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擾攘多時的狗場去留問題終有結果。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表示，經綜合考慮，政府昨已要求澳門（逸園）賽狗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八年七月廿一日前，狗場必須遷離原址。狗會須在兩年內決定是否停辦賽狗活動，如續辦，必須改善格力犬飼養，比賽遷至符合城市規劃、特別是不影響民居的地方；如停辦，則須妥善處理員工遣散及為狗隻尋找合適地方安置。狗場現址的未來用途，將交土地規劃部門根據城市規劃及社會各方面意見處理。

有八十多年歷史的澳門賽狗場，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啟業。據逸園賽狗會的網站資料，「當時各界對此紛表樂觀及興奮，大量人群湧進場內，把看臺擠得水泄不通，前往下注的人也寸步難移。」雖然當時澳門已有多樣化的博彩娛樂，例如賭場、賽馬及許多不同類型的彩票，但由於賽狗運動在上海早已風靡全城，致使狗場經營者也期望澳門出現同樣的盛況。隨著公眾熱情冷卻，狗場的受歡迎程度也大大褪色，投注額相繼下跌。情況不斷惡化，狗場亦關閉。

上世紀六十年代，澳門逸園賽狗有限公司正式營辦賽狗。至七、八十年代，跑狗在本澳曾盛極一時，但到了九十年代走下坡，曾有賽狗圈人士甚至形容為「沒落」、「老化」。由於賽狗在形式上較單調，相對較難吸引年輕人的興趣。隨著經濟轉型，九十年代後本澳賽馬以至賭權開放後，豐富多元的博彩事業蓬勃發展，對賽狗造成衝擊。

賽狗收入連續數年下滑，去年毛收入有一億二千五百萬元，比一四年的一億四千五百萬減少一成三。

雖然賽狗是博彩活動之一，且對狗只的飼養也有不人道的質疑。但作為一個旅遊博彩城市，賽狗這一特色的活動卻也已經成為澳門重要的城市記憶。這一點，可以從狗場周邊居民及部分遊客和愛好賽狗的居民反映中得知。有遊客得知狗場將會搬離原址頓覺可惜，畢竟狗場歷史悠久，上一輩已開始參與其中，成為集體回憶，應該保留。其他地方賽馬多，但賽狗卻只澳門有，即使小時候不能進場感受賽狗氣氛，但坐在狗場樓上的餐廳遠望都覺得開心，如果賽狗永遠成為歷史，坦言會減低來澳意慾；狗場附近由細住到大的居民則表示，即使將來搬遷對他沒有分別，認為搬離後的好處在於清晨狗吠聲消失，減少噪音，但由於狗場是附近標誌性建築，可以留低，遷離雖不覺可惜，但感覺澳門又少了一樣熟悉的東西；更有居民認為，賽狗是健康活動，應繼續推行，始終澳門是賭城，「唔去賭狗就去賭場」，如果狗場將來搬往其他地方，礙於年紀大，未必有能力繼續追隨，屆時會缺少了老人家的娛樂消遣，希望繼續能保留。

其實，類似狗場去留這樣的兩難決策，已經成為困擾當前世界各個城市的難題之一。一方面。城市需要發展，需要除舊立新，但另一方面，舊的物件、活動已經成為重要的城市特色，承載著幾代人的記憶。如何在發展過程中，處理好城市記憶的保護、保存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城市需要屬於自己的記憶

廣義上的「城市記憶」應擺脫人類限定的學科和領域限定，它是一個城市中所有主體或者說歷史參與者的關於城市形成、變遷、發展和消亡中產生的具有重要保存價值的記錄，而從記錄的內容上看，不僅僅包含城建歷史，還應將純自然環境的變遷因素包含在內。從哲學上唯物辯證法的角度去考察城市記憶，城市記憶不僅包含靜態的歷史記錄，還應包含動態的「進行」因素，是一種當下正在發生的活動。過去的「記憶」為當下的活動提供參考，當下的活動不斷成為過去的「記憶」。

學者指：每一座城市都有其建設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是需要城市記憶來承載的。城市的記憶不是單薄的隻言片語所能描述的。歷史的沉澱，文化的精髓，建築的風韻……仿佛毫無關聯的獨立片段，都因為這種記憶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城市記憶看似無形。卻散落在我們這個城市的每個角落。樓房、街區、遺址、雕塑、標誌乃至片片點綴典型地顯現著一座城市的經濟、政治、文化乃至社會風貌的豐富內容。在記憶的河流中，它們不再僅僅是以物質實體的單純形式存在，而是成為蘊涵著城市變遷印跡的文化符號和歷史見證。簡而言之，有形的建築與無形的文化在人們錯綜複雜的記憶中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這就是城市的記憶，它是一座城市的底蘊，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一個城市發展的靈魂。

城市的形成與發展，無疑是一個不斷沉澱與積累的過程。每座城市都是一個生命體，每座城市都具有自己獨特的靈魂，城市的靈魂就是老建築所展現的城市精神品質，它凝聚了城市的文化傳承、地域滋養，魅力獨具和多元共生。

著名城市規劃師沙裡寧曾經說過：「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麼。」

之所以沙裡寧會這樣說，是因為每座城市都需要有自己的記憶，這既是一種文化生活的沉澱與累積，更是歷史的考量和見證。它承載著一座城市的文化，也記錄著一個地區的文明，並因此成為該地域乃至於全人類共有的一份寶貴財富，理應受到保護和傳承。正如雅各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所寫的那樣：「老建築對於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沒有它們，街道和地區的發展就會失去活力。」

這也就是在說，沒有了記憶的城市將無法更好地發展自身，甚至只能在歲月的長河中被逐漸遺忘，直至消失不見。

就時下而言，保存和傳承城市記憶有它重大的現實意義。「一個城市的形象取決於人們對它的歷史記憶」，這已經成為方方面面人們的共識。城市記憶的傳承無疑是一種文化的接續，它延續著一個城市的歷史，播撒著建構城市內蘊的人文精神。毫不誇張地說，城市記憶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縱向地記憶著城市的史脈，橫向地展示著城市寬廣深厚的閱歷，並在這縱橫之間交織出每個城市獨有的個性。擁有深厚記憶的城市往往也是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城市記憶是城市最直觀、最形象、最真實的標注。可以起到明顯提升城市品牌效應的作用，是城市吸引力能否得以彰顯的關鍵。

對澳門來說，正如我們日常所言，逢人逢事必提「澳門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這的確是澳門的特色，這些特色不僅僅是大三巴、葡撻等極個別的具體事物所能代表的，而是散落在整個城市的各個角落，存在於所有市民日常生活的細節當中。古老的建築、破舊的廠房、傳統的風俗、獨到的美食等等都承載著從過往到現在澳門這個所謂「中西結合」特色的形成過程，也就是澳門的城市記憶。但是現在隨著澳門從「小漁村」向「國際大都市」邁進，澳門的這些城市記憶正在被邊緣化和消失。舊區具有獨特價值的老建築年久失修而坍塌；過往代表澳門工業發展的熱熱鬧鬧的工廠逐漸被人遺忘，靜悄悄如同鬼屋；龍記酒家、灶記咖啡等知名老字型大小因為不適應現代商業社會或者被城市規劃發展而擠走，連同市民和城市的記憶都被歸入歷史的角落。就連最為重要的世界歷史文化遺產——老城區也在逐漸受到現代化高樓大廈的圍堵。不可否認，澳門的變化是進步，但也是正在隨著城市記憶的消失而變得如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城市一樣，有的將只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緊張的商業氣息和浮躁的社會氛圍。五光十色、聲色犬馬之下傳統小漁村的寧靜與祥和已經離澳門越來越遠，代表過往記憶的事物也在不斷小時和被人遺忘。

同樣的，我們一再宣導要保護城市的記憶，絕不僅僅因為它是一種所謂的旅遊資源，或是什麼常規性的「風貌景觀」，而是要見證城市生命從無到有不斷成長的歷程，使其獨特的地域氣質與豐富的人文情感可觸、可感。這顯然不是為了滿足某個人或是某個群體的懷舊情緒，更不是留下幾座孤立的「風貌建築」，卻把許多極其珍貴的街區成片成片地抹去。這樣的「保護」，留下來的恐怕只是殘缺的記憶碎片。

城市的發展是必然趨勢，但不能以割裂歷史為代價，對於記載城市歷史城市文化的歷史建築更不能說拆就拆。關於這一點，馮驥才先生在《當代知識份子文化良心錄》裡有過專門的論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巨變之後，從俄羅斯到東歐諸國都進入了經濟開放和開發的時代，但是他們並沒有急於改天換地，沒有推倒老屋和鏟去古街，沒有吵著喊著‘讓城市亮起來’；相反，他們精心對待這些年久失修、幾乎被忘卻的歷史遺存，一點點把它們從歲月的塵埃裡整理出來。聯想到前兩年在柏林，我參觀過一個專事修復原東德地區歷史街區的組織，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單是這名字就包含著一種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無上的虔敬。於是，從聖彼德堡到柏林、華沙、布拉格和卡洛維發利，都重新煥發了歷史文化的光彩，並成為當今世界與巴黎、倫敦、威尼斯一樣重要的文化名城……在從布拉格回到維也納的路上，我暗自神傷，彷徨不已，因為我想到了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古城正在迅速地變新城！」

在發展中保留城市記憶

當然，城市的發展個變革是好的，也是必須的，否則整個城市將會被邊緣化和被拋棄。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城市發展與城市記憶保留之間取得平衡。

首先，我們要盤點城市記憶，從自身獨特的文化、發展歷程出發，找到承載和反應這些特質的事物。其次，我們要將這些事物與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結合起來，既要保證城市記憶不在城市發展中被消滅，也要讓城市記憶的保留不阻礙城市的發展。這就需要再規劃上，為有時代特色的建築、雕塑等城市個體穿上保護的外衣，並長期保育下去，將需要新建築另行安置，實在有衝突不得不進行拆遷時也要儘量將承載城市記憶的物件再行安置，並非棄之不顧。而如此龍記酒家、灶記咖啡之類的老字型大小則更不應任之消失，應當通過適當的援助和安置措施，使之繼續保留下去。其他風俗文化層面的城市記憶，則應該繼續通過研究、更新、宣導，賦予其新的的時代精神，使其繼續在城市中存在，延續澳門的城市集體記憶。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城市記憶往往具有獨特而無法取代的價值，只有經過適合的運作，讓其價值發揮出來，才能起到更好的保留和保護，進而促進城市的不斷發展，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此外，還需要強調一點。城市記憶的作用在於能夠對城市文脈進行延續、對城市歷史進行傳承，同時增強城市居民的認同感與社會凝聚力，實現對場所的精神重塑。城市的發展具有延續性特徵，只有城市具有記憶才能夠擁有延續的歷史，通過城市記憶的作用，城市的社會文化與物質結構在其發展規律的制約下發生演變，進而表現出具有自身特點的城市風貌與形象。城市歷史文化的割裂與城市記憶的中斷都是當代城市特色喪失、場所感缺乏的原因。實際上，在城市記憶的推動下，城市居民對地域文化的共同意識、對歷史的欲求都會使居民的凝聚力增強，如建國初期大量旅外華人回國，並為國家效力，在戰後的重建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喚起人們愛國熱情的同時增強了民族認同感，並促進了社會的繁榮穩定。城市記憶在為城市不斷加入時間價值與人的意識中，讓城市獲得了歷史與文化的深層含義，為城市構成了文化與靈魂，而在記憶功能消退時，人主觀意識與外部環境之間也就失去了互動聯繫，而這樣的城市便只能被稱作使用空間，而不是場所了。

開展「城市記憶工程」

「城市記憶工程」是一項旨在搶救並保存城市發展歷程中的各種文化載體的檔案工作。在內地，伴隨著我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城市「失憶」現象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

「城市記憶工程」的提出，緣于中國文聯副主席、當代著名作家和畫家馮驥才為「搶救天津老街」而發起的「歷史文化考察與保護」活動。2002年，青島市率先提出「城市記憶工程」，在其示範效應的推動下，武漢、廣州、上海、大連等地也相繼推出「城市記憶工程」專案。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開展「城市記憶工程」的城市已有十幾個大中小城市，而且，不斷有新的地區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這一活動正呈現逐層推進的良好發展勢頭，「由自發走向自覺」，不斷豐富和發展「城市記憶工程」的內涵，為完整地記錄和追尋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作出自己的努力。

其實，在本澳零九年就有學者指出，為提升澳門的文化名城形象，向世界提供澳門文化訊息，有必要開展「澳門記憶工程」項目，建立一個容納城市整體記憶的巨型網絡庫，將澳門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珍貴的、值得保留的、可公開的資料有序地儲存，如歷史文獻、人文內涵、建築文物、名人書畫、澳門研究等，採用文字、錄音影像、圖片及地圖等方式儲存或展示，組成一套完整的記憶系統，方便留存後世。亦有本地學者建言當下人們可把見證歷史與時代的人與事，透過網誌或圖像、影音等形式整合儲存下來，讓後人更好瞭解特定時期的澳門生活史。遺憾的是，相關建議並未引起廣泛關注。

不過，現在也有政府部門陸續開展類似的工作，比如早前因應近年本澳經濟轉型，本澳部分歷史悠久的店舖相繼結業，民政總署為保存具歷史價值的物件及深化本土歷史研究，開展以「新馬路及鄰近街區」為主題的藏品徵集活動，得到二十三家老店及熱心人士支持，收集到的新馬路及鄰近街區老店物品有三百多件，包括店號牌匾、金行天秤、餅家商號的招紙、紙盒、吊飾印模、餅模、租單等。部分物品在民署轄下的紀念孫中山公園黃營均圖書館、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館、黑沙環公園黃營均圖書館、何賢公園圖書館、下環圖書館及氹仔黃營均圖書館展出，讓居民先睹為快。民署亦表示，繼是次徵集，同時開展一系列街道歷史文化研究和推廣活動，包括「澳門舊街往事」研究項目、街道攝影比賽、建設文化步道等，持續宣傳和推廣澳門的街道文化。可以說，民署的安排較內地城市單純檔案形式的「城市記憶工程」更進一步，不僅注重保存，還加入研究和推廣環節，使得城市記憶有可能具有新的生命力，可以重新出現在城市生活當中。但這種單個主題的徵集和研究並不能完全涵蓋澳門所有的城市記憶，當局還是有必要進行系統而整體性保留和研究、推廣澳門城市記憶的工程。