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歷史成為負擔。這是尼采的告誡。而美國之所以選擇先進的民主模式來治理國家，固然緣於華盛頓、佛蘭克林、傑弗遜、麥迪森、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等人的超前理念、過人膽識和天才設計;但民主政治能夠在美利堅這塊沃土上紮根，並得到發揚和不斷完善，則主要是因為美利堅沒有歷史包袱。

美洲本來是印第安人生息繁衍的家園，白人勢力入侵後，他們相中這一塊富饒的黃金之國，便賴著不走了。這些美利堅的新人本質上都是客人，客人與客人之間的身份是對等的，他們驅逐主人後，用各自實力瓜分了主人留下的財產。強烈渴求秩序的精明的客人們明白相互間持久暴力是不能持久的，容易兩敗俱傷。為了確保自己對搶來財產的所有權（後來約翰‧亞當斯說：「財產權必須得到保護，否則自由就不可能存在。」），面對共同的敵人——印第安主人，他們形成了嚴格的私有財產觀念並且認定「面對公共事務，社會比個人強」，於是他們需要相互間訂立攻守同盟，訂立契約。契約精神是民主的核心。

早在1620年11月11日，海上飄蕩66天之久的「五月花」號即將在陌生的新大陸靠岸。新大陸，是一片待開發的處女地，他們上岸定居之後未來的社會將是什麼樣子的，當時也許無人能夠準確地預料。這時候船停了下來，船上的成年男子開始議論：我們將如何管理未來的新世界？依靠什麼？領袖的權威？軍隊的威力?還是國王的恩賜？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之後再上岸。發言十分激烈，有權參加討論的是船上41名成年男子，最後他們決定共同簽署一份公約，這就是《五月花號公約》：

以上帝的名義，阿門。

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傳播基督教信仰，為了國王和祖國的名譽，我們這些簽名的人，作為愛爾蘭統治者以及護教者詹姆斯一世國王的忠誠臣民，將著手在佛吉尼亞北部這片新開拓的海岸建立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此，在上帝以及我們各自的面前，嚴肅地定下相互契約。依據該契約，我們自願結成一個民眾自治團體，據此來保證大家共同的安全，並實現上述目的;今後，在認為符合殖民地一般幸福的情況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平正義的法令法規，制定憲法，組建公職機構，並且，我們宣誓將服從這些法律和公職。

這41位男子在牛皮紙質的約定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翻譯成中文，不足300字。然而，信仰、自願、自治、法規、公平……這些關鍵字幾乎涵蓋了美國立國的基本原則，可以不誇張地說，美國幾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這短短的幾百字之上。

1802年，在當年「天路客」登陸的朴茨茅斯，約翰•亞當斯於一年一度的「先祖日」慶典上發表演講，他把《五月花號公約》看成是美國民主之花盛開的前奏，「這則積極向上的、富有創意的社會公約在人類歷史上或許是絕無僅有的」。

探險美洲有著激烈的宗教和政治背景。1630-1660年的30年中，英格蘭爆發了一場真正的政治論戰和政治實驗，1640年英格蘭國王和議會之爭以議會的勝利而告終。在論戰過程中，共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得到充分討論。在美洲的很多殖民者參與了討論，他們多是帶有獨立見解，有著根深蒂固地從自己立場出發思考問題的習慣。遠隔重洋的王國政府無力把胳臂伸得太遠，他們也天然繼承了這個政治實驗成果。

在一個沒有貴族的國家，君主政體沒有多大意義。傑弗遜說：美國人「擺脫君主政體，就像脫掉舊裝穿上新衣服一樣輕鬆自如」。人人都有資格過上最好的生活，只要他們努力工作，人往高處走不僅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還是令人欽佩的。艾比尼澤鮑德溫說：「我們當中沒有平民百姓這種玩意兒，在虛榮和時尚之間，這一品種被徹底消滅了。」白人社會裏不存在貴族階級，也沒有嚴格的最底層，未來向他們開放，每個人都向上爬。不願安分守己可能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特徵。持續不斷的流動性瓦解了定居的社會，趕走了等級制，助長了平等的假說。殖民者們到新大陸上普遍組建「小政府」，通過議會和選舉來治理公共事務。空口無憑，大家相約的事情要寫下來，美洲的殖民地史無前例地形成了一系列成文憲法。《康涅狄格基本法》是全世界第一部成文憲法，有一部成文憲法使得此後美洲殖民地議會明顯比英格蘭議會更進一步。

大量湧入北美的客人們，有些迫於貧困，有些出於好奇，有些是為了擺脫追殺和牢獄之災，有些是懷著一夜暴富的投機者和冒險家，也有最真摯、最虔誠的一部分，他們以傳播福音為其主要的工作範圍。就是這些傳播福音者也來自法國、德國、英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瑞士等不同國情的歐洲各地，他們認識到宗教和知識的源泉在母國被弄髒了，他們代表各種宗教流派來追求自由、籌謀一方淨土，把新大陸建為「山上的城」。幾個不同的新教團體脫穎而出：日內瓦和荷蘭的加爾文教派、英格蘭的英國國教、德國北部的路德教會，他們滿懷感激之情，感謝上帝讓他們脫離了歐洲的貧困和壓迫，幸福地進入了新的樂土，他們要在同一塊大陸上和平共處，必須學會相互寬容。第一個宗教寬容法案，是1649年馬里蘭大議會通過的《寬容法案》，該法案不僅確立自由信奉宗教的原則，而且使得對他人宗教使用敵意語言成為一種犯罪。這個令人驚訝的法案把各種宗教派別的更多流亡者成批帶到美洲。

1719年荷蘭歸正會的德國牧師領導了一系列的培靈會，強調「虔誠主義」，通過一種聖潔的生活而不去操心折磨17世紀的教條之爭，這直接推進了美洲從鄉村開始的「大覺醒運動」。宗教是啟蒙之友。大覺醒運動也是一場啟蒙運動。他們接受了培根、洛克的理性主義精神，認為真理要從《聖經》中自己去尋找，去分享上帝的仁愛和激情，愛是宗教體驗的本質。因此大覺醒的人們更珍視個人的體驗，不強調禮拜儀式的正確性，不強調教區的邊界，貶低神職人員的個人權威。

當這些殖民者受到英國政府無理干涉的時候，他們便又聯合起來組成大陸會議，討論對策。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他們被允許與母國就兩個民族之間的恰當關係展開爭論的話。不幸的是，英國王權政府還不了解新大陸就隨便決策，顢頇地堵死了這個通道，他們侮辱來談判的佛蘭克林。經過戰爭的美國開國元勳們深深接受這個教訓：話語選擇，比武器來說是更好的選擇，也是代價最低的選擇。

所以獨立革命勝利後，關於聯邦憲法得到了全民而充分的討論，用佛蘭克林的話說，是「一場真正的戰爭」。

派特利克•亨利、約翰•漢考克、撒母耳•亞當斯、艾德蒙•藍道夫、喬治•克林頓、理查•亨利•李，喬治•梅森，擔心新的大政府很快會落入特殊利益集團之手。本來對通過聯邦憲法持很大的保留態度，但他們提出具體反對的理由五花八門，對拒絕之外選擇什麼，無法取得一致。可是戰爭期間，小政府運轉艱難，要不是華盛頓的堅韌、勤勉和協調能力，根本難以支撐。這是教訓。另，如果聯邦憲法通過了，人們期待華盛頓被召回重新擔當大任，他會阻止權利的濫用，就像他曾經在政府缺乏權力的時候做得一樣好。眾所周知，華盛頓贊成批准憲法，佛蘭克林也支持憲法通過，所以漢密爾頓、麥迪森、約翰•傑伊、約翰•馬歇爾、詹姆斯•威爾遜等聯邦主義者們最後占了上風。

第二次制憲會議中除了種植園主、土地所有者、商人、大學畢業生，還有其最重要的成分——律師。律師和種植園主、商人不同，他們沒有既得利益要不斷促進，因此成為公共利益的基石，成為天生的統治精英。漢密爾頓認為：州立法機關，由種植園主、商人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團占支配地位是自然的，也無可非議，但國會應該律師占支配地位。州代表地方利益，聯邦國會代表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並在兩者間調停。這也是佛蘭克林的一貫思想。麥迪森在討論聯邦憲法時，建議把「宗教寬容」改為「宗教信仰自由」。他還在憲法中引進普選的概念，提出全國性政府應該直接作用於人民，他的權力應該直接來自人民。他創造了「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這個莊嚴的概念。麥迪森和詹姆斯•威爾遜強調選舉和代議制是美國民主區別于雅典和羅馬的古老法則。

約翰•漢考克、撒母耳‧亞當斯兩個重量級的反聯邦主義者盤踞的麻塞諸塞州，最後提出擬定一份權利法案作為附加條款，以通過聯邦憲法。儘管憲法是由那些受過教育的精英弄出來的，但它的討論和批准是公開的，最後是由普通百姓決定的。

聯邦憲法被採用之後，使用的民主和政治平等得到切實體現，州和聯邦的立法團體的代表有的是農夫，有的是鐵匠，有的是屠夫，當然也有數學家和律師。做代表不需要特別的天才。承認每個人都有資格過最好的生活，到讓他們參與到政府管理的權利，只是一步之遙。像農夫、鄉紳這些詞被淘汰，代之以「公民」。加圖說：「一件事對公眾來說是好是壞，普通百姓是最好的法官。」傑弗遜相信：「向一個農夫和教授提同一個問題，前者常常解決得更好，因為他不會被人為的規則領入歧途。」「啟蒙無知者，解放被奴役者」。這種平等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把教育權放在了國家優先考慮的事項的前面。無論是華盛頓、佛蘭克林還是傑弗遜、麥迪森和亞當斯都認定宗教、道德、知識對好的政府和人類福祉都是必不可少的，學校和其他教育手段應該永遠得到鼓勵。

一群嚴肅認真、有判斷力，以一種實用主義精神聚集起來的人們，討論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優劣，討論如何讓政府不陷入特殊利益集團的手裏，也討論如何避免「多數人的暴政」。憲法在批准過程中，引發公眾對這個問題反復展開大爭論，這公眾的政治爭論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教育。華盛頓和漢密爾頓觀點趨同：「每個人都應該被假設為流氓，在他所有的行動中，除了個人利益，沒有任何其他目標。我們必須根據這個利益來統治他，並借助這種利益讓他和公共利益合作，儘管他的貪婪和野心永不饜足。」約翰‧亞當斯說：「造就紳士的，既非出身，亦非特權，而是教育。」亞當斯的父親是一個粗魯無文的農夫，他本人則通過在哈佛上學成為一個紳士。勇於承擔責任的漢密爾頓本是個被無良父親拋棄的私生子，他通過在國王學院學習，成為同時代最有鋒芒的律師之一。正是教育才會把這些新生的州聯盟和共和結構和民主內容打造成和平發展的火車頭。

眾望所歸的華盛頓在總統任內發現，權力還是分散更好，他把所有主要政治派別都網路旗下。他一直強調聯邦憲法是以民主的方式創立並被人民自由討論而後採用的，人民當然要遵守，代表民意的政府更應該遵守，所有事情上，行政部門都必須服從憲法。美國因此成為一個法治國家。本來總統是唯一一位由全體國民選舉出來的官員，這種道德的合法性其實給新生共和國的首腦賦予了令人生畏的潛在權力，正是華盛頓的自我約束和良好判斷給美國民主帶來一個幸運的起點。傑弗遜曾評價說：「華盛頓一個人的節制和美德，很可能防止了這場革命像其他大多數革命一樣，以顛覆它原本打算建立的自由而告終。」

民主帶來最大的人類福祉多半是其他民族所不曾享受的，美國人幸運地選擇了它，並享受了它，今天美利堅合眾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富有和強大的國家。

（蒙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