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父親楊應彬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秘書長，同年4月，已經離開工作崗位16年，剛剛恢復組織生活的西北漢子習仲勳同志來到廣東任省委第二書記，接替已經上調北京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韋國清主政廣東。

要把廣東作第二故鄉

到廣州的第二天，習仲勳出席了廣東省委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會，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的第一次講話，言語不多，但感情真摯、樸實無華，他說由北方水土養育了大半輩子，現在到廣東，要把廣東作為第二故鄉，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

事實也證明，習仲勳同志雖然主政廣東只有兩年多時間，但他殫精竭慮，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忘我工作，他不僅帶領省委、省政府一班人齊心協力，團結戰鬥，領導廣東人民在改革開放中「殺出一條血路」，開創了廣東工作的新局面，而且為全國改革開放起到了排頭兵的作用。父親有幸作為班子成員，全力勷贊習仲勳大刀闊斧實行農工商業的改革，創辦特區，留下來難忘的「我們在廣東省委共同工作的日日夜夜」（習仲勳給楊應彬信件原話）。

我深切地感受到，父親對習仲勳、楊尚昆（1978年12月至1980年底，相繼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廣東省副省長，中共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等職）兩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十分敬佩的。為了改變廣東的落後面貌，為了老百姓的豐衣足食，省委主要領導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革開放政策的探索和實施中去。

那陣子，父親既要陪同習仲勳下鄉調查、開會寫報告，協調常委會的日常工作，還要陪同楊尚昆熟悉廣東省、廣州市的情況，忙得無法分身。有一次吃飯時，父親輪流接聽兩位元領導的電話，飯菜都涼了。我見狀講了一句牢騷話：「爸爸現在成了一僕二主了。」父親聽後很不高興，嚴肅地批評了我。但當時的情況確實如此，改革開放重任千頭萬緒，過去體制留下來的桎梏積重難返，沒有一種「拼命三郎」的精神，是寸步難行的。楊尚昆有事找父親，徑直跑到家裏來，順手抓了一張小竹椅，坐在父親床頭一聊就是大半天。

「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特區」等等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決不是哪位「設計師」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習仲勳心裏裝著老百姓，在處理廣東邊境大規模偷渡逃港潮的實踐中，向中央「討」回來的。父親在《金華集》回憶錄說到：「在新的歷史時期，廣東最大的創舉是在改革開放中設立特區。問題的提出，首先是50年代後期以來在廣東邊境上出現了經濟衰退，人員外流的嚴重現象。廣東和港澳山水相連，土地接壤，而且港澳80—90%是廣東人，在新界種蔬菜的是寶安人，為什麼他們那邊繁榮，而我們這邊卻是蕭條？」「因此省裏的領導同志就想，假如中央能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我們會發展得快一些。外流問題也可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於是1978年冬，習仲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希望中央給廣東更大的支持，給地方以更多的機動餘地，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的資金；同時在臨近香港地區搞拆船工業，以解決鋼材問題；希望中央允許在來料加工這些經濟事務的處理上給廣東處理權。」習仲勳代表省委提出的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後來鄧小平進一步要求廣東大膽試驗，創辦特區，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中央50號檔決定：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的廈門四個地區為特區，拉開廣東改革開放的序幕。父親在回顧這段經歷時，曾填「如夢令•開拓者」一闋：「天地何時開鑿？歷史如何寫作？人類在思維，又是如何探索？開拓，開拓，天際朝陽噴薄。」盛讚以習仲勳為班長的省委一班人勇於開拓的大無畏精神。

一切從實踐出發

廣東農村自發地嘗試推廣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是比較早的，也是比較大膽的。農村基層偷偷實施「產量責任制」，但誰也不敢公開說。習仲勳來廣東後，首先把農村體制改革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有一次他去從化調查回來，顧不上休息，吃過晚飯就把父親和分管農業的副省長薛光軍找去。他說在從化看了兩個大隊正在試驗「產量承包責任制」，效果很好，問他們是否可以推廣？父親說，這種做法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廣東推行的田間管理責任制的繼續和發展，接著父親就把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渡過「經濟困難」時期，清遠創造了「聯繫單位產量責任制」的「洲心經驗」的過程和歷史遭遇說了一遍。習仲勳聽完後，沉思了一會說：「我看只要能增產就是好辦法，怕什麼？這兩個大隊我已經批准他們繼續試驗，錯了我負責。」態度異常堅決，表現出習仲勳作為一個領導者的堅定性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

在習仲勳的大力推動下，形成了「中間不動，兩頭包」（即廣東中部較富裕的農村不動，粵東、粵西較貧困的農村先動）的情況，但沒過一兩年，中部地區也推廣這種做法，於是全省都實現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廣東農村很快出現了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較好形勢。

無獨有偶，工業體制的改革最早也出現在清遠縣。在時任韶關地委馬一品書記、張正甫副書記的支持下，從1978年開始，清遠縣部分企業試驗實行「超計畫利潤提成獎」收到了良好效果，此舉得到習仲勳的肯定和支持，然而「倒春寒」很快就吹來了——1979年5月，省財政和勞動部門聯合發文要清遠縣停止實行「超計畫利潤提成獎」，反對者的理由堂而皇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清遠縣的做法無疑是把應上繳國庫的錢「截流」了，違反了國家財經制度和紀律。

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等省裏領導出席了1979年8月在廣州召開的全省工業交通增產節約工作會議，認真聽取了雙方激烈的辯論意見。習仲勳在最後發言時強調：「一定要解放思想，省委、省政府有關檔的規定，如果實踐證明不對，也可以經過一定的手續改過來，不要不敢越雷池一步」。他還語重心長地說：「在工業戰線，一定要補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一課。」會後，省委、省政府作出決定，由各地選擇若干縣的工業企業，仿照清遠縣的辦法和本次大會討論提出的改進意見搞試點。

但清遠縣的經驗卻因為有分歧，看法不一致，在廣東的推廣受到較大阻力。習仲勳知道這個情況後很生氣，他說：「開會的報告、總結，丟掉了清遠的經驗，我一聽到這點我就很有意見，這就不大對頭。去年8月才決定的，才過了10個月，經驗你也不總結了，你又偷偷摸摸的把它去掉不提了，老實說，大家有點生氣。」1980年7月5日，習仲勳為此決定到清遠縣調研，陪同前往的有父親和省經委主任王煥等人。習仲勳深入清遠縣工業企業調研，召開縣部委辦局領導和公社（鎮場）黨委書記座談會，他說：「清遠經驗就是企業自主權的問題，我看你們這條路子很對，就是把經濟搞活！有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加以改正，不合理的體制加以改正，把人的手腳解放開來！」父親目睹習仲勳一切從實踐出發，一切為群眾著想的大無畏精神和舉措深受感動，當場賦詩一首：「經驗原從實踐來，還憑妙手匠心栽。長征路上辟新徑，帶起群芳處處開。」記下了廣東改革開放艱苦歷程中值得追憶的一幕。

習仲勳於1980年11月調離廣東後，對曾經與他共同工作過的戰友、同志是十分關心、耿耿於懷的。1997年，父親應中央黨史出版社之約，寫了一篇「回憶習仲勳同志在廣東的二三事」，習仲勳立即于當年9月18日給父親寫了一份熱情洋溢的信，信中說：「看到你寫的‘回憶習仲勳同志在廣東的二三事’後，使我回想起我們在廣東省委共同工作的日日夜夜。你的真實性文筆，把廣東省在改革開放初期面臨的種種矛盾，和我們嘔心瀝血為人民的豐衣足食而進行的撥亂反正，以及為廣東經濟騰飛打下堅實基礎的許多事情躍然紙上。衷心感謝你對這一段歷史的回顧」。

任仲夷「接棒」廣東

講廣東的改革開放，不能不講任仲夷。1980年底，任仲夷從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上南下廣東，接替上調北京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勳主政廣東。在任仲夷任省委第一書記的4年多時間，父親一直是常委，前三年兼任秘書長，後兩年分管宣傳文教工作，與任仲夷有很多接觸。父親在一篇文章中寫到：「給我的印象，任仲夷同志是一位大兄長，是我們省委領導班子的好班長。在崗位上時，他發表了許多精彩的觀點，對廣東的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探索，起著思想指導的重要作用，使廣東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退下來後，他也經常發表一些好的意見，使人耳目一新。」

任仲夷到位伊始，正是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遇到重大危機的關口。一方面，深圳珠海特區拔地而起，短短幾年時間，一座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就以「深圳速度」展現在世人面前。與此同時，隨著特區建設的深入發展，也出現了一些負面效應。如特區經濟和國內經濟的關係問題；派購縮小了，議價擴大了；基建戰線拉長了；高價收購的東西多了，轉為出口的農副產品多了；外匯收入多了，但外匯又不用來購買國內所需的生產資料，而是進口高檔消費品，衝擊了國內市場等等，這些負面效應最突出的是沿海走私販私活動更加嚴重，一些不是特區的地方也有走私販私活動。有一位元記者曾在《經濟日報》上撰文說「廣東改革開放十年，全國議論十年」，「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這種議論在頭幾年尤甚。廣東按照中央的指示，實行改革開放，創辦經濟特區，有人就說你是在搞香港化，搞資本主義化，是在搞租界，出賣主權；廣東先富起來了，有人就說「廣東是賺了內地的錢」、「廣東變特區，我們變災區」、「廣東除了國旗還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有些甚至還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廣東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問題，中央高度重視，於1981年1月11日發出了《緊急通知》，要求在全國開展嚴厲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中央書記處又於2月11日至13日在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這次會議氣氛極其嚴肅，不像以前那樣輕鬆活潑。弟弟楊小楊？回憶說，去開會前就感覺父親承受巨大壓力，以為這次父親上京可能就回不來了。會上發了好幾份反走私的檔，特別是書記處研究室編印的一份《舊中國租界的由來》，十分耐人尋味。因為對開放政策和創辦特區，一直存在爭議，其中有一個論點，就是把特區和舊中國的租界相提並論，甚至劃上等號。可見當時廣東的領導班子承受著多大的責難和非議。座談會結束後沒幾天，中央領導又把任仲夷、劉田夫叫去北京，研究反擊走私問題。後來，廣東幹部把這兩次進京戲稱為「二進宮」。「二進宮」原本是京劇的一個劇碼，把它說成「二進宮」，與劇的內容毫無關係，只是借用這個詞暗喻兩次進京廣東都挨了中央的批評。

確實，父親只是一進宮，那是任仲夷率省委全體常委一塊進的京。第二次進京，也就只有任仲夷、劉田夫兩人。當時談了些什麼，怎麼談的，這次進京對廣東的開放改革有什麼影響？

2003年夏，為紀念改革開放25周年，中央和地方的傳媒都組織撰寫紀念文章。某雜誌社成功地採訪了任仲夷。在珠島賓館會議樓二樓的一間會議室，我陪著父親和任老，參加了採訪活動。主要內容是談到第二次進京時，中央領導人為了不使剛剛興起的廣東改革開放的事業夭折，如何苦口婆心地引導任仲夷渡過難關，甚至細緻到任仲夷向中央的檢討怎樣寫，都親自交待，一再叮囑。保任仲夷過關，就是保住了廣東的改革開放。

（楊小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