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物資很緊缺，我們就把老北京二鍋頭和當地老白乾

當消毒酒精用，還將裝肥田粉的塑膠袋子洗乾淨，剪三個洞，消毒後套在身上當手術衣

記得1976年7月28日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氣格外晴朗。我正在華山醫院腦外科看門診，突然接到醫院黨委辦公室的通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你們要去前線參加抗震救災。

當天，我們醫院緊急組織了三支抗震救災醫療隊，每支隊伍15人。那年我37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

我當時只穿著白大褂和短褲，下面一雙塑膠涼鞋，就問能不能回家換身衣服，得到的答復是情況緊急，馬上會有飛機來接大家，讓我們不要離開。後來考慮到口袋裡沒有錢，我還是回去拿了10元。我們醫院有個黨委副書記是從沙家浜地區的新四軍部隊裡出來的，他說當年打遊擊的時候都配鞋子，所以給我們每個人都配了一雙。

我們在辦公室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原來準備載我們去唐山的飛機機翼撞到房子壞掉了，恰巧哈爾濱到上海的火車回不去了，我們就改坐這趟火車趕赴唐山。

當時每個醫療隊配備一輛大卡車，車上插了很大的紅十字旗幟。幾十輛卡車集結在上海人民廣場，車上密密麻麻都是穿著白大褂的醫務人員。車隊浩浩蕩蕩，從人民廣場出發，開往老北站。老百姓看到這個場景，有的還以為要打仗了。

輾轉赴唐山

火車上有電風扇，但還是很熱。那個晚上，大家都迷迷糊糊沒有睡。第二天凌晨，火車到了天津的楊村，路就不通了，我們便在旁邊的楊村機場待命。

救援隊裡有軍宣隊員和工宣隊員，軍宣隊員的聯絡溝通能力比較強，跟楊村機場的軍人說明了情況，機場的軍人有經驗，說最要緊的是鹽，於是每個小組各買了三斤鹽，買了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人還買了頂草帽。當時是盛夏，太陽暴曬，機場開闊，我們沒有地方去，就都躲在飛機下面。一會兒就有駕駛員過來說：「老鄉，我們飛機要飛了。」我們就轉移到另一架飛機下面去。另一架飛機又要起飛的時候，我們就繼續轉移。

下午，終於來了兩架運八飛機。我們每個醫務救援人員都帶了很多東西。我作為腦外科大夫，帶了必需的手術器械、B超儀器、鹽水包等，後面背得像山一樣。但是我們精神振奮，力氣也變得很大。

飛機裡面什麼都沒有，地板上空蕩蕩的。我們把東西堆放在當中，大家圍坐在地板上。飛機起飛後，飛得很低。一出楊村機場，我們就看到下面的村莊化為了一片廢墟。其實，唐山大地震發生後，包括北京通縣、天津郊區也都遭受了很嚴重的損失。我們在飛機裡感到悶熱，就跑到了駕駛室，駕駛室裡的飛行員都打著赤膊，穿著短褲。我們問有沒有水喝，他們說沒有水，只有牛奶，我們就喝了一點牛奶。

飛機降落在唐山機場。唐山機場很亂，塔臺也垮了，是人拿著報話機和紅燈來指揮飛機降落的。我們暫時還沒有接到任務，就在原地休息。北京的消防車送水來了，我們就去取水。喝完後用塑膠袋把水紮起來存著。

天亮以後，指揮部派人來通知：「你們的任務在豐南，那裡是震中。但是現在鐵路不通，北京方向不通，東北方向也不通，橋樑也拆了，唐山火車站也毀了。只能用汽車送你們過去，但是也不知道路上是什麼情況。」

一籌莫展之際，我們看到旁邊有解放軍駐守的大帳篷，猜想應該是抗震救災指揮部，就去那裡找領導。我們身佩紅十字標誌，一路通行無阻，解放軍對我們也很客氣。抗震救災中央指揮組成員、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楊富珍聽見鄉音，出現在大家面前，用上海話對我們表示歡迎。她詢問我們的情況，我們向她作了彙報。她告訴大家，陳永貴副總理也在這裡，他是抗震救災總指揮。通過她的引見，陳永貴接見了我們上海醫療隊。他一身北方老農裝束，沉重地向大家介紹了唐山的災情，也對我們表示了歡迎。他說了很多，我記得最清楚的兩句話是：「唐山地震是毀滅性的！災情太嚴重了，至今我們都還不敢和毛主席講。」

在陳永貴的安排下，我們醫療隊乘坐直升飛機趕赴豐南地區。飛機上沒有空調，也沒有地面指揮，駕駛員也都是光著膀子，短褲赤腳。座位全部拆除，大家坐在兩邊的地板上，中間放著醫療器械。

到了豐南機場，駕駛員關照我們，下了飛機以後背著東西趕緊往後跑，不要向前跑。因為廣場上聚集著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圍著飛機往上送傷患。對那些還沒有送上飛機就已經死去的傷患，他們也沒有力氣再送回去，就把屍體放置在機場邊上。我們這些人做了十幾年的醫生倒沒什麼，一些剛畢業的醫學生沒有見過這種場面，心裡難免害怕。我們就安慰他們，還把他們護在身後。

我們先到了豐南中學。地震發生後，交通、通信全斷，縣城已經與外界隔絕三天了，更嚴重的是還沒有電。當時天氣很熱，我們就去水裡沖涼。其實水裡也有死屍，但天太熱，也管不了那麼多了。沒有飲用水，就把溝裡的水取上來，煮開了再喝。

豐南縣城是不能住的，餘震不斷，非常危險，我們就乘拖拉機到了胥各莊，在一大片菜園子旁邊支起帳篷，插上旗幟。我們自己帶了一頂帳篷，楊村機場送了我們一頂。拉帳篷是平時的專業訓練，我們都很習慣。兩頂帳篷，大的用來睡覺，小的用來存放醫療器械。

馬上就有傷患送來，我們當即投入了搶救工作。

用老白乾消毒，在露天做手術

唐山地震的傷亡是很慘重的。第一批送來的多是截癱病人，傷情常常使隨隊的醫學生害怕得叫出聲來。很多截癱病人有尿瀦留，小便尿不出來，導尿管用完了，我們就剪下倒塌房屋的電線，抽出銅芯，再用二鍋頭消毒，當導尿管用，解決了很多尿瀦留的問題。病人如果生命體征穩定的話，就暫時安置在當地老百姓家中。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開刀搶救，手術包括腦外科、骨科等。當時根本沒有適合開刀的外部條件，餘震不停，沒有人敢進房子，只能在露天開刀。消毒物資也很緊缺，我們就去問生產大隊有沒有酒，他們很慷慨地給了我們，我們就把老北京二鍋頭和當地老白乾當作消毒酒精用。我們還將裝肥田粉的塑膠袋子洗乾淨，剪三個洞，消毒後套在身上當手術衣。天氣炎熱，動手術時護士就在身後擦汗打扇降溫。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我們醫療隊共做了五六台腦外科手術和幾十台外科手術。在上海做此類手術時還有感染的情況，但在唐山做的手術卻沒有發生感染的。

當時傷病員很多，大家深知搶救時機對於生命的重要性，所以從早忙到晚不停息地工作，工作強度非常大。另一些隊員則冒著酷暑，一個村莊接一個村莊地巡迴，輕傷患當場治療，重症病人則拉回醫療隊治療。

豐南沒有平坦通暢的馬路，路上都是一堆堆的瓦礫，救護車只得在瓦礫上開，我們也只得在瓦礫上走，不曉得地震前這裡是馬路是田地還是人家，反正認准方嚮往前走就是了，根本看不見路，高高低低像爬山一樣。

上廁所是一個大問題。剛好我們駐地旁邊有一個菜園子，我們就自己動手在菜園子旁邊挖廁所。睡覺也成問題，男男女女擠在一個大帳篷裡怎麼行？我們就想辦法，將男女分開，中間用行李隔開。酷暑難熬，洗澡更成了大問題。男同志不要緊，晚上黑燈瞎火，弄點水來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麼辦？我們也不放心女同志獨自外出洗澡。於是，就想了一個辦法：男同志背對女同志在外面圍一圈，女同志自己在裡面圍一圈，一個接一個在中間洗澡。

吃的方面，一開始我們是吃壓縮餅乾，自己煮水喝。我們這支醫療隊吃蔬菜是沒問題的，因為旁邊就是菜園子，茄子、長豇豆之類的蔬菜都有。考慮到我們平時工作量特別大，當地老百姓就拿來了鍋，幫我們做飯。三天以後通電了，可以打水了。老百姓派一個小同志每天騎著毛驢來給我們送水。

不久，電話也通了，公路也通了，我們可以直接將截癱、腦外傷等危重病人送火車站轉運，就聯繫了解放軍。解放軍對我們很好，時常給我們送來大米、鹽，還有筷子、鐵鍋等生活物資，缺什麼都儘量供應。

解放軍派來了兩部車子，把重傷患送到火車站，男同志隨著去送傷患。由於地震，「唐山站」三個大字都掉落在了地上。火車站旁邊的房子倒塌了，擋住了軌道，我們就幫著清理了一個晚上。當晚突遇狂風暴雨，沒有人敢進房，只得在露天用四個棍子支一塊塑膠布，在下面待著。因為又冷又濕又餓，到處都是哭聲。那段經歷讓我終生難忘。

我們找到火車站解放軍指揮部，說明了情況，並說午飯和晚飯都沒吃，解放軍就送來一大箱餅乾，我們邊吃餅乾邊用軍用水壺喝水。天亮後，火車通了。我們出來這麼久，一直沒辦法和家裡聯繫，趁著這個機會，都抓緊時間寫家信。信封好，和郵資一起給了火車上的解放軍工作人員。等以後回到家才發現，這些信都是從哈爾濱寄出的，因為當時唐山火車只能通往東北方向。

回到醫療隊，發現我們自己的帳篷也在頭天晚上的狂風暴雨中毀壞了。天放晴後，我們重新把帳篷支了起來。

在救援過程中，解放軍戰士的火氣都很大，經常和當地老百姓吵架，因為任務緊迫，不容辯解，但是服務特別好。好多戰士還被感染，得了病。我在送病人的過程中，看到一座六層樓被地震摧毀，像一座山一樣堆著。北京方面的解放軍開來了很多吊車，把屍體從廢墟中一個接一個吊出，簡單地包一包，放在卡車上。當時處理屍體很簡單，包好後，挖一個坑，把屍體放進去，埋點石灰，打上消毒藥水。屍體就是這樣一批一批次處理的。後來發現這種方法不對，許多年以後大量屍體在地下不會腐爛怎麼辦？於是就把屍體挖出來重新處理。上海運來了一批屍體袋，可把屍體放進去慢慢腐爛。

這是我們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搶救傷患，護送病人。

給10萬個單位的人打破傷風針

第二個階段就是預防傳染病。地震過後，疫病很有可能流行，有時候死於疫病的人數比死於地震的還多。針對這種情況，唐山採取了三種辦法。一是用農用飛機噴灑敵敵畏。噴灑之前會通知民眾，把飲用水等東西蓋好。但飛機噴灑難以全面覆蓋災區，於是採用了第二種方法：在汽車後面裝一個水兜，像灑水車一樣沿著馬路噴灑。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打預防針，這種方法是最徹底的。

打預防針，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針筒和針頭。我們找當地醫院，他們說有，但是醫院的斷壁殘垣隨時有倒塌的危險，沒人敢進去拿。我們醫療隊員組成了「敢死隊」，一個接一個，憋住一口氣沖到預定地點，拿到了東西就趕緊往外跑。場面真是驚心動魄。大家也沒有考慮如果發生意外怎麼辦，就是為了把工作做好，而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當地老百姓也很配合。以前打預防針要每家每戶動員，有時候還會出現罵人打架的情況，這次，經過前期動員，老百姓都自覺地排隊。大概用了一個星期，打完了預防針。

經過努力，這次地震後，整個夏天都沒有因疫病死人。這樣，第二個階段也結束了。

之後，我們從豐南搬到唐山師範學校。那時天氣已經冷了，當地造起了簡易房。稻草房頂，四面牆內是空的，門口燒火，熱氣從另一個口中冒出來，這就是火牆。老百姓每家就是一個大炕，家裡有幾代人的話，就用一塊布隔開。這種火炕睡時很熱，不能穿衣服，否則渾身都是汗，但天亮就冷了。

我們住不慣炕，就改燒煤取暖。一開始給的北京鑫龍煤燒不著，後來給的開灤煤就很好，像汽油一樣，拿張紙引著，就冒出了藍色的火焰，等開灤煤燒旺了以後，再把鑫龍煤加上去。

晚上溫度實在太低，我下面鋪了幾層棉毯，上面蓋了三層，還壓了兩件衣服，才勉強挺得住。因為衛生條件差，我們身上都長出了跳蚤，需要天天曬被子，曬太陽。後來上海送來了很多樟腦丸，我們就把樟腦丸放在床上，跳蚤少了許多。

在吃的方面，後來有大師傅來給我們燒飯，主要吃饅頭、麵條和油條等。雖然條件仍然艱苦，跟上海家中不可比，但是大家苦中有樂，還是很開心的。所以我體會，打仗最要緊的是吃飽，後勤保障是不可少的。

唐山的餘震很多。我們在房上掛了馬口鐵，地震的時候馬口鐵會鐺鐺作響，一天會響很多次。有時候人在上廁所時，地震就發生了，都來不及提褲子就從廁所跑出來，然後抓牢一件物體，保持身體平衡。晚上有時也發生餘震，大家穿著棉毛衫、棉毛褲從房子裡面跑出來，外面又特別冷，短時間內也不敢回去睡覺，只得在風中挨冷受凍。

我經歷過的最厲害的一次餘震，是在廣場看電影時。突然間，好像有幾十架甚至上百架飛機飛過，發出很響很悶的「嗡嗡」聲。人和石頭都被震得跳了起來，感覺眼前所有東西都在動，人根本站不住。震後一分鐘，周圍沒有一點聲音，一片死寂。大家都嚇蒙了。不知過了多久，才有人尖叫、哭喊起來。後來聽人說，這次餘震很厲害。這也是我人生中經歷的最驚險的一次地震。

當地的醫院基本上垮了，我們就在唐山師範學校裡面建了一座抗震救災醫院。這是以華山醫院和中山醫院為主、上海多家醫院聯合建成的。很長一段時間，唐山的醫療就靠我們在那裡撐著。為了避免頻繁的餘震造成傷害，我們用原木搭了房子。從倒塌的醫院中，我們還找到了一台X光機。醫院各個部門都有了病房，複雜的手術都可以做了。中山醫院的醫生做了心臟兩尖瓣方面的手術，我也做了腦血管造影、腦瘤等手術。這些手術都是三級醫院的水準。

第三個階段是治療破傷風。當時破傷風的情況很嚴重，整個大禮堂都是破傷風病人，骨科和傳染科醫生奮戰在第一線。我們要給10萬個單位的人員打破傷風針，分配給我的1500個單位都不止。針藥的用量很大，全院的醫務人員都被動員起來，一天到晚都在鋸安瓿。

上海派來的醫療隊都是實實在在有能力做事的，所以老百姓對我們反映很好，很感謝我們。在抗震救災的日子裡，基本上天天都有外地來的直升機，扔下《人民日報》、各種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餅等東西。一次飛機來的時候，我們隊裡有個骨科醫生正在給病人看病，飛機扔下一包大餅，打開一摸，大餅還是熱的，聽說都是山東做的。上海方面對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飛機飛來。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我們每人還都可以分到一個蘋果。

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在唐山。消息傳來，大家都哭了，覺得不得了了，留下了這麼大一個爛攤子，可怎麼辦？我們醫療隊和縣上的百姓一起，參加了追悼會。

此間，我曾回上海短暫休假，其他的醫療隊員還在當地堅持著。「四人幫」被打倒後的一天，單位黨委書記突然來我家，說有事情需要我趕回到唐山。他說，在唐山的醫療隊需要對打倒「四人幫」表態，他們情況不明，消息不通，不知道應該怎麼表態。他要我下午就動身去唐山，傳達中央文件。但檔只能用腦子記，不能寫下來。

我們華山醫院輪流派去的醫療隊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後才回來。

醫療隊撤回上海後，唐山派了兩名醫生來上海進修，其中一個是唐山人民醫院的外科醫生，他曾在地震中受傷，被送到外地治療。來上海進修時，他和我住在一起。他感歎，唐山救援，就是一場沒有槍炮和硝煙的戰爭。

（楊涵銘、金大陸、戴潤明、張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