粉墨登場,走到臺上唱起渾厚、激越的京劇《洪羊洞》,“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閒空……”贏得滿堂喝彩。

在上海期間,受在美國紐約的蔣宋美齡女士之托,辜振甫夫人還去靠近虹橋路的公墓,為其父母掃墓。大陸有關方面對此給予了協助。

19日上午,辜先生和夫人圓滿結束了大陸的參訪、會晤,我和夫人一直將辜振甫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機場。在候機室裏,辜先生再次感謝大陸方面的盛情接待。他還對我說,希望有機會到北京大學演講。分別時,我們雙手相握,相約汪道涵會長訪問臺灣時再見。但是,終因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兩岸關係再度出現停滯。汪老最終沒能去成臺灣。而這次分手竟成為我與辜老先生的最後訣別。

(唐輸備 張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